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本书的作者，并不相识，更没有相似之处。我迄今为止，连鸡都从未杀过，而他，在1967年12月5日，率领武汉红旗中学的一群学生，夜闯两户人家，当着其家人的面，将两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以行刑方式枪杀。他不只是参与谋杀。扣动扳机的，正是作者本人。
经过了类似于民主程序的开会、决议、表决后，列入“必杀令”的，本来有4名外校中学生。后来，由于多种因素，另外两人逃过一死。
在被拘禁9年之后，1976年7月31日，李乾被正式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为是“革命小将”，虽身负两条鲜活人命，李乾并没有被判极刑。可是，在毛已死、王、张、江、姚已囚之后，仅仅因为在日记中吐露怨言的江西女工李九莲，以及在街头贴过几张反对“四人帮”标语的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却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后者请参阅鄂华报告文学《又为斯民哭健儿》，《鄂华写实文学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
李乾1985年出狱，时年36岁，正值人生壮年。他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使得他能够开设一家汽修厂，过上或许殷实的生活。而被他亲手杀害的两名武汉中学生，尸骨已朽，两个家庭的创痛永无止时。
当我收到纽约柯捷出版社寄赠的这本长达37万字的回忆录时，我连着两个夜晚，读到凌晨两、三点。吸引我的，并不是它有高妙的写作技巧，华美的文辞，而是从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那种强烈的反省、思索力量。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文革”北京死难教师第一人卞仲云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迄今无一人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参与过打人这一背景对照下，本书的作者，公开用纪实作品的方式，将自己杀人的前前后后，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刊行于世，以昭天下，以谢国人，以戒子孙。这种赎罪和忏悔，自有超乎寻常的大勇气在。仅此一点，我就必须向这位年长于我的同乡表示敬意，虽然，从情感上讲，我永远也不会试图和一个杀害过两个无辜青年的人成为朋友。
这本书只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真实、但却是被疯狂与愚昧的暴力时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心灵样本。它只有18岁，青春来临，爱情在望，纯洁得只想立刻为革命而死。可是，当得知相邻学校的几个人，是“流氓”和“坏蛋”之后，立刻想到的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处决，而且，是以最血腥的方式，当着其母亲的面行刑。在处决第一个受害者时，李乾等一伙，还开枪将死者的母亲和姐姐打伤，致其终身残疾。最令人发指的是，行凶后，他们撤退途中，李乾听后面赶来的同伙汇报，说目标孔威还活着，李乾竟然返回现场，对被害人补开三枪，使其身中11枪而死。
是谁，在他心里，种下了如此疯狂、残忍的仇恨种子？
我们从小接受“革命”的狼奶哺育，在暴力至上、枪杆万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此刻，“革命”回归其最原本的语义：取人性命。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的禾场上，看电影《红孩子》。当镜头中的几个小孩子，拿着红樱枪，将一位站岗的“白狗子”(政府军士兵，不外乎是某村某庄当兵吃粮的壮户汉子)诱到山崖边杀死时，我对暴力革命的教育灌输，就产生了最初的、朦胧的怀疑和厌恶：电影为什么要宣扬、鼓励孩子们杀人？难道不杀人，就无法将一个国家建设好吗？
书中实录了若干封作者的申诉书、家信。在被判刑后，作者写给自己父母的家信中，仍然充满了不堪卒读的极左毛氏语言，在毛去世后，作者更出乎真情地，写下了一首《七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被囚9年之后，作者血液里的极权制度的毒素，竟然还丝毫未减。
值得庆幸的是，从来就喜欢“杀无赦”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对这个残暴杀人的革命者，未处极刑，从而给他提供了一个缓慢地、不无痛苦地否定、审视自己并获得再生的机会。漫长的刑期、对食物的极度渴望，监狱里的人性黑暗、陪伴死囚度过最后几天的特殊任务，这些磨难和痛苦，使得作者不仅对当初杀人动机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否决，而且，在艰苦的独立思索过程中，泯灭了的人性中的良善、仁厚、人道、慈悲等高尚情怀，渐渐地得到恢复。将自己血液中深深浸淫的暴戾、嗜血毒素(这是极左的、极权的社会制度的第一要征)，漫漫透析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所有的中毒者，都能达到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彻底唾弃从前旧我这一境界的，而本书的作者，无疑做到了。
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时常可以见到独立思索的价值和力量。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彻底抛弃对刑事罪犯“从重从快”的所谓“严打”。而早在1983年，以草菅人命、践踏法律为特点的第一次“严打”运动展开后，枪毙大量轻微犯罪人员的录像片在监狱中放映(“严打”在王小帅的故事影片《青红》中有所涉及)，作者写到：“我无法认同在执政30多年后，还要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杀人，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与其说这是法律，不如说这是凌驾于人民意愿之上的‘长官意志’”；“以这样压倒一切的气势来处理关天的人命，会不会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后遗症？”(该书310页)。这些思索和怀疑，在信息闭塞的高墙之内产生，可以说相当难得。这是第一缕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微弱光芒。唯其微弱，尤为可贵。如若不信，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随便问一问自己身边的人：将“乱世用重典”的惯例，惯性运用到如今这样的“康、乾盛世”，很少有人不赞成。
虽然，这是一本沉痛的悲剧之书，但书中也不乏人间真情、人间温暖，特别是被捕时与朦胧相恋的女友的生离死别、出狱后与已成人妻、人母的女友的重逢时刻，还有，得到监狱管教干部的特许，10多年来第一次回家为母亲过生日的情景，都感人至深。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于那些以宽厚仁心对待囚徒、在不违背监规的情形下，对囚犯给予人道待遇的管教人员，以感恩的语言进行了描绘。这使作者的人性复归、复苏与复活，变得尤其真实、可信。
巧的是，写此短文前，我正好在网上，读到了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长文《狱中百日记》。文章实录了他1989年那场风波后，由于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主持的刊物上挂名，而被捕入狱的经过。在那篇文章中，高尔泰先生也写了几个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同时对这个学者也适当照顾的看守人员的形象。令我不解的是，文章开头描绘的情景：身为著名学者、教授的高尔泰先生，是在和妻子买菜回家，进入南京大学家属院时，被几名便衣人员强行抬起来，扔进一辆吉普车后抓走的。高尔泰并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名满学界的知识分子。他被剥夺了公开地、合法地、体面地被捕的权利，而是被以极具人格侮辱特点的绑架方式秘密抓走。读到这里，只有无言一叹。
写此短文时，网路上正膨胀着爱国酵母。抵制家乐福、抗议CNN，冲击武汉、合肥家乐福的抗议青年中，赫然见到了高高举起的毛泽东的画像。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中，是否有1967年12月5日一夜连杀两人的李乾？我想，一定有。所不同者，李乾怀里揣的，是手枪；而这些新一代“爱国者”怀里揣的，是手机。
铜钟警世，以戒来者。我希望他们能读一读被柯捷出版社列入“铜钟丛书”的这一本《迷失与求索》。但我也深知，在出版尚被列入意识形态管制重地的中国，他们不大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一本普通中国人的悔罪书。可堪庆幸的是，亲身经历过这50多年当代史的中国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李乾”，凭着非凡的道德勇气与毅力，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家庭悲欢。一部中国当代的断代史，就这样平铺直叙地记录下来，流传开去，惠及子孙、德泽中国。“礼失求诸野”，信史在民间，信矣乎？吾信也。
2008年4月23日，美国无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