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纯粹哲学代表了对哲学的一种态度，其纯粹性的一个参照系表现在它与现实经验处于非直接关系中。但这并不能判定哲学是无用的，哲学正是始于在政治的争论中寻求确定性，在人类思想的极限处给予希望，在超越世俗利益和兴趣的同时保持对日常生活的审视态度。纯粹哲学往往试图回答一些无解的问题，在穷极一切可能性之后宣告尝试失败，却仍乐此不疲于这种追求。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拉开了与经验的距离，自身变得纯粹起来。

关键词：纯粹哲学  政治哲学  逻辑学  三阶思想

叶秀山先生的遗作《哲学的希望》是他晚年的著作，正文前收有叶先生为“纯粹哲学”丛书所作的两篇解释纯粹哲学概念的序言。纯粹哲学是叶先生理解哲学的关键概念，也是他的一贯观点。以我的记忆，自从1985年以来，多次听到叶先生谈起纯粹哲学这个概念，表面上指有别于生活哲学或实践哲学之类的无功利附加值的哲学。在其深层含义上，对于叶先生来说，纯粹哲学约等于（合格的）哲学，他几乎想说，在纯粹哲学之外无哲学。因此，纯粹哲学的说法并非在哲学内部划分出一个种类称为纯粹哲学，而是对哲学本身的定性。按照这种定义，恐怕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一部分哲学家的部分思想被确认为纯粹哲学。

这个看起来苛刻的定义却缺乏明确的边界封闭性，于是，有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就不容易被确定为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比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极端纯粹的，其纯粹程度甚至超过康德和海德格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哲学，对伦理学也采取了冷酷的分析方式，更增添了纯粹的色彩。然而其后期哲学非常强调经验细节以及生活实践对理性规则的塑造力，因而又有一种远离德语传统而接近英国哲学的倾向。按照纯粹哲学的概念，维特根斯坦的形象就在波动中有些含糊了。据我所知，叶秀山先生看轻以经验为本因而导致“短视”的哲学，而且对政治哲学毫无兴趣，因为政治哲学显然是不纯粹的。因此，叶先生对既是经验主义又特别关心政治的英国哲学传统缺乏兴趣。不过，叶先生却很看重列维纳斯和福柯，可是这两个哲学家却有明显的政治性。尽管列维纳斯在讨论形而上问题时很纯粹，但其思想深处却以犹太教信念重新解释了形而上的基本概念，这种以宗教为本的解释方式有几分类似中世纪以基督教信念去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意味，于是就不纯粹了。福柯则更加不纯粹，福柯通过对话语本质的发现而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于是知识（不包括严格的自然科学）就不可能纯粹了，不可能具有客观性或中立性。如果福柯的发现是对的，那么，绝大多数的哲学都是不纯粹的。

看来，哲学的纯粹性仍然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一

如果从人类知识—思想系统的内部状况来看，就很容易看到有一些在实践上可以致用的知识以及一些貌似“无用的”知识。比如工程技术是典型有用的，而哲学是典型无用的。“无用”往往被认为是思想纯粹性的证据，因此部分哲学家会以哲学无用而自豪。对哲学的这种理解通常被认为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起源于“对知识的好奇”的说法，不过我相信更与一度追求“为知识而知识”的现代哲学有关，类似于19—20世纪的“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不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已经终结于杜尚、沃霍尔、博伊斯等后现代艺术，而为知识而知识的观念也因马克思主义、福柯理论、当代政治哲学而动摇。尤其是，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哥德尔定理所揭示的数学系统的不完备性、复杂科学的兴起，更是要求重新理解真理的概念，简单地说，真理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已经变得可疑。

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哲学家，他创立了逻辑学，仅此一项发明就已经无人匹敌，但他对哲学起源的猜测却有些可疑，至少容易产生误导。对知识的好奇意味着对因果关系的好奇，这一点基本可信，但问题是，追问因果而产生的知识是科学，并不是哲学。换句话说，研究因果关系而发现必然规律，这是科学的起源，却不是哲学的起源。哲学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知识，事实上，哲学从来没有解决过哪怕一个哲学问题，任何一个哲学问题至今都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哲学不是知识。哲学问题居然没有答案，这是维特根斯坦反思哲学的一个重要发现。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对纯粹知识的好奇，实为科学的起源，而联系于哲学则是后世的一个错位想象——希腊时期的哲学与科学尚无明确区分，只是哲学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知识（episteme）。可以说，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包含一些哲学问题（例如巴门尼德），但大多数其实是对万物起源或本质的前科学想象。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始自苏格拉底，更准确地说，哲学始于政治，而苏格拉底是对哲学思维方式有着自觉意识的第一个希腊人。为什么说哲学始于政治？这是个大论题，只能简要地说，哲学始于观点争论。如果没有思想争论，就意味着一种文明有着充分的共识，也就不需要哲学了，显然，如果没有需要争论的问题，也就不需要反思。所有文明都具有哲学的潜能，但哲学的产生却需要触发条件，这个触发条件就是政治。

请允许我借用“知识考古学”回溯到思想的初始状态。思想产生分歧的基础是可能性，如果没有复数的可能性，就无可挑选，也就无可争议。那么，人类思想如何开发了可能性？这要追溯到语言之初，当人类发明了否定词（不、not），就在思想中发明了复数的可能性。说出“不”等于暗示另有选项，也因此在理论上敞开了无数可能性，于是，思想维度由“一”裂变为“多”。能够以一种可能性去质疑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能够对某个给定的现实说不，就是反思的开始。在能够说“不”之前，生活里只有王与奴仆的关系，而能够说“不”，就创造了对等而不可还原的他者之心。因此，在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否定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当然，否定词只是反思的潜能，哲学的出现还需要政治条件。

哲学的思想对象是可能性，而不是数学和科学所寻求的必然性，所以说，前苏格拉底的那些探求万物“始基”的思想实为科学的先声。苏格拉底的反思基于希腊政治生活的条件，即能够以自由人的角度去反思政治生活而产生了争论。为什么争论始于政治？因为只有涉及重大利益和权力的政治问题才会产生必须计较、不可让步的严重分歧，而生活中的小分歧都会在日常磨合中互相让步而化为社会共识和习俗。

希腊产生反思哲学的背景是城邦（polis）及其公共事务。一个典型城邦有着一系列公共设备：神庙、政府、政治广场（agora）、剧院、运动场等。其中，神庙代表既定共识，无须争论；广场则是对共同（common）事务展开公开（public）争论的公共空间，在那里产生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争论中，人们各有各的说法和道理（logos），进而产生了关于争论的元问题：怎样才是有理的？由于争论的问题大多事关政治或伦理，首先就引出对伦理和政治理由的反思，于是，希腊的思想焦点由自然之道（physis，类似于天道）转向人为之道（nomos，类似于礼法），可见反思其实始于很不纯粹的问题。比如，希腊人困惑于什么是美德（arete），以及美德是否可教之类的问题。人们为了赢得争论而使用了修辞术，即诉诸情感的花言巧语，使听众在泪水中失去理智，于是，对理由的合法性的反思产生了辩证法，即诉诸理性并正确使用理性的方法（这与黑格尔之后的辩证法完全不同），辩证法以无法反驳的冷酷理由把软心肠变成硬心肠，其主要成就是创造了逻辑学，使思维本身成为了思想对象，当思想开始反思自身，哲学就开始变得纯粹了。苏格拉底是反思哲学的开始，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希腊哲学的最大成就。

后来的哲学发展表明，最符合纯粹标准的哲学问题大多与逻辑有关。逻辑虽然纯粹，却绝非无用，相反，显然极其有用，如果没有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就会有困难，一切争议也会陷于混乱。问题出在“无用”的说法有着误导性。显然，哲学意义上的“无用”不可能指没有用处（useless），而是指“高于”因而远离经验或实践的思想层次。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篇关于哲学是否有用的文章里，我设想了一个外星人的视角来观察哲学是否有用。假定有外星人对人类文明进行“人类学”的研究，那么，无论从功能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角度都会发现哲学对于人类非常有用，因为哲学观念建构了人类文明的思想框架以及几乎所有基本假设，这意味着哲学和科学技术是同等有用的。

当然，一个哲学问题不会因为是大问题就有意义，而必须同时是一个必要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很可能是多余的问题甚至是伪问题。所谓必要，是指一个哲学观念对于解释或解决人类生活或思想中的普遍难题有着不可或缺或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一些存在于哲学史叙事中的哲学问题恐怕就不能满足这个标准，比如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些观念，诸如世界本源是水或火或四因之类，或者后世的白板理论、先验统觉之类。这些问题作为思想往事的纪念碑对于哲学史有意义，但对于哲学理论却缺乏建构意义。就是说，如果一个哲学理论不包含那些问题，甚至人类没有想过那些问题，生活不会因此有什么实质变化，思想和知识体系也不会因此无处奠基。

分析哲学曾经试图清理形而上学伪问题，尽管后来被证明有许多扩大化的过激行为和冤案错案，但有一部分批判仍然是可信的。逻辑语言是对自然语言的性质、功能和结构进行分析和反思的元语言，当把自然语言所表述的哲学命题还原为逻辑语言，就会发现有一些哲学问题只存在于自然语言中，而在逻辑语言中就消失了。这意味着，有一些哲学问题在逻辑空间里无法被定位因而在逻辑上并不存在，而是自然语言的语法产生的副产品。每种自然语言都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语法各有不同，因此，由特殊语法而产生的“问题”就只是表达了语法现象，并没有表达作为思想对象的普遍问题。比如nothing，可以表达not exist，也可以表达not a thing，也可以表达there is not，这三笔不同的“账目”不能随便算成一笔账，如果分开算清，就只是逻辑上可以理解的平常功能，只有混在一起才会产生“深刻问题”的幻觉。比如说“世界是无”之类，尤其是给nothing多加一些语法后缀，比如nothingness，就更容易产生具有深刻意义的幻觉。

在此可以讨论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把“存在本身”（being）归入无意义的问题，或者说，being只是特殊语系的语法现象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那就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老命了，估计会使一些哲学家义愤填膺。但我想说，尽管分析哲学有其严重的局限性，但分析哲学对伪问题的批判却仍然有效：关于形而上学对象，既不存在相应的可验证描述命题，也不产生对思维有建构意义的形式命题，就是说，既不表达经验，也不表达理性本身，因此，关于形而上学对象的话语其实是伪装为哲学的“文学”。可以这样分析：系动词is（以及不定式to be或动名词being形式）具有逻辑有效的表达功能，然而作为名词的being却仅仅是一个语法现象，并不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思想对象，它在思想的坐标系中无法被识别。不过，我愿意采取一个兼顾逻辑和语言的看法，being可以被理解为：至少存在一个事物的必然性，并且，存在无穷多事物的可能性。于是，being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但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无所问也不能被提问。或者说，being是存在论的一切问题的前提，但其本身却不是存在论中的一个问题，因为关于being的任何有效的意义解释都不可能超出其重言式（being is being），任何超出这个重言式的解释都是虚构故事。being涉及一切在者（beings）的创世秘密，人类不是世界的创造者，无从知晓这个秘密。

二

这里试图说明的是，哲学的纯粹性并不在于把思想表达为无用的语言游戏，这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哲学的纯粹性只在于反思性。所谓反思，在于建构思想的“元”（meta）层次，思想进入元层次，就超越了现实经验，也就具有纯粹性了。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是第一个元理论（metatheory）。与先秦中国发现的天道与人道结构类似，希腊人也发现了physis 和 nomos（自然之道和人为之道）之别。自然在特殊经验中显示为个别事物，而自然之道却是对所有事物普遍有效的原理，显然不是有限经验所能够表达的，因此需要在超越了经验的更高维度里去理解自然之道，也就是metaphysics。有趣的是，希腊人没有发展出与nomos相应的元理论，比如metanomology（这是个虚构的概念）。也许可以替希腊人编造一个理由：nomos属于人的实践，从创意到实现的整个过程都属于人，因此不存在外在于人的秘密，人就是自己的“破壁人”。这里的假设是，只有当一个系统的创意是隐蔽的，才需要建立一个元系统来解读其密码，人的行为虽时或不可理喻，却没有隐藏的密码，而只有错误——苏格拉底尝言：无人故意犯错。反驳错误不能依靠形而上学，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形而上学，而只能依靠逻辑，可以说，逻辑学就相当于nomos的元理论了。观念都可以表达为命题，逻辑是关于命题关系的元理论，不过，逻辑只能确定命题关系是否正确，却无法判定命题本身是否正确，因此，逻辑学只是关于人的思想的半个元理论。另外半个元理论一直缺失，所以至今哲学家几乎都不完全同意另一个哲学家的意见。

元理论是对一个系统的整体性质的反思，比如数学的元理论，最典型的是罗素计划（把数学还原为逻辑）和哥德尔定理。哲学本身已经是反思性的，所以，就功能而言，哲学理论都是元理论。但有个问题，哲学理论并无绝对必然的铁证，很少有哲学命题具有数学或逻辑命题那样的强制力或自明性。因此，尽管哲学已经是元理论，仍然还需要更高层次的元理论来解释，比如维特根斯坦有个“哲学语法”的概念（philosophical grammar），意味着对哲学自身的反思，即关于哲学自身的元理论。

哲学本身是反思，同时又需要被反思，这个特殊情况使哲学具有脱离实际的纯粹性。对此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人都能够思考，思考的产品是想法，人人都有想法，比如说“我认为事情是如此这般的”，就是一个想法，这是一阶思想；如果我们对想法进行反思，即关于思想的思想，反思的是思想的合理性，由此进入思想的元层次，其产品是哲学，这是二阶思想；哲学语法则是对反思的反思，这是三阶思想，其产品是关于哲学的元理论（例如逻辑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对于日常生活，通常只需要一阶思想，但如果遇到疑难问题则需要二阶反思。当被问到行事是否需要“三思”，孔子说，再思就够了。对于一般的思想问题，二阶反思确实够了，但对于哲学本身的奠基问题就需要三思了。那么，为什么不需要四阶、五阶乃至无穷反思？其实，所谓的理由无穷倒退只是一种理论想象，实践上并非如此，只要到达三阶反思，即对思想系统的整体反思，思想就只能在同一个层次上原地踏步或者循环论证，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理由了。所谓“更进一步”的理由只能是已知理由的重复或者等价表达。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挖不动的硬基底（bedrock），或者说思想界限，也就是无可选择的地方，于是只能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能是别的样子。那么，抵达思想界限的思想似乎就是最纯粹的了，似乎距离现实最远，对此应该说，是又不是，这要看是哪些哲学问题。如果是涉及逻辑形式、逻辑悖论或先验范畴之类的问题，确实距离现实很远；但如果是涉及生活形式、价值观或信念的问题，则距离现实很近。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对事情的解释终结于实践，实践的选择是生活问题的最后证明，于是，生活问题的边界具有这样的形式：事情就只能这样做。至于为什么只能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却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不存在别的选择，而只有当存在至少两个选项的时候，才能够追问为什么这样做。

哲学家曾经以为哲学是更高的或关于整体的知识，这是一个幻觉。哲学不是知识，因为不能给出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仅仅表达了问题的极限，即到达一个问题走投无路的地方。比如说加缪问题：为什么不自杀？也许会这样回答：因为想活，为什么想活？因为生活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什么样的意义？这里几乎走投无路了。我喜欢梁漱溟的一个故事：有人问他：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梁漱溟反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显然，如果在生活之外寻找答案，所能想到的答案（比如神的目的之类）只不过是等价于生活意义的同义词，它可以被替换为任何一种答案，但都等价于同义反复。可见，生活的答案只能在生活内部，于是只好用整个生活去回答，也就等于没有回答。如果一个问题跑不出这个问题的所在地，这个所在地就是问题的极限。几乎可以说，每个哲学问题最终都要抵达思想的极限，而思想界限不可能再加解释。极限问题都没有答案，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因为触及思想边界，哲学问题最彻底表达了人类思维的性质。有一个可以反观哲学问题性质的镜子：哲学问题相当于图灵机或人工智能无法回答的那些问题，可以粗略地归为三类：

1.涉及无穷性的问题。如果一个系统是有穷的，哪怕是有着万亿个星系的宇宙，在理论上就存在一个能行算法或推导过程来获得终极答案，尽管实践上几乎无希望。但对于一个开放而永不完成的无穷集合，就不存在穷尽算法。许多哲学问题都具有此种令人绝望的性质，即使是最好的价值比如说自由，我们也不敢说，在无穷多的每种情况下，自由永远都是好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是一个完成式的因而有边界的无穷集合，是否就可以达到一种哲学的终极理解？我不知道哲学是否有此种神力，但康托是一个达到上帝思维的数学家，他在数学上理解了这种完成式的“有限”无穷性。莱布尼兹相信只有上帝能够在瞬间一览无余地看到无数可能世界，所以知道存在的秘密，而人显然缺乏理解无穷性的能力。康托数学可以看作是对莱布尼兹问题的数学解答，但只是纯形式的解答，仍然不能表达实质事物的无穷性，因此仍然低于哲学家的期望。胆子最大的哲学家试图理解相当于上帝所掌握的关于存在的实质秘密，比如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演绎，但大多数现代哲学家认为黑格尔想多了。无论如何，哲学家至少能够对涉及无穷性的哲学问题给出有意义的解释，尽管不是答案，但足以乐此不疲。

2.涉及悖论性的问题。包括自相关、恶循环和两难：（1）自相关（a 的整体意义等价于a的一个构成部分）并非都是悖论，要取决于是良基的还是非良基的。生物细胞的DNA包含这种生物的全息，即部分与整体可以实现完整映射，这是良基的自相关。此类神奇性会引起哲学的浮想，但除了数学，哲学尚无能力达到此种神奇境界。与之不同，严格的说谎者悖论“这句话自身是假话”，则是非良基的自相关，其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非全息遗传，因此产生荒谬结果。关于此类悖论，至今尚无最终解答。我有个分析是这样的（未必正确）：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同时推出是假话并且真话，问题出在，“p是假的”的含义溢出了p，同样，“p是真的”的含义也溢出了p。其真值判断预设了在p中没有表达的真理标准，即暗中挪用了在p之外而多出来的某种含义，因此，“这句话本身是假的”与“这句话本身‘是假的’”之间并没有形成完整映射。这种思想走私是许多哲学论证常用的技巧。哲学中有太多经不起追问的价值预设，不足为奇。（2）恶循环（a推出非a，非a推出a）是哲学的纯粹推论经常遇到的尴尬状况，比如二律背反。不纯粹的现实事物有着大量约束条件，因而几乎不可能产生二律背反，纯粹思想获得了自由，缺乏足够的约束条件就容易产生恶循环，因此哲学很怕循环论证。不过，并非所有的循环论证都是坏的，事实上，有的循环论证是良性的，而且是思想抵达思想边界的胜利标志，即a推出b而b推出a，其中并没有矛盾，只是显示了走投无路的不可逾越边界，而这正是哲学所能够寻找的“真理”（不是科学真理，只是唯一选择）。（3）两难困境。这是哲学家热衷争论的问题，但其中实有大量假两难，虽然有趣但并非无解，比如“布里丹之驴”，唯一合理解是选择其中任意一堆草料；又如“有轨电车悖论”，许多哲学家参加了讨论，情节越演绎越离奇，但都预设了自相矛盾的价值观而作茧自缚，其实并非无解，而是有两个合理解：如果涉及的是具体人，那么有情景性的多种合情解；如果是抽象人，那么功利主义是唯一理性解。真正的两难困境必须涉及两种绝对必要的事情，不能两全又不可放弃其中任何一种，即对于给定选项，不存在数列式的无矛盾排序。凡是能够两害取其轻的选择都不是真正的两难。哲学家对两难的兴趣在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基本价值几乎都具有形成两难的潜力，至少在特定条件下必定形成两难，这说明了人类的价值系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公正、自由、平等、真理等价值之间都是互相矛盾的。

3.涉及未来性的问题。对于未来有效的问题，除了将要出现的问题，也包括自古以来一直有效或永远有效的问题。显然，如果一个问题永远有效，就等于始终在场，在未来也将继续在场，所以，未来性包含了仍然有效或永远有效的在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问题的根本性质在于问题具有未来性。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哲学不关心历史而关心永恒，准确地说，是不关心不再在场的那种历史，而一直在场的历史意味着一直在场的问题，因此，一直在场的历史在存在论上属于未来，也就仍然是哲学问题。

以上三类哲学问题是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我们无法抽象地进行判断，而要看一个问题与现实的相关性。根据前面所论的三思层次，二阶思想与现实只隔一层，而三阶思想与现实隔了两层，那么二阶思想就似乎不够纯粹。比如政治哲学讨论秩序、公正、自由和平等这些生活问题，与现实只隔一层，因此被认为是不纯粹的。但事情并非尽皆如此，数学或逻辑与现实也只隔一层，数学—逻辑基础的元理论（例如哥德尔的工作）才是隔了两层的研究，可是人们通常认为“只隔一层”的逻辑和数学已经非常纯粹了，至少比作为纯粹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更具纯粹性。可见理论与现实的相关度不足以判断一种理论是否纯粹。然而问题是，哲学为什么渴望与现实划清界限？应该说，这是属于希腊—欧陆哲学的一个内部问题，别的哲学未必有此愿望。按照希腊—欧陆哲学的假定，表现在经验中的现象因为变动不居而缺乏必然性和确定性，所以是可疑的，真正的知识对象必须是不变的形而上存在。但是，重视经验的英国哲学并不承认这个假定，其他哲学也未必承认。比如中国思想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变化（变易），理由是，变化才是存在的根本性质，如果无变化，就等于不存在，而且，如果无变化，也就无问题，或者说，问题无从提出。

这里涉及曾经有过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思想是不是哲学？这个问题其实与学理无关，只不过是个命名。如果以希腊—欧陆传统来命名哲学，那么其他文明的思想（包括中国）都不是哲学，这样的话，哲学就只是欧洲的特殊文化，就像中医是中国的特殊文化；如果以思想功能来看，许多文明都有对基本问题进行反思的思想，希腊—欧陆传统只是其中一种反思方式。因此，如果以“反思性”功能来定义哲学，那么，各种反思都属于哲学。需要澄清的事情仅仅是，命名乃约定俗成，假如一定要把哲学当成是希腊—欧陆思想的专名，只要人们普遍认可此命名，就无需争论了，而其他思想可以另外命名，比如根据功能来命名为反思学或形而上学之类（中国本来就有形而上之名）。在人们愿意重新命名之前，我们暂且把哲学当成一般概念来使用。

三

认为纯粹哲学等于合格的哲学，这与希腊—欧陆形而上学的三种基本诱惑有关，即追问存在、超越性和完美。这三个诱惑虽然美不可抗，可是却超出了思维能力，人类不可能发展出能够解释存在、超越和完美的理论，因为存在、超越和完美都是“不可说的”，因此，这三个最根本的概念无法构成有意义的思想问题，或者说，这三个概念反而拒绝了反思。可以想象，这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看法一定让人感到失望，但我还是试图说说理由。

1.存在是最大的概念，却不是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只有在神学里，存在才成为问题，是神对自己的提问。正如莱布尼兹想象的，只有上帝才需要思考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存在，于是在无数可能世界里挑选出了“最好可能世界”。但存在对于人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给定条件，人没有创造存在的能力，也不能挑选世界，显然，在没有第二个选项的地方，就不存在任何思想问题。关于存在的概念，唯一能够说出的必然命题是重言式（tautology），唯有“being is being”这个命题是“分析性的”（具有必然性的），其他关于存在的言说都是“综合性的”，而综合命题必须有经验内容。很遗憾，人类不可能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经验内容，这意味着，关于存在，所有超出重言式的断言，都是缺乏真值的想象。比如说，存在是无，或存在是绝对，此类言说都令人心潮澎湃，可惜都不是真命题。因此，关于存在的言说只是文学，却不是知识，也许海德格尔是对的，存在的迹象只在诗中显现。不过，存在的概念却能够引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衍生问题：如果存在变成行为的其中一个选项，即存在分裂为“去在或去毁灭”（to be or not to be），就涌现为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就不再纯粹了。

2.超越者（the transcendent）这个概念有着宗教背景，本应该属于神学问题，但一旦出现在哲学中，则转化为一个超越思想界限的问题。可是思想超越思想是悖论，在思想中不可能表达超越者，于是这个问题就进一步化归为一个如何确定思想界限的问题，即对有效思想边界的探索，也就由存在论转入知识论，同时也从超越性转向超验性（transcendental）。这是康德最早提出的问题，试图研究先验性（a priori）何以能够普遍必然地应用于经验，即独立于经验的先验性何以对于经验具有超验的有效性。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

3.完美存在（the perfect）只属于概念，不可能具有现实性，比如几何上的绝对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经验中的事物必定是不完美的，纯粹哲学不满足于不完美的经验，因此试图寻找高于经验的完美存在。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哲学的目标与神学相形见绌，很显然，在任何意义上都完美的存在被假定为上帝，哲学寻找的理念或绝对精神都不及上帝的概念。人类思维能够理解和表达的完美存在只能出现在逻辑或数学的纯粹形式概念中，一旦哲学试图建构含有经验内容的完美事物，就不得不削弱其完美性，于是就表现为从来无法定义的“理想”。

可以发现，存在、超越性和完美是互相解释的概念，也都是人类思维力所不及的思想对象，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学色彩。甚至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中世纪和神学，仅以希腊资源发展出来的西方哲学很可能面目皆非，纯粹哲学的比例会小得多——考虑到希腊哲学对政治哲学的重视不亚于形而上学。事实上正是中世纪的神学激发了西方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虔诚而纯粹的动力，都是为了认识上帝所造万物的秘密。一直到文艺复兴，西方哲学才重新认识人自身，但其形而上学的神学底色却不曾褪去。当代西方哲学以政治哲学和科技哲学为主，不再强调哲学的纯粹性，但形而上学仍然是所有哲学的基础。

如果局限于西方哲学，或可这样总结：人类意识力所能及的纯粹思想对象大概包括：（1）具有先验性（a priori）的纯形式对象，也就是数学和逻辑。这是纯度最高的对象；（2）重言式命题，表达分析性的语义，虽有内容，却是已知内容的重复，在纯度上稍次于数学和逻辑命题；（3）自相关（reflexive）或循环论证命题，在纯度上又有所减色，具有不重复的内容，但其意义却形成循环解释，因此形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封闭域；（4）超验性（transcendental）的思想对象。这是哲学家最感兴趣的纯粹对象，自从康德以来，哲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胡塞尔可能是最后的成功者，他证明了我思的意向性能够构造内在于我思的纯粹所思（cogitatum qua cogitatum），即独立于外部经验、仅凭自身而在意识中在场的对象。此种所思具有独立于外部世界而仅仅属于意识的内在客观性，因此是纯粹的，这一点证明了主观性（subjectivity）能够在主观性内部创造客观性（objectivity），于是，主观性就拥有纯粹属于主观性自身的一个完整世界。这可能是关于“宇宙即吾心”的唯一成功证明。不过，这个现象学证明真的是唯心主义的胜利吗？是也不是，虽然它证明了意识中有个内在世界，但同时也证明了意识的内在世界缺乏存在论上的重要性，因为它无法解决外部世界里的任何一个问题，无力解决任何实践问题（包括政治、伦理和经济等问题），也无力解释语言问题，也无力解释涉及他人的问题。简单地说，“现象学世界”只是解释了自我意识，却没有解释外部世界，因此不能回应存在论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转向在世的存在论而背叛了胡塞尔。在当代哲学里，现象学的思想力量不及分析哲学、政治哲学以及福柯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回到叶秀山先生的问题。纯粹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哲学的基础，但纯粹性不等于排斥现实，按照叶先生的说法，纯粹性只是意味着在间接的“深层次上”去思考现实。也许可以说，除了探索形式真理的数学和逻辑，任何有“内容”的哲学问题都是不纯粹的，因为无关现实的问题通常不会被提出来，即使偶然被提出，也不会长时间被讨论，就是说，无关现实的问题缺乏持续生长的条件。因此，哲学的纯粹性不在于问题，而在于方法，就是说，哲学问题不是纯粹的，但用于分析和解释哲学问题的方法是纯粹的，是诉诸理性本身的方法。

叶秀山先生有一个侧面提示，他把市场化的“生活哲学”看作是纯粹哲学的反面，由此可见纯粹哲学概念的指向，即哲学必须超越世俗的利益和兴趣。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生活属于俗世，但蕴含着有待提纯分析的深刻问题，而人生哲理以及宗教性的安慰话语比生活更通俗因而远离了反思。世上只有劳动才能慰藉心灵，只有具有精神性的苦难才值得反思，只有不给安慰的反思才是哲学。

作者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