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完黄丽云博士的《龍神信仰的符码——龍・船・水與競渡》一书的电子版清样，我深为黄丽云博士扎实的治学精神、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已经取得的突出学术成果而感佩，亦为她的这部著作即将出版而由衷高兴。

黄丽云博士扎实的治学精神，我首先是从她的治学行动中感受到的。为收集龙舟竞渡的资料，黄丽云博士于2009年5月24日至29日专程由台湾来岳阳市作学术调研（同行的还有日本学者铃木洋平），主要是访问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屈原和龙舟文化的研究专家杨罗生教授。由于黄丽云博士是日本学界的朋友首先向我介绍、再由我联系杨罗生教授的，且我主编的《云梦学刊》设有“屈原研究”特色栏目，所以她在岳阳的几天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每次见面都主要是谈她的研究课题。她在岳阳期间，时间安排极紧，她除和杨罗生教授多次作学术交流、和中文系老师作一次学术座谈外，还到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岳阳市图书馆、新华书店等处查找、收集相关资料；后两天她又到汨罗观看龙舟赛（其间的5月28日是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汨罗举行了盛大的龙舟赛），并继续在汨罗收集资料。和别的旅游者带走土特产不同，黄丽云博士离开汨罗去长沙时是带走了两大袋有关龙舟竞渡的书籍资料。此后，我和黄丽云博士建立了一种很好的文友关系，一直保持着较多的电子邮件联系和不时的书信联系，因而大致了解她的龙舟竞渡研究情况和进展。她还寄来她的博士论文和多篇文稿（其中她一篇题为《龙舟文化等同政权符号》的论文就发表于《云梦学刊》2010年第4期），我也曾给她寄去《南湖藏书楼》、《云梦学刊》等书刊。2009年11月4日至13日，我应台湾孙文学会邀请赴台湾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11月13日上午，黄丽云博士来圆山大酒店为我送行，虽然时间很短，但还谈到她的研究课题，从中可以见出她对学术研究的沉潜和执着。

我觉得，黄丽云博士的这部《龍神信仰的符码》至少有如下突出特点。

首先是资料翔实，在充分实证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全书计七章，每一章都围

绕该章主题收集了全面而系统的资料，让资料自身说话、论理。如第三章“清代臺灣的端午競渡——清風俗絵巻・方志與書籍記録等的探討”，除其中的“前言”、“結論”两小节外，中间两小节的标题依次为“清代風俗圖卷等圖的競渡”、“清代文獻與方志・書籍記録的競渡”，这两小节所列举的详尽资料为“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又如第五章“《台湾日日新報》扒龍船記事——時代意義與社会価値”，更是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台湾日日新報》的标题、正文、图片等。

其次是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一种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上来研究具体问题。黄丽云博士的这部《龍神信仰的符码》主要是研究台湾的龙舟竞渡，但著者不是就事论事地研究，不是堆砌资料，而是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展开深入观察和细致分析。从纵向（历时性）的角度看，著者是将台湾龙舟竞渡放置在整个中国龙舟竞渡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台湾龙舟竞渡只是整个中国龙舟竞渡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从横向（共时性）的角度看，著者是将台湾龙舟竞渡放置在整个中国乃至一种世界的社会格局中来分析。我们来看其第一章 “龙舟文化等同政权符号——屈原崇拜与竞渡的国际比较”，该章就是在一种国际性的视野下对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竞渡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戦前後的台湾端午扒龍船研究”等也表现出广阔的国际性视野。

其三是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和观点。著者认为，早期，“自然法則下的原始龍神信仰與帝王開端的龍舟文化連成一体、於是龍舟開始成為政權的符号。‘政權’二字於上古時代早被意識為王權與水權的獲得。”“龍舟競渡象徴王權與水權的支配、其原理带來社會生活共同体的安定和維持社會秩序。這便是龍・船・水的象徴原理與實質社効。”黄丽云博士这种关于龙舟竞渡的总体性观点和命题不但是新颖的，而且具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深刻性。从局部看，可以说黄丽云博士这部著作每一章的“结论”（或称“结语”、“小结”等）部分都有著者独特的研究心得和看法。

2010年9月5日于岳阳市南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