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读近年出版的《袁世凯全传》，赞其新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又叹其不出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他将书中评袁之辞中“袁世凯”三字划掉再读，发现若代之以“蒋介石”，仍然贴切入微。

有一例如下：“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10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韵，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

唐氏认为，这种“可以互换”的现象，显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独裁的民族领袖原是一母所生。“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见《晚清七十年》第482页）

唐先生这样说，当然不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开脱，而是站在大跨度历史视野上，对历史人物行为逻辑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升斗小民都在做着独裁梦的地方，登上权力顶峰的人大行其独裁术，便不是什么反常事。

然而，如果单以“做梦”而论，我想不单中国人的梦是“登上权力巅峰时要唯我是从”，哪一个民族的人做起登极梦来，又会是“卧塌之侧且让他人酣睡”呢？如果真的有哪一个民族优秀到了人人都在做着这等“优秀梦”的程度，那么在那里民主自由便无须由制度来保证了，所谓“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也就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接受洛克、孟德斯鸠学说的民族，便无异于宣布自己是不优秀的种群。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一篇文章中，自省有着独裁的微量元素：“假如走累了，我希望正好在我累的时候有一张长椅，并且希望能叫过一个人来；我不仅希望在走累的地方有张长椅，同时也希望有杯茶或咖啡，并且刻不容缓，要立竿见影！”他在接受某个平易近人的“人民领袖”接见的返程路上，注意到沿途空空荡荡，没有一辆车，一个人，甚至一只鸡，从而为自己享受到的待遇不悦，而且从中见出独裁的证据。（见《伯尔文论》第177页）

评袁文字中的“袁世凯”三字尽可以中国近现代其他大老的名字替代，这或者可以说明传记不是很成功，对袁世凯的评论没有达到“精确得当”的水平。然而，若要在此使用姓名的替代法，仅仅只拿中国近现代的其他大老来替代，还是思路不太开阔，以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独裁者来替代，不也是“贴切入微”吗？中国古代的朱元璋，俄国近代的尼古拉一世，德国现代的希特勒，智利当代的皮诺切特，哪一个独裁者不同样能够改换时间地点以后，替换进上面那段评价袁世凯的文字之中呢？

袁世凯要“开历史倒车”，还是昭告天下的，而且表示要“洪宪”（弘扬宪法）。公然“窃国”，总比鼠窃狗偷要好，至少也便于人们去鸣鼓而攻之。蒋介石这路“只做不说”地搞独裁，乃至指着独裁说“这才是民主”的大老，命运就比袁世凯要好得多。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独裁者，人人都可以做做皇帝梦。然而做梦是一回事，去当皇帝是另一回事。古代只有帝王体制，自然别无出路。有了民主体制后，还要出现独裁帝王，虽然往往会被说成是特殊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使然，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文化如何、经济基础如何，却直至六七十年代还是独裁统治。尽管文化与经济原因乃是独裁最常用的自辩理由，但独裁的实现无不是靠着一整套制度去恐吓威逼。

“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唐德刚先生说是中国近代的独裁“次文化”，其实是一切独裁的次文化，不特为中国近代所具备，也见诸世界各国，而且不分古代、近代和现当代。

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