在台湾的台独分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日本右派则称中国为“支那”，据本文作者考据，在历史上，像日本、越南和朝鲜，却都曾经僭称中国、华夏，并以此为荣。
据报道，李登辉近日对日本媒体自承心脏三条大血管都被塞住，世上只有一位日本医生专治此病，所以迫切需要赴日医病云云。这位老皇民为了访日，千方百计，除了吹捧日本的医疗水准，甚至不惜公开原先保密唯恐不周的健康状况，台湾某主要报纸为此发表专评，称李登辉为“资深哈日族”，谓他对日本的感情，“举世想必再找不到第二个”，可谓一针见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此可以理解许多心仪旧日“大东亚共荣”盛况的台独人士，为何对“中华”、“中国”、“中国人”等词汇如此厌恶，甚至咒骂台湾人之外的中国人为“中国猪”。可是这些大小“哈日族”绝不知道，他们念念不忘的“大和帝国”旧主，却曾经长期以自称“中国”和“华夏”为荣，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
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这里藤原广嗣是第一个白纸黑字公开宣扬“日本即中国”的日本人。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文献足征。以《续日本纪》举例，卷一：“通中国于是始矣”；卷四：“华夏载伫”；卷九：“是以圣王立制，亦务实边者，盖以安中国也”；卷37：“蛮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自干戈，何除民害”；卷40：“陆奥国言：志同内民，风仰华土”，等等。这里的“中国”、“华夏”、“华”等名，均为日本自称。
其他又如《集令解》卷28：“天子，祭祀所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陛下，上表所称。”《日本后纪》卷21：“其虾夷者，依请须移配中国，唯俘囚者，思量便宜，安置当土”，等等，都是日本僭称中国的例子。再看《集令解》卷四：“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竟然将真正的中国人，列入“夷狄”，令人啼笑皆非。
僭称中国蔚为风尚
日本僭称中国、华夏，绝非只是奈良、平安年代的一时风尚。从8世纪到19世纪，日本僭称中国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幕府后期，藤田东湖高唱：“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以日本为神州，中国为西土。山鹿素行更明言：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他所著《中朝事实》说：“人有华夷，……四夷不远千里之险，万倾之渺，归仰投化，……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山鹿说的“华”、“中华”、“中朝”等等，都指日本。
《中朝事实》是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据说日主裕仁特别着迷。
甚至到了大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主仍下令国史局总裁：“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日主所谓“华”，显然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的中国，而是日本自己。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大举提倡“脱亚入欧”，其御用文人不再僭称“中华”，而以蔑视中国取乐，称之为支那。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公私文件书刊不敢再称支那，改称中国至今。但诸如彭明敏、石原慎太郎等二战翻案运动领袖则仍然坚持用“支那”一词。
中土之外自称中华的国度不止日本，越南是另外一个例子。安南历朝政权自称“中华”、“中国”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例如陈朝兴隆八年（1300），英宗传檄诸将：“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大抵是安南僭称中国之始。
但是越南立国，基本上是趁唐末五代十国混乱之机，以边藩自立，大量上层人士来自中国内地，所以长期具有“南北朝”的心态，以现代语讲，就是持“两个中国”态度。《大越史记本纪陈纪陈艺宗》：“帝尝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就是明证。在这种心态下，甚至有时会自居正统，例如《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一》载1427年黎朝太祖谕天下曰：“贼在中国，民犹未定，于汝安乎？昔胡氏无道，贼因此而夺我国家”云云，明白表示自己是“中国”，而大明则是“贼”。
越南自居为“中国”
但是正如日本北朝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之后，接受大明成祖文皇帝册封，奉永乐正朔，向大明称臣纳贡，越南也不得不面对政治现实，到明朝宣德年间，受大明册封，称中土为“中国”、“华”，自居夷狄。黎太祖上大明宣宗的谢表即称颂：“陛下圣神文武，兴灭继绝，……用辑宁于夷夏，大溥乾坤之量，广覃雨露之恩，轸臣荒服之氓，置之不问，赦臣丘山之罪，咸与维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怀远人而安中国。”一清二楚。
然而，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直至整个东南亚，则始终自居为“中国”和“华”，称他国为夷狄。例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颁布征盘蛮诏：“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同年征哀牢诏：“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等等。1517年，莫登庸上表黎昭宗：“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这里“中夏”清楚指的是大越，不是大明。
到了19世纪，安南阮朝世祖靠法国援助方得复国，但仍自视为“中国”，别人为“夷”，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云云。这里“中国”和“夏”就是越南，不是大清。越南并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改土归流”、“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西贡等等，都是例子。
他国坚持自称中华的理由，由朝鲜的例子便看得很清楚。朝鲜也是以“中华”自居的国度，李朝《成宗实录》：“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正为明证。但是与日本和越南不同，朝鲜朝野对这一自我认同，向来不忌讳详细解释。
朝鲜李朝徐居正作《东国通鉴》，自称《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943年，高丽太祖临终，以《训要》十条授朴述熙，其第四条明确规定：“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高丽仁宗下诏，要求国民“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李朝世宗时，崔万里等上疏，说“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李朝《宣祖实录》：“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实在不胜枚举。朝鲜自居“小中华”的缘故，再是清楚不过。
上述各种实例，充分显示了在东亚的传统历史上，“中国”、“中华”、“华夏”等名称的巨大政治文化感召力量。而且这种感召力，决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那样得自武力征服或军事讹诈。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将向其传统政治结构回归。东亚各国自称“中华”的历史，此时此刻，更值得人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