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纪事报》7月24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洛克亥德(Carolyn Lockhead)《子弹列车的紧急关头》一文，谈的是加州建造高铁的计划又遭挫折。加州计划建设一条连接旧金山湾区与洛杉矶的南北高铁，时速为220英里(约350公里)。该铁路造价预计为430亿美元，其中超过40%，即190亿由联邦拨款。这是几十年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公共交通投资，而时下正值美国政府中的各方势力为国债上限争吵不休，削减开支已成必然。在这种情况下，耗资巨大的高铁，它的命运也就自然凶多吉少。

国会众院的共和党代表决意要取消这项高铁计划的资金投入，上个星期已投票表决将今年度铁路建设费用，包括加州高铁的3.68亿，全部用于密苏里河的防洪工程。与此同时，由独立研究机构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也对加州高铁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7月份初，一个受命评估加州高铁的委员会也提出警告，指出此高铁计划缺乏合理的业务计划，并要求重新审核工程预算、旅客乘坐率和安全风险。

支持者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项目，预计加州到2025年将增加1100万人口，达到4800万。如果不修高铁，就得扩建公路，扩大机场和扩展城市大众交通，这些费用将超过高铁。而斯坦福大学教授安托芬(A lain Enthoven)则指出，造高铁不仅昂贵，而且风险也高，在国力不足的时候，应该把钱优先用于民生，如教育以及贫困者的健康医疗和社会服务。

加州州长布朗的发言人杜兰(GilDuran)表达了州政府的立场：“我们还是会推进这个计划，但这并不是一件我们独自可以做的事情。”他说，目前的“许多政治争论使得这件事变得很复杂，对我们推进这项计划的能力造成了压力”。

杜兰说建造高铁受“政治”压力，指的是国会在决定是否或如何为专项建设拨款过程中行使的“制衡政治”。在国会中，行使这项权力的是选民自己选出来的政治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治与那些手握权力却不受监督的官员为营造自己“政绩”而玩的“政治”是不同的。这两种政治相比，后者的果断和高效很容易衬托出前者的决策迟缓或犹豫。

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对前一种决策方式更放心，也更理解。有论者这样解释民众(“我们”)的态度：如果说获选政客当此混乱之际在解决争论问题上往往显得手足无措，那么我们别的人也是这样。如果说获选的官员有时犯错误，那么我们其他的人也如此。如果说他们有时办事拖拉而不直接正视问题，那么我们也是这样。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替当选的政治人物设身处地设想，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个复杂的、不同人群利益非常不一致的社会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政治”的。

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是普通公民可以通过他们的选举权来进行参与和干预的。美国已故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说：“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他接着又说：“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公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

有人认为，经济或建设事务必须撇开政治才能作出客观的决定，这种想法只是部分正确，至少在美国的现实中，是找不到充分佐证的。美国的制度规定了事务性的领导和逐步认可的程序，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体制安排，它的目的是防止不民主的人治因素左右公共事务的决定，如超乎法治的政治强人或领袖、集中统一的计划、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但是，有论者指出，今天，“这种体制实行得太彻底了，因为它助长了政府的停滞、僵持和经常出现的瘫痪状态”。国会和总统奥巴马为提高债务上限问题正在争论不休，而加州高铁如今又命运多舛。看来美国人真是宁愿无所作为，也不愿轻易放弃他们看重的那种“制衡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