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注重演绎，东方文化注重类比。文化类型的差异，形成了逻辑类型的差异。西方传统逻辑自明朝末年经李之藻译介为《名理探》传入中国，清朝末年又由严复译著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再度传入中国，于是乎很自然地将西方传统逻辑与中国古老的名学、辩学联系在一起。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便顺理成章地藉助于西方传统逻辑这一把解剖刀，剖析中国的名学、辩学。

这样的研究顺理成章地存在了几十年，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与文化类型的差异性之间似乎有些不协调。于是乎，便出现了一以贯之地注重类比思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逻辑”的疑问。主张逻辑一元论即只认可演绎逻辑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逻辑。这无疑是对此前几十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的最彻底的否定，从而引起了中国逻辑史研究者对此前研究状况的反思。迁就并依傍西方传统逻辑，忽视对中国文化及其传统思维方式特殊性的考察，以致对中国传统逻辑样式的漠视，造成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偏失，没有将“中国的”传统逻辑的历史作出合理的解读。逻辑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也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

人类的思维活动之所以生动而又富于智慧，是因为每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类型的思维形式。西人注重演绎，中国人注重类比，就是指在思维实践中演绎成分为主还是类比成分为主，对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律进行反思时注重于演绎思维的形式结构还是注重于类比思维的形式结构。注重于类比思维的中国文化，仅仅西方传统逻辑的眼光去打量，并且仅仅用西方传统逻辑去解读，就难免有舍本逐末的遗憾。

中国的传统逻辑之所以选择类比，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就在中国的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体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或称会意字）。每一个象意文字都有“本义”和“延伸义”；每一个象意文字的“本义”只有一个，“延伸义”却往往有多个。每一个象意文字的“延伸义”，又往往都是类比思维的结果。一个陌生的象意文字，你可能读不出它的音，但是从它构成的几个单体字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体悟出这个字的“本义”，甚至可以类推出它的“延伸义”。例如，“蛊”字，由“虫”、“皿”两个单体字构成，可以会意到器皿中出现了虫这个“本义”，并由此产生“腐败”的联想。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必然。

当我们调正思路，将类比作为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法加以考察时，一个又一个具有相对完备性的类比推理系统， 跃入我们的视野。这些推理系统虽然都具有类比这一属性，但是各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概念系统，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推理规则。这些推理告诉我们，不仅逻辑是多元的，而且类比逻辑也是多元的。在多元的类比推理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推理系统还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纠缠在一起。因此，当我们从逻辑的角度对这些推理系统进行解构时，还有一个剥离迷信的任务。经过筛选，我们最终确定了对《周易》、《黄帝内经》、《四柱命理》、《六壬预测》这四个推理系统，作尝试性的研究。

《周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类比推理系统。《周易》的核心是以两个最简单的阴、阳爻画为初始符号，构建而成六十四个符号组（卦）的推理系统；由于初始符号具有阴、阳属性，所以由此构建的每一个符号组也便都具有象意的性质。这个推理系统除了有一套进行推理时必不可少的“语法语言”，还有一套解读卦象爻象（对象语言）的自然语言即卦辞爻辞。由于卦象的象意属性以及卦辞爻辞的例说特点，决定了《周易》符号推理系统是一个类比系统。由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居的特殊地位，尤其到了唐代《周易正义》成为科举考试时最具权威的“统编教材”，《周易》类比推理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思维方法，一直规范着华夏子孙的思维实践，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发展。

大致完成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这同样是一个以阴、阳为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推理系统，只是在这里并没有用符号建构系统，而是引入“金、木、土、水、火”这五个概念即“五行”，组合成一个独立的概念系统；通过阴、阳平衡和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构建成一个类比推理系统。任何一个完整的思维活动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思维形式，作为一种指导如何通过望、问、切的手段准确判断病因和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同样如此，除了运用类比推理之外，还包含有演绎、归纳和辩证等推理方法。但是， 思维形式的多样性并不妨碍类比推理形式在中医辨证施治实践中的主导性地位；阴、阳平衡和五行生克原理，决定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系统的逻辑属性只能是类比。

关于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顺逆祸福等人生命运的探索，由来已久。被冯友兰先生称为“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王充，认为人生性命贵贱决定于“初禀自然之气”、发生在“父母耩精”之初的那一瞬间。到了宋代，先人将决定人生命运的探索重点放在人的出生之时，并且用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加以定位，即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取一个天干一个地支，由此形成所谓的“四柱八字”推演系统。在推演过程中，先将天干、地支配置于“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结合四时旺衰等因素，推论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顺逆祸福。天干地支、五行生克与四时旺衰等文化元素，构建了又一个探索人生奥秘的类比推理系统。

四柱类比推理系统又称“命理哲学”，初衷是对人生奥秘的一种探索，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被江湖术士利用，流变为封建迷信，成为骗人钱财的工具。

《六壬》系统形成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清代《四库全书》总编篡纪晓岚也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或谓出于黄帝玄女，固属无稽。要其为术，固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四库全书·六壬大全提要》）古籍中有关《六壬》的书目，最早见于《隋志·经籍志·五行类》。这是一个与“四柱”系统相近、推理途径更错综复杂的类比推理系统。这一推理系统的终极目标是“究天人之际”，具体功用则涉及军事征战、政权争夺、灾异预测乃至日常生活等各类事项，是帮助人们决疑解难的又一种逻辑工具。“究天人之际”，使得这一推理系统的产生及其发展，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这一系统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士大夫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御定”收录整理的古籍书。

无论是决疑解难的符号系统，行医治病的经验科学，还是探索人生历程的“命理”系统、预测天灾人祸的“六壬”系统，跳出它们的原始文本，从逻辑的角度审视它们，用逻辑的框架重新建构它们，以逻辑的语言描述它们，无疑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艰难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一件前人尚未开展的工作，没有任何借鉴和参考；第二，所谓的“逻辑框架”和“逻辑语言”是指“类比逻辑”，而类比逻辑的框架和语言本身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尚未被逻辑学界普遍认可；第三，研究者对这些推理系统原始文本的理解深度与自身逻辑理论功底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对“四柱命理”“六壬预测”这类被江湖术士用做骗人工具的系统，还有一个区别逻辑系统本体与被扭曲之躯、剥离神学迷信外衣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次学术性尝试。如果通过本书的阅读增加了对中国传统类比思维方法的理解，我们的初始愿望也算达到了。如果我们的尝试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参加到对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的解读和研究中来，并且以此为平台构建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类比逻辑系统，无疑是我们所想达到的最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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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一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批准号：2008BZX002）的最终结项成果，课题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证书号：2011006），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4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