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有一个特稿团队，就是当年的“专题部”，成员有杨瑞春、南香红、张恩超、张捷、关军、师欣、沈颖，等等。后来专题部并入了新闻部，这个小团队的存在边界就比较模糊。再后来，这些人也都散了，只有沈颖还在南方周末。我们都相信更年轻的同事会做得更好。

我更喜欢女同事，跟她们一起工作总是更有干劲儿，倒不是因为性吸引力，而是因为她们赞美我的时候更由衷。男的绝对是一种令人生厌的物种，夸人不使劲儿。你知道我大半是为了虚荣心的肤浅满足而写了这些报道。这大概是因为幼稚。如今想来，把精力放在新闻而非更有长久价值的文字上有点儿不值，但这只是对现在的我来说罢了，对当时的我来说，没得到过什么范围稍广的认可，证明自己还算得上好事一桩。当然了，这就是这么一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份职业上还算有追求，这一点始终一致。

尤其该感谢的是杨瑞春和张捷。在我写的不好的时候，哪怕是后来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受赞美了，作为编辑，她们也真的会把稿子退回给我，说，这不行。杨瑞春会严厉一些，尽管对我已经网开一面；张捷则会在电话里叹气，语速变慢，不再称呼我为“海鹏”而是“李海鹏”，就好像说，唉，你太让我失望了。那时我刚交了稿子，通常很累，但我从来不会说，不，我不想改，这是因为我从不觉得自己写得好。这样一来，我会交回一个更好的稿子。其实只要随便哪个人说你不够好，给你一次修改的机会，你都会做得更好。我不理解那些声称自己从不修改的作者，他们是一群无知的怪物。谢谢她们对南方周末版面质量的寸土不让，虽然让我选择的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宁可不改，用那时间随便出去玩玩或者打打游戏。

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我更有经验，另一方面我也更松弛，更自信。我可以把自己的才能更多地注入到新闻作品当中。我更喜欢自己稍后时段的作品。这并不是水准的提升，而是心态变化所致。

在这些新闻作品中，《举重冠军之死》好像获誉最多。说起来真怪，它当初发表在南方周末“城市版”上，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读者可以看到。这大概就是第一印象总是更为深刻之故。其实你可以在记者手记中看到，我并不喜欢它的粗糙的质地，我也不喜欢写得很土。2003年在广州，有一次南方周末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让我“介绍经验”，我非常窘迫，风端问我，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中哪篇最好？我回答说，《举重冠军之死》吧，可我觉得它不是最好的。风端说，那为什么呢？我说，因为读者说了算呗。新闻是大众消费品，只能读者说了算。我更喜欢自己后期的一些作品，那时我做得没有以前那么努力，但是它们有种成熟，也有我的个人印迹，而且也不那么土了。“土”这个事是这样的，初到南方周末的时候，我想，这报纸总是做揭黑啊什么的，而且针对很广泛的读者，有时候语态的“土”是一种基调，我得适应它，否则就太突兀了。其实南方周末周末总是鼓励创新的，后来我也就不管这个了。

总的来说，我在这一行里发挥出了30%的能力。在某些瞬间我会发挥到110%，但那只是在体力上。新闻并不是我真正喜欢的行业。不过发挥到50%是应该的。很抱歉这我也没有达到。

现在，有些年轻记者会问我，为什么我写的还没有你5年前写得好？这么问是合理的，新闻业总是进步的，尤其是中国。可是，如果你希望写的是完全同类型的稿件，有什么理由比我5年前写得好呢？

古人说，结字因时而变，运笔千秋不易。新闻的样貌每个月都在变化，但是使得一篇新闻作品出色的要素从来不变。

你也许觉得这么说太过狂妄，可这不是。有人依据圈子出名，有人靠平台获得认可，作为一个前记者，我属于后者。我知道如果没有南方周末，我就无从施展自己的一丁点儿的才能。

以前我也在一些媒体做过，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某种程度说，只有在配得上我的地方，我才会焕发精神。早前我跟朋友说过，踢球要去大俱乐部。南方周末就是最大的俱乐部，它对我来说，就像阿森纳之于罗伯特·皮雷。我们之间还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匹配。南方周末几乎是为我的入世一面量身订做的报纸。在最疲劳的时候，杨瑞春也能让我出发去做题目，比如说沙兰镇水灾。她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强调这关系到重大的公共利益，我有责任去做。我果真去了。很多次都是这样。

我对自己在南方周末的六年时光很满足，对南方周末充满感激。直到今天，当我想到它的精神传统时，我仍然肃然起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但在提到南方周末时我总是正色以待。如果说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们全是我这样，我觉得不至于。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去了别的地方，失去了此地的企业文化的熏染，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不会，我离开了南方周末也仍然是一个南方周末式的人。我的价值观和性情不来自于它，它的也不来自我，可就是天然地相似。

这辈子我过得可谓优哉悠哉，即便高考当前，也是睡到自然醒。有时候我都惊叹于自己过得太舒服了。我从来没像在南方周末那几年写稿时那么累过，最累的时候，我试过每写两分钟就睡5秒钟，《悲情航班MU5210》就是这么睡着写的。这还不算什么。被毙稿的时候，真是身心俱疲，有一年，我整个人的心境都是黑色的，浓度大致是墨水的一半。全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也见过同事深夜写稿时痛苦的样子，怎么说呢，生命真像一场搏斗。在南方周末周末工作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如今我出了这本书，这是我得到的报偿？我有一点儿小名气？这是我的酬劳？得了吧，与付出的努力相比，这太不值得了。

你知道对一个擅长文字的人来说最糟糕的职业是什么吗？就是新闻业。因为人们总是把你看作一个记者，而在大众心目中，“记者”这个概念永远与创造力、才华等等无关。他们会惊叹：嗨，这小说写得真棒！尽管那可能又没品又乏味。他们也会说，这篇新闻写得也不错。但他们绝不会说，这新闻写得比那些个破小说好，这作者真棒。永远不会。

在我离开南方周末将近一年后，有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言：

你觉得南方周末那种把犯罪都归因到小时候成长的故事模式，看多了不觉得疲劳么？

我回答说：

不管你归结的对不对，如果你作为一个读者的疲劳感有代表性的话，那么他们就该改。理论上说，新闻人的成长落后于读者的成长是不够职业的。可是现实地说，或许中国的新闻人普遍性地缺乏动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有志向和自尊的人来说，中国新闻业是最艰难的行业，比煤矿工人还要艰难。你是南方周末的读者，你只花了3块钱，你要求一切，可你想过没过，在那些编辑记者用自己的一生去度过的职业生涯中有多少幻灭感，有多少委屈，有多少不平，遭遇了多少当你坐在沙发上打开一份报纸时难以想象的困难，而且他们几乎只能缄口不言，从无可能去向公众解释这一切，而他们得到的报偿，无论是薪水、地位，还是读者的评论如“不觉得疲劳么”，与他们的水准和付出相比何其渺小。

我离开了，我更理解中国新闻业了，也更理解南方周末了。在这家报社我也有不快，但是离开的日子越久，我就越认识到这些不重要，一点点都不重要。如果你问我在南方周末的六年怎么样，我会回答你，那是值得的时光。这六年时光最终凝结为这么一本书，想起来，我也会有一点儿伤感。六年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走在这个村、那个镇，有时冷得够戗，有时累得要命，如今扪心自问，为了什么呢？我不是很清楚答案，我只是觉得，用一生中的一段儿时间去做点儿对人有益的事是对的。我越来越疏离于南方周末的各种事情了，觉得离它很远。可是我心中的某个部分始终属于那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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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孤独闪光》里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