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暴动已经发生了100年，也整整被评价了100年。
严格说来，“研究”历史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而“评价”历史本质上则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因此，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评价历史。一百年来对义和团评价的起伏，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所以，对义和团百年评价史这一“思想史”范畴内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对这一期间“社会史”考察的基础之上。
应该承认，如何评价“义和团”，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但中国社会对此敏感，西方社会也同样对此敏感。义和因暴动已经过去，但义和团暴动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即“义和团式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我们。这可能就是人们对义和团评价如此敏感的深层动因。究竟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积极地反抗帝国主义或经济发达国家对所谓“落后国家”的侵略？如何看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些可能就是义和团现象所提出来的同时又覆盖了百年中国而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未走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20世纪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将“西方因素”驱逐净尽后让中国社会倒回到鸦片战争之前的那种圣君贤相统治下的大一统的宗法村社共同体去，还是在引进“西方因素”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再振居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雄风？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在世界潮流面前闭关自守，还是顺应世界大势对外开放？在笔者看来，对义和团暴动的不同评价，事实上透露了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信息。当然，从这样的视角观察对义和团的评价，丝毫也不意味着对由于义和团自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评价差异的忽视。的确，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包含着如此多的相反的信息、相反的价值和互相冲突的目标。老实说，任何一个真诚的学者，面对义和团运动都会产生“价值”与“理性”的撕裂感，善与恶在这里是如此的纠结，其界限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使任何一个明察秋毫的人都有可能判断失误。但是，稍经考察即可发现，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所以，把对义和团评价的考察放在“社会史”、“思潮史”范围内比放在“学术史”范围内可能离真相更近。这样做当然也可能会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但笔者坚信，非如此不足以凸显历史的本质。
“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
在将对义和团的评价还原到所在时代的社会状况中去时，必须看到，对历史评价起直接制约作用的并非“社会状况”本身，而是在这种“社会状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亦即某种特定的语境，特定的精神气候。正是这种语境和气候，规定和控制着历史评价，尤其是规定和控制着对义和团的评价。
百年以来，我们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迁：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大体上可以看作曾经统治过舆论的语境变迁史。看得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义和团的面貌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反传统”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为一种“落后”的象征；[1]而“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为一种“进步”的象征；[1]五六十年代“反西方”冷战语境，实际上是这种救亡语境的继续。
“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形成，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若干年才被打破。如上所述，这种语境下的义和团运动，依然是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在给1949年到1979年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分期时，时贤多把这一时期划为“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主要根据是，“文革” 10年尽管没有“史学”可言，但对义和团运动而言，却有戚本禹的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这篇文章构成义和团研究史上的一大事件。笔者认为，戚氏此文，除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之外，并未创造什么。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推向极端而已；他与“文革”前的众多研究者持有共同的基本假定：革命优于、重于改良；农民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富有革命性因而更先进；西方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不同之点仅仅在于，戚本禹把这些前提、尤其把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结论纳入到“文革”的总意图之中。但看得出来，“文革”中与“文革”前，人们据以评价义和团的基本语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从对义和团的总体评价上来说，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1949年10月之后，最先对义和团运动作出评价从而为未来的义和团评价确定了基调的是翦伯赞。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是对义和团运动发生50周年的最好纪念。这套书不但因提供了此后研究义和团的基本资料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还因对义和团研究在当时看来准确的定位而为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所遵循。翦伯赞在此书“序言”中说：
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意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资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学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50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2]
这种对既往“血账”特别是对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血账”的清算，在翦氏看来，“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2]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是今天的警钟，把对义和团的研究看作是清算历史血账，历史回顾就这样被纳入到现实的创造中去。“义和团”在这时变成了反对“西方”、特别是反对美国的象征。当然，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最初给这一研究确定上述基调的是胡绳、范文澜和华岗。他们分别在1949年前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承接了他们的论旨，并把这种论旨进一步与50年代初的精神气候吻合起来。
5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惯性运动中，高涨激昂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刺激而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对新中国的冷漠、敌视与封锁，促使中国“一边倒”，这时笼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反西方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当然把几乎所有的西方因素、包括所谓的“先进生产方式”，都等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屠杀，而只能一齐予以拒绝。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下，义和团当然被当作现实中“反帝”的榜样、先驱来对待了。所以，这时的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2]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表述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3]刘大年当时则称义和团为“人民反帝运动”[4](P19)。另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而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5]还有的读者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深刻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5]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此前不断发生的“教案”，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教冲突。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构成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一个侧面，而冷战语境中的传教士形象只能是罪恶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1952年的一篇文章在“外国传教士的罪恶”目下首先指出，西方强盗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方式可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起初是传教士，然后为商人，最后便是军舰大炮。然后断定：“传教士，不仅是侵略者强盗的先锋，他们还以假仁假义的面孔，而且作为侵略强盗们的头等侦探，实际执行侵略强盗们的侵略政策，尽量发挥商品和军舰、大炮的效能。三者是有机联系与互相配合的……他们的罪行是数不完的。”[7]所以义和团的“仇教”、“灭洋”是无可非议的。
进一步地或者说彻底地把对义和团的评价与研究纳入到冷战语境中去，是60年代的事情。1960年8月25至28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首次义和团讨论会及其会议论文集，可以让后人充分领略“反帝反西方”的精神气候和时代氛围是如何左右对义和团的评价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选自这次会议。从这册20多万字的《论文集》看来，此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纪念”性质的会议，甚少“学术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置入冷战语境中予以观察与衡估的结果。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这次会议的主旨；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时，除了历数他们镇压义和团的罪恶外，还主要控诉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奠基在我们当时对世界大势的特定感受与观察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基本假定和未来预期上：“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做坏事，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8](P28)后来对义和团评价甚低的黎澍，当年也在这次会议上，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为题发表讲话，主要痛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预言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一定也很快会灭亡。[8](P5-11)除黎澍外，还有两篇文章专门揭露美国镇压义和团和其他侵华罪行：一篇是《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另一篇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8]在这种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想像。
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这次会议对义和团评价的主要变化，是在分寸上已基本上没有保留和限制了。譬如，翦伯赞当年在承认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并未忘记强调这次斗争“是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的”斗争；在肯定义和团是“农民战争”和“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们带有“自发”的性质；另有文章在指出义和团是“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的同时，并未忘记指出它还有“反机器生产”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特点。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作出义和团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判断。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对义和团全面认同之声。黎澍说：“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8](P5)在“反传统”的启蒙语境下，义和团的形象是蒙昧的。现在，刘大年则认为，义和团“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么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8](P12-13)在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3]。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8](P35)“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义和团是一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贫苦农民占极大多数”。[8](P77.79)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事实认知而是价值判断了，这已经不是在“评价”历史，而是在“歌颂”历史了。如果说，“评价”历史已经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那么，“歌颂”历史严格说来已经与学术研究无关了。但这种对义和团的没有限制与保留的“歌颂”却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在“文革”初期成本禹那里登峰造极。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重大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地放肆地利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此后的“评法批儒”和“评《水浒》批来江”，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使放在“文革”阶段，《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盗用“历史”方面也是格外刺目的。
前面说过，在高度评价、歌颂义和团方面，戚本禹并未创造什么。事实的确如此。戚氏此文说：“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9]这里的评价，老实说，并未与义和团60周年纪念会上的评价与歌颂有什么两样。区别只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更加突出了“应西方”的基调。如把通常所谓的“笼统排外主义”举动一律奉为“反帝爱国”的义举。“杀洋人”、“砍洋头”、“杀洋鬼子”、“禁止洋货”等，以及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等行动，均被看作可无保留加以歌颂的“革命行动”。这在以往通常是被淡化处理的。2.可能是第一次把义和团与戊戌变法作了正面对比，从而全面肯定前者而彻底否定后者。3.把对历史的评价公开引入到中共党内斗争中来，从而因对历史上西方取向式的改革的不同态度而生发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说。上面三点，实际上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抗拒。
对海通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方”实在是一个有着太多根本对立内涵的概念。在多数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野蛮的侵略、征服与屠杀；在另外的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的时候，人们又从“西方”中看到了“现代化”、“政治民主”、“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等内容。当然，也有的时候，人们认为“西方”中并无矛盾的内容，因为“现代化”、“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可以与野蛮的侵略、疯狂的屠杀划上等号。当人们把“西方”、“洋人”、“传教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锅煮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可能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这正是戚本禹的逻辑。有人曾经觉得奇怪：对《清宫秘史》的不同评价，怎么会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问题扯到一块。其实，对戚本禹而言，这非常自然。《清宫秘史》既然倾向和同情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则必然首先要遵守人家的所谓“规则”，其中当然包括要遵守列强们所制订的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如保护“洋人”及其所谓的在华利益等。这在欣赏“闭关锁国”政策的戚本禹等人看来，光绪皇帝怎能不是“卖国主义”呢？义和团运动又怎能不高于戊戌维新呢？
通过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谴责，戚本禹此文实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把光绪皇帝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连接起来，把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对立起来，把当年“灭洋”的举动与今天红卫兵的造反等同起来。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藩篱，就这样被全部撤除。在当时那种彻底与“西方”（侵华的“八国联军”是当时“西方”在造反青年中的主要形象）决裂的背景下，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发生实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既然“敌人（西方）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还有什么必要与“西方”打交道，还有什么必要在国策上不往“东”走而向“西”去呢？假如说，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义和团”式拒绝具有足够的历史理由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中国执意不愿“睁眼看世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蒙昧！这种蒙昧既然通过对义和团的歌颂与认同表现出来，当时过境迁之后再通过对义和团的重新评价来打破这种“蒙昧”，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
“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
现在看来，在1949年后50年间义和团研究史上掀起过波澜的文章仅有三篇：一篇就是刚刚评述过的戚本禹的文章，另外两篇则是左步青、章鸣九的《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从某种角度看，左文与王文一起，可以说开辟了义和团评价史上的“新时期”。在估价这两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和所代表的趋向时，必须联系“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背景，尤其是必须联系黎澍当时的一些思想主张，因为此两文都明显是在黎澍有关见解的指导下成稿的。
在笔者看来，“文革”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在中国的集中反映，发动“文革”的总指向，是用农业文明来抗拒和抵制工业文明，“文革”的失败所具有的一个可能意义是，它意味着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形态在世界工业文明大势面前的最终落幕。所以，“文革”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史事件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绵延不绝的独特的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终于开始认同并汇入世界潮流之中了。具体到中国，可以看出，1949年后的主导性社会思潮是“反资本主义”——逐步清除近代以来积淀起来的“西方因素”（在这里“反西方”与“反资本主义”是互为表里的），“文革”不过是把这一思潮推向极端而已。“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能成为一项可以把国家主席置于死地的罪名？端在于“反资本主义”已成为控制、制导我们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成为一种被全民认可了的判断尺度，成为一顶绝大的政治帽子，成为一种话语暴力。但“文革”结束之初，人们发现，“反资本主义”的结果却导致向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也即所谓“封建主义”的复归，林彪、“四人帮”对社会的统治被看作是黑暗的“封建复辟”。于是，对“文革”的否定很快就变成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对近代化工业化的追求，对“西方”、“西化”的重新认识。这一切汇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反封建主义”。在这股新的带有“霸权”意味的思潮影响下，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有一种与“文革”对着干的特征。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看做是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
戊戌维新高于、优于义和团，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高于、优于任何农民运动农民革命，是1980年前后很有影响力、比较流行的一种见解。这种见解认为：
义和团是农民的自发斗争，一开始就使用了暴力手段，矛头对着外国侵略者，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但是，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戊戌维新与义和团不可同日而语，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戊戌维新尽管由于本身的弱点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最后归于失败，然而它在中国却起了启蒙运动的除旧布新的作用，社会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注：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再思集》，第1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与黎澍持相同见解的文章这时还有：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陈旭麓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问题》（1980年1月8日《光明日报》）。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在那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种见解的导引下，与“文革”中人们千方百计地压低戊戌维新运动、抬高义和团运动地位的情形不同，千方百计地为戊戌维新说好话、为义和团运动指缺点。可以说，这是1980年前后总的观点倾向。
这时的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普遍较低，主因在于引入了新的评价参照。对19世纪末叶的中国来说，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惟一的选择，对该时代一切历史是非的认定，都应放在这个时空坐标之内，是1980年前后人们持以估量义和团功过的基本尺度。因此，有的文章说：戊戌维新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而“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更重要的是，“义和团作为自发的爱国的农民运动，恰恰由于它的农民的保守性与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控制，而最终以悲剧的结局断送了它的正义的反帝壮举。义和团运动确实未能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而且，义和团运动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运动”、“革命高潮”，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埋葬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而不能由农民运动来完成”。[10]
“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的义和团的形象，最后由王致中的文章绘制完成。《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在这时是一篇备受瞩目也备受非议的文章。它与“文革”中戚本禹的文章恰好站在两个极端上。《蒙昧》认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此文纵论这种“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对封建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这“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因此，义和团“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义和团诚然反光绪、反贪官，但并不“反封建”。而且，就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是封建主义框架内的一种现象。义和团诚然被“利用”，但正是由于它的落后与蒙昧，“才有可能被利用”。最后，“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11]
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与“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一样，都是社会学意义上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均非上或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新启蒙语境中的这些义和团论文，也与戚本禹的文章一样，实际上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清算，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现象的间接批判，正如《蒙昧》一文的作者所言：指责义和团的“封建建蒙昧”，“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的青年于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错误”而已。因此，上述见解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大于科学意义，思想史上的意义当然大于学术史上的意义，启蒙的意义当然大于建设的意义。
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这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争论是围绕着上述文章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展开的：义和团与清廷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义和团的仇教灭洋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举动？前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具体化为“义和团是反封建还是受封建主义蒙蔽”？后一个问题在讨论中也具体化为“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实质是反帝爱国还是排外主义”？学者们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而且主要是肯定性意见，特别是对《蒙昧》一文所持的见解展开了反击（注：参见1980年，1981年的有关义和团论文与“座谈纪要”及相关综述、报道。）。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到1981年后还得到进一步强化，“蒙昧主义”说甚至被目为史学领域里的“政治问题”。这当然与这一时期的“乍寒乍暖”的精神气候有关。应该说，这并非“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如同上述，这一时期的关于义和团、尤其是针对戚本禹的义和团文章，并非纯粹的学术文章，其中的观点也并非纯粹的学术见解。所以，批评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问题也就不应视为故意“上纲上线”。应该看到， 1980年前后的若干年，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再作选择的重新走向之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虽然已经提出，重新打量、对待西方的进程虽然已经启动，但强大的历史惯性运动不是一下子就能终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尤其如此。在这个层面上，究竟主要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人们还在犹豫不决。“反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能不肯定灭洋的义和团，“反封建主义”，不能不否定“扶清”的义和团。这时的“乍寒乍暖”，正是这种犹豫不决的表征。肯定或否定义和团的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基于研究者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假设之上的。不难看出，对义和团的评价与对近代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密不可分。而所谓“线索问题”说到底是研究者的一种价值预设。按照“三大高潮”说，义和团的地位甚高；按照“四个阶梯”说，义和团的地位很低，甚至没有地位可言。对义和团的估价与定位，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趋向的判断为前提，这种判断又以研究者对自身所在的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和感受为前提。所以，说到底，上边所提出的那两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仍是意识形态命题而非纯粹的学术命题。实际上，环绕义和团的性质、地位与评价所展开的争论，大部分只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围绕着对义和团的评价所展开的论争，在1980年11月于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达到顶峰。其结果，则是“反封建”新启蒙语境的迅速终结和“冷战话语”的强烈反弹。据《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0年12月）所载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11篇，其中，“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32篇”，“义和团性质方面的5篇”（为义和固定性与评价义和团完全是一回事），可以推知，在这37篇文章中，肯定各种评价意见都有。但后来结集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却只收入了对《蒙昧》一文持批评态度一方的文章。[12]尤令人回味的是，黎澍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以《中西文化问题》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但他的这个发言却受到了冷遇：不仅《专辑》未予选登，在《讨论文集》上也不见踪影。个中缘由，黎澍后来作了交代：“本文是我1980年11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据说在当时与会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映。什么样的强烈的反映？……大概是遭到强烈的反对了。反对什么？我判断可能是因为这个发言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使一些人误会为主张‘全盘西化’，感到难以接受。”[13]在一个讨论义和团的会议上为什么要大谈“中西文化问题”，而且犯忌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全局性主张？黎澍认为，他通过此文希望弄清楚的是：“近代中国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答案是：面临着一个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必须西学为体，否则不是现代化”，换句话说，现代化也就是“被迫欧化”。“欧化”，则“仿佛有点像是古人所谓‘用夷变夏’”。在这个价值坐标内，如何估计以“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篇发言稿在当时遭到抵制，长时期里难得面世，也就不难理解了。
义和团研究领域中新启蒙话语的忽起忽落、冷战语境的迅速反弹，进一步说明了下面两个基本事实的存在。尽管已经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门，尽管市场取向式的改革政策已经出台，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界，仍实在很难立即从对“西方”爱恨交织的情感矛盾中脱身出来。
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又体现为现代化，这两方面同样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与目标……当西方被定性为侵略者和剥削者（魔鬼般的西方）时，义和团对西方的反抗使中国的爱国者深感满足，并很容易被冠以赞美之词。然而，当西方被看成是现代生活的源泉（天使般的西方）时，义和团那种……毁坏西方电报电话设施、铁路和汽轮船的行为，则往往成为造成严重困境的缘由而遭到严厉的谴责……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学很难对义和团有一致的看法，也无法确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而且，这并非是一个可能会瞬时即逝的问题。[1]
这是其一。其二，“反帝爱国”，尽管是在救亡语境、冷战语境中对义和团所作的定位，但这一定位也的确包含着不受这一语境制约的真实的历史内容。换句话说，尽管是出于发泄对“西方”的不满与怨恨，义和团运动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象征，但把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概括为“反帝爱国”，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依据的。这部分学术依据当然不会随着冷战语境的消失而消失。所以，当蔑视或轻忽这部分依据时，它可能就会反弹。不过，在坚信这一点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历史本身其实并不曾固有什么性质等待人们去发现。历史的性质实际上是后人赋予的，带有后设性。而且，每一种对性质的概括都是在对真相的偏离中形成的，但历史研究又不能没有这种概括——以把繁杂的历史简约化，所以，我们只能取那种偏离度最小的概括。也就是说，对历史性质的界定，应离这种历史的原生态越近越好。就义和团而言，人们最早把这一运动概括为“反洋教”，后又进一步概括为“反西方列强”，最后才形成“反帝国主义”的概括。显然，“反洋教”比“反帝”离历史的本相更近。“反洋教”既能为历史当事者所理解，又能为后人所悉知。而“反帝”，显然是后来者的语话，义和团的团民们肯定不知道“反帝”为何物。何况，“反帝”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反洋教”广泛得多，也复杂得多。这样，用“反帝”来定位义和团，可能反而会影响人们对义和团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把握。但不管怎么说，“反帝”说中毕竟内在地包含了“反洋教”这一真实的历史内容。当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一内容并试图将这一内容向“排外主义”偏转时，它受到纠正，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中的义和团
如果说1960年在济南召开的那次义和团纪念会议是冷战话语占主导地位，1980年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是冷战话语与新启蒙话语胶着对峙的话，那么，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讨论会，则是这一敏感的研究领域中学术语境已经占上风的标志。在《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学术气息是如此的稀薄，以致于使后人几乎一点也嗅不到，充斥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评价；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尽管科学之外的色彩仍十分浓厚——“评价”的内容构成此书的主体，但真正的学术探讨毕竟出现了，并构成这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而《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则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论文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内容仍然存在并列在此书的首位，但从篇幅上看，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强。仅就评价而论，无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倾向于批评，调门都大大降低。更重要是，“评价”本身的学术含量在大大加强，不可避免的、仅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被学术内容最大限度的稀释了。可以说，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直到20世纪末叶才开始受到理性冷静的对待，才真正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处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1990年的这次会议是整个80年代学术积累的结果。应该看到，在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线索的交错或冲突：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对义和团的利用与史家对义和团原始面目的学术认知。义和团研究中的这两种倾向在多数时期是相互排斥的。从1949年至70年代末期，社会政治把义和团作为象征性资源来开发汲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学术认知倾向虽然存在，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副产品、附属物而出现的；从80年代初开始，虽然义和团研究与评价仍笼罩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但学术认知的倾向显然在一步步强化，学术认知的成份在逐渐增大。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从20世纪20年代始至60年代达到顶峰的话，那么，1980年的那次会议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对义和团的“祛魅”进程。对义和团研究与评价来说，整个80年代是一个过渡与转型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为90年代认知倾向占主导地位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1990年的这次会议上和此后90年代的义和团史学界，人们在评价义和团时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视野放宽了，而且主要是把义和团置于学术视野之内。如同路遥先生所言，过去我们“往往惯于纯从‘反帝斗争’的视角”和“阶级斗争视角”去观察义和团，结果，往往导致“把奇幻诡异的历史画面简单化”，而无法揭露历史深处的隐秘。正确的做法是：“在考察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时……应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态、民俗传统、地域环境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等多层次、多视角去探幽。”[14]换句话说，应把义和团从过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平台上移置到现在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上去观察和评价。一旦这种“移置”完成，传统的义和团运动画面就会呈现出另外的面貌。这在1990年的义和团讨论会上即有初步的展示。这次会议共围绕着六个大的主题而展开研讨：义和团运动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成因；义和团运动与秘密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西方在华教会、教案；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治；义和团运动与世界。老实说，这些主题、尤其是若干前所未有的主题下的文章，给学界更深入、更精细、更恰切、更平实地从科学层面上估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意义提供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的历史画面。不过，在笔者看来，给传统历史画面以大面积敲击，可作为把义和团从意识形态迷雾中初步清洗出来并还原到事实基础上来的标志性成果的，可能是林华国先生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
此书在义和团评价史上出现的最重要意义，是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据以评估义和团的“立场”问题。长期以来，对义和团评价产生支配性影响的不外四种立场：正统立场、西方立场、民间立场（义和团立场，亦即通常说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或种族立场。立场不同，可能是造成义和团评价百年歧异的深层原因之一。但除了上述立场之外，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是否还应该分出另一只脚踏在另一种立场上，那就是学者立场；尽可能不站在历史当事者的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只问史实是非，不计学术之外的利害。我认为，《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已接近这一立场。这从它的许多结论性意见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些意见的特点，是从准确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譬如，在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中，清军与义和团各起了多大作用？多年流行的看法是，义和团起了主力作用，清军作用甚微。作者则在谈到抗击联军最烈的天津战役时指出：“在整个天津战役中，担任中方主力的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只是在最后时期……才担当起主力的任务。”[15](P130)阻截西摩尔军进京之役也同样如此：“在杀伤敌军方面，清军起了主要作用。”[15](P126)在谈到“庚子围攻使馆事件真相”时，作者说：“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而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5](P107)在谈到“清政府决定宣战的真正原因”时，作者说，人们通常认为，西太后一贯媚外卖国，绝不会有反侵略动机，除非危及到她个人的权位。作者认为：“这种看法实在把西太后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不能……认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反抗外国的侵略……她的卖国不能不有一定限度，而不可能是‘彻底’的。当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尚存的部分主权形成了过大的威胁，危及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时，她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反抗侵略的行动，直至下令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次下诏宣战正是这样。[15](P82)诸如此类的结论性意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而且皆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而发，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皆言之凿凿，证据充分。作者虽然没有对义和团的整体评价给出基本的结论，但却颠覆了已有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褒之者谓是义和团的“功绩”，贬义者谓是义和团的“蒙昧”，两者的前提是断定围攻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团。但作者却通过细密的考证后得出“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的结论，这对义和团评价来说，意义当然就非同小可了。
“反帝爱国”运动和“封建蒙昧主义”运动，是对义和团百年评价中的两种基本结论，尽管这两大结论本身尖锐对立。柯文教授在90年代的论著中，则对上述两大基本结论同时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上述两种基本评价实际上是追求不同社会趋向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自身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两种“神话”，不能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学术评价来看待。柯文认为：“被神话化的过去与被视为历史的过去是迥然不同的。”历史学家旨在忠实地还原并理解和解释过去，“而神话制造者们则对理解过去鲜有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用过去来满足今天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需求”。更何况“被神话化了的过去是不需要历史的准确与正确的”。[1]用“反帝爱国”与“封建迷信”来界定义和团的性质与意义，为什么有问题呢？柯文说：“由于这些词汇过于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那就损害了历史学家更为忠实地理解义和团经验所作的探索。将义和团的民间宗教信仰及实践界定为‘迷信’，那就意味着对这些信仰与实践采取一种基本敌视的态度，致使要对义和团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些信仰与实践及其在义和团的知识和感情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更深刻的评断，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同样的是将‘反帝爱国’的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义和团上面则使各色各样、错综复杂的动机极端简单化了，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这些动机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些动机则促使义和团在各种有影响力的起因果作用的因素中，帝国主义（不论其何等重要）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行动也不必定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促成的氛围中就其所为而行。”[1]在另一个场合，柯文又说：义和团“给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普通想像力带来了一系列极有影响也许有些相互矛盾的神话。在西方，义和团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被广泛地看作‘黄祸的化身’，‘义和团主义这一名词使人想像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的累象’。20世纪20年代初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往往抱有同样的看法，同时又补充上‘迷信’与‘落后’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外主义高潮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又开始将义和团再造进一个更具正面意义的神话之中，其中心是‘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品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把义和团看作反侵略英雄斗士的肯定性观点在大陆中国人（以及某些在美国的华裔）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柯文的结论是：“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了对过去的特定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解读中对过去的利用。”[16]
在百年中国为义和团运动所做出的许多基本结论中，也许只有“反帝爱国”带有最基本的性质。这是惟一一个50年来为各方各派所认可的一个定位，包括黎澍与王致中等对义和团持强烈批评态度者，也把这一定位当作前提来维护。现在，柯文把这种定位当作“神话”和“标签”来重新予以思考，他的这一思考将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实难预测。也许这是那些对这四个字背后所蕴含的强烈、屈辱的民族情感缺乏感同身受式体验的“西方”学者的偏见！但是，在这个“偏见”中却内在地具有对未来义和团评价、研究有意义的两点思考。首先，要求史家超越既有的评价和定位，在学术的层面上，把探讨的触角伸向历史的纵深处，还原出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柯文说，义和团研究要深入到“过去的创造者所经历过的过去”中，也就是要“探寻经历过义和团不同阶段的直接参与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多半是由于生存原因而加入其村庄义和团组织的中国青年农民、在起义高潮时期散居在被干旱焦灼着的华北平原上的不安的传教士、1900年初夏被困在战火蹂躏的天津城内的中国和外国居民——简言之，那些并不知道能否从各自的生死关头逃脱出来的个人，那些头脑中事先并没有整个‘事件’代码的个人，那些因之而只能以与历史学家追溯回读式建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他们经历的个人”。同时，还要“把1900年华北的整个经历分成某些剖面来进行考察——干旱、大众性降神附体、法术和女性禁忌、讹言与死亡”等，而且，要“投入感情，以发现普通人——义和团民、非团民的中国人、传教士——‘理解世界’的方式”。[16]总之，在柯文看来，义和团研究要回到学术中来，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来写作义和团的历史。
其次，若要实现“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写作义和团的历史”的要求，必须走出“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系统。否则，用“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去描述、反映义和团事件，可能会远离历史的真相。的确，像“反不反帝”、“排外与否”、“是否反封建”、“反帝反封建”、“封建主义”、“封建迷信”、“愚昧落后”、“蒙昧主义”、“近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文化”、“西化”等概念，均属“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特定的政治话语，在这种话语系统内部提出的一些命题如“义和团是否反封建”之类，大都是些意识形态命题，而非学术命题。用这套话语、在这套话语系统内部对义和团作出的定位，多是社会学方面的评价，而不是历史学方面的概括。其实，何止义和团研究领域如此，在历史研究的众多领域可能均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并没有自己的一套独立于政治社会的话语系统，这样，我们对包括义和团事件在内的众多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定位，充斥着社会政治方面的诉求，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这里，事实上再次提出了在“文革”后被反复讨论过但迄今仍未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今天的学术界而言，这可能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谈到对义和团的百年研究与评价时，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因为从上述可知，政治因素显然构成了左右义和团评价的基本因素。
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这是两个规则完全不同的场所：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到处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十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不是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17](P107)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国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与“政治”无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相关性”的问题。但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与“政治”关涉度甚高，在中国现有“国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这有两种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性的政治问题”。前者说的是某些选题大体上可以作为不计现实利害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认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属性；后者说的是某些问题带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但可以从学术的视角或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观察和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对后者略而不谈，仅想以“义和团运动”为例，进一步谈一下前一种情形。
如同本文在开始时所强调的，“义和团运动”虽已成为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事件，但由于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处在“义和团”所提出的问题的笼罩之下，所以这一课题本身仍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18]纯就“事实”而言，“义和团运动”看来早就进入历史之中，但就其“意义”而言，这一运动仍与现实息息相通，仍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数，是这一运动象征的民族主义。“政治”这一概念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民族性”则是当今政治最基本的属性之一。随着“现代化”所导致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民族主义”为内容的政治也愈趋尖锐起来。“义和团运动”虽已凝固为“过去”，但它却是遗留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一块面积最大、创伤最深的疤，而且这块疤又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相连：民族尊严。“八国联军”与“庚子赔款”，对这种尊严的伤害可能太深了。一有“风吹草动”、“阴天下雨”，这块看似凝固的疤就会隐隐作痛。中华民族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尊严感最强却又处在弱势地位上的民族，当其尊严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还被冒犯的时候，如何完全不计现实利害、平心静气的估价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确是一个值得正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严格遵循学术尺度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看来，21世纪初叶的义和团研究与评价，仍将处在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紧张之中，仍将处在职业历史学家的求真良知与民族情感的冲突之中，仍将处在一个公民的理性与价值的撕裂之中。
【作者简介】王学典（1956年—），男，山东省滕州市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史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山东大学 历史系，济南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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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代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