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读明史时，自始至终困扰我的问题是，明朝到底为何而亡？原因当然一定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史载崇祯是一个昏君。但这只是清朝的历史“曲笔”，目的是为清朝的侵略找理由。实际上，崇祯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一生都非常地勤政，生活也非常地俭朴，而且在政策上也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我们从崇祯能够凭一己之力平定魏忠贤之乱，就可以看出这位皇帝的非凡之处。崇祯杀害袁宠焕，应该确实是一个错误，但袁崇焕确实有被杀的理由，比如，擅自杀害不听话的反清名将、功臣、高官毛文龙就是袁崇焕的致命伤。当然，袁崇焕确实罪不致死。所以说是一个错误。但很难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袁崇焕是否真能堪当承救明朝的大任是大有疑问的。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更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都有道理 。但归根结底，我认为，明朝的覆灭的根源，应该是因为天启皇帝无知地放纵魏忠贤恶霸专权所造成的官场风气腐败、糜烂、不作为，并进一步造成了知识分子道统的丧失。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民族的脊梁，明君当政，官场自然清明，如果真有个别昏君，如在明朝历史上，昏君不止一个，但只要知识分子的道统还在，官场的正义就不可能全部丧失，就还有能力维持残局。但天启这位昏君，恰恰和大奸大恶的、作恶毫无极限的、罪恶得既没有底线、又没有任何制约力量的魏中贤相遇，才埋下了明朝覆灭的祸根。因为魏忠贤强大到没有对手制约，所以一手培育了官场作风的腐败、糜烂和不作为就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再加上自嘉靖以下十几年的官场黑暗和歪风邪气的积淀，使知识分子的道统丧失殆尽，才彻底葬送了大明的朱家皇朝。在崇祯年间，竟然没有一个历史承认的能臣和清官，到是出了一个史称明朝第一大奸臣温体仁（魏忠贤是宦官，没有资格称臣。）虽然贪腐程度远远地不及严嵩，但为什么排名高于严嵩，可能是从危害的程度来说，他直接断送了明朝。崇祯临死前说的：“文臣个个都该杀”，确实是临死前绝望的“真言”。
崇祯一个人实在是无回天之力，再说老天也要灭了明朝，崇祯年间连年灾荒，再加上内外受敌，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内部造反，清朝又在边关进攻，内外夹击，要打仗，就要增兵发饷，就必须增加税收，灾荒年间要增加税收，就等于是官逼民反，再加上官场腐败，玩忽职守不作为，崇祯还会有生路吗？到后来，崇祯真的是连带兵的良将都找不到，死一个，少一个，腐败糜烂的官场和失却道统的知识分子中培育不出优秀的新人。要说崇祯的决策错误，就是关键时刻拒绝了杨嗣昌提出的和清朝和谈的建议，当然这也要怪那批死要面子、不知好歹的群臣的反对。
在读当年明月先生的《明朝的那些事》以前，我对时局确实总是充满信心，就算是十年动乱时期也对中华民族和国家前程信心饱满。现在，当我看明白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后，我真的开始有点悲观了。面对当今知识分子客观的现实状态，我实在是有点看到时代末日的感觉。
历朝历代的昏君逆臣，只要官场还存在制约力量，不能随心所欲、横行无阻，知识分子的道统和气节，就会有存在空间。一旦专制和集权到了能够随心所欲、横行无阻的地步，那么官场的节气和知识分子的道统，就很难有存在的余地了。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能够一统天下，没有制约的横行作恶的时间也就七八年，这七八年就能够葬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道统和气节，也能够培育一代知识分子贪图名利地位的奴颜谗骨，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从反右算起更是长达二十年。更严重的是邓小平并有没有彻底地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说邓小平的晚年真有什么失误的话，最严重的也不是“六四”，而应该是没有彻底地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方向性错误，直到今天，还成为反对改革开放，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强大阻力。
资中筠老师曾经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道统的丧失和当前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当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什么是古代知识分子的道统？“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 ‘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1]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2]知识分子对什么是儒家之道有着固有的、自信的、连皇帝也可以教训“解释权”，那么在当代，所谓知识分子的道统，就是那种维护民众利益、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立场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本质特性！
那么当代知识分子的道统是如何丧失的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就大大地发展了。”[3]“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4]“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5]正是因为“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6]所以“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7]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教育，向来就是以名利地位、物质利益的诱导和意识形态的强制来培养说假话、套话的习惯，因此从小就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尤其是经历了没有彻底肃清流毒的、知识分子的道统、骨气、名节无处可藏、丧失殆尽的文化大革命的当代知识分子，在道统、骨气、名节方面就更难坚持。“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8] “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9]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10]“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11]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道统”的沦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行，上可影响官场文化，下可影响民意，还应该是舆论的风向标。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道统丧失了，那就不但是官场腐败和糜烂，而且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那么就离改朝换代不远了。对照当今中国社会不但官场腐败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简直不可收拾，而且整个民间社会也诚信丧却，到处都是假冒伪劣、人们在生活中一不小心就陷入了被欺骗的陷阱。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和性激素、茶籽油中有致癌物、食用油中有地沟油、小龙虾的肌肉都被溶解了，蘑菇都被漂白，看球赛时不但有球员踢假球、连裁判也假吹甚至连足协也在假管。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官场的正义和民间的诚信、信誉已经如此地沦丧，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复警告中国执政党的决策者和民众，国内外的客观形势留给我们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而犹豫的时间不多了，这绝不是骇人听闻、言过其实的杞人忧天。
研读明史时长期困扰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朱元璋曾经如此严厉地、大范围地、大量地杀贪官，但明朝的贪官还是那么雨后春笋般地疯长，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官员贪污腐败真的无法制约、有效控制吗？
腐败和人的自私本性和本能相联系，所以，只要环境适合，腐败就不可避免。
所以，重要的是必须整顿和杜绝适合腐败生长和泛滥的环境。
其一是，如俗话所说，对腐败的打击必须稳、准、恨。而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的并不真的是“反腐败”，主要是为儿孙“拔刺”。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可能达到真正有效的“反腐败”结果。也没有警示腐败的效果。
其二是，明朝官员的奉禄根本就不够维持官府的正常开销，明朝的官员如果不贪污，就只能过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生活，甚至更穷。“高官”海瑞的实际生活水平就不如中等收入的老百姓。可见，在朱元璋在规定官员低水平俸禄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官员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不可能不腐败。实际上也就为官员腐败留下了“口子”，并默认了这种官场种明目张胆地腐败的“潜规则”。
其三，俗话说，真理离谬误仅一步之遥，正是朱家皇朝对官员腐败的漠视和对官员忠诚的较真，才会使原本监督官员反腐败的“言官”制度异化为官员之间权力争夺的工具，从而葬送了官场的工作效率，使官场异化沦落为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的丑态百出，哪里还会有反腐败效果？这种情况在明末崇祯年间尤其严重，在崇祯年间，竟然没有一个历史承认的能臣和清官，到是出了一个史称明朝第一大奸臣温体仁。
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的政治理论以民众的民主监督和制衡作为反腐败首要的原则和力量的话，那么在农业文化的专制制度中，所谓反反腐败的实质，就是君臣之间的利益之争，这就从本质上证明了在人民民主力量缺位的专制集权的制度体系中，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研读明史时长期困扰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专制集权制度中普遍的腐败环境中，到底能不能做到、怎样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廉洁？
在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帝皇历史中，无论是朝廷反腐败的烈度，还是官员贪腐的猖狂程度，明朝都具有“当仁不让”的首屈一指地位的。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中，海瑞式的清官实在是凤毛麟角，难以生存。如果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运作的最高境界不是你死我活、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必须有效而完善地实现“妥协”。那么，在普遍腐败的专制集权制度下，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对腐败势力作出妥协而实现做一个“为民作主”的好官的目标呢？
王阳明“知行合一”本质上是知行合于“人之性”！所谓“知行”的理性，同样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建立于人的“欲望的满足”的“人之性”之上，而人的欲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但总归有“善”“恶”之分。所以，在普遍腐败的专制集权制度下，“为‘善’的欲望而不择手段”的界限就是：“同流而不合污”、“贪财而不利己”！！
在明朝，有这么几个有争议的、黑白兼有的官员，比如，胡宗宪，他不但巴结赵文华和严嵩，还大量地行贿赵文华和严嵩，说他上了赵文华和严嵩的贼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最终，他也因为严嵩倒台而丢官。但是，胡宗宪本人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功臣，且不说打击倭寇、提拔和培养戚继光的举世伟业；就是在他治理下的二江地区也经济繁荣，民众生活相对富裕安定；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下属官员海瑞痛打他不争气的儿子后，胡宗宪也没有追究报复。
再就是戚继光，戚继光在明朝官场几十年不倒，也少不了官场中应酬的潜规则，史载戚继光在官场中打点送礼出手大方，数额巨大，肯定是远远超出他个人的俸禄能够承担的极限的。也就是说，就是象戚继光这样为民众和朝廷作出巨大贡献的好官，也免不了贪腐。但另一个事实就是，戚继光死后，如果没有象海瑞那样一贫如洗，但同样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家产。所以，戚继光是确确实实可以用“贪财不利己”来形容的。
再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是，无论是胡宗宪还是戚继光，他们无论是对老百姓还是朱家皇朝的贡献，都肯定是远远地大于一尘不沾的海瑞！事实上，一尘不沾的海瑞在明朝历史上，除了一个象征性的榜样之外，实在是无法施展才华，到处受到牵制，直到后来出狱后的十几年中，名相张居正虽然保他出狱，但一直拒绝起用他，只能赋闲在家。
综上所述，还是那句老话：政治运作的最高境界不是“你死我活”、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必须有效而完善地实现“妥协”。
研读明史时长期困扰我的第四个问题是：在皇权争夺战中，军事上的争夺和非军事的政治争夺胜负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两者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几千年中国和全世界的历史都无数次地证明了战争的胜负，或者说皇权争夺军事上胜负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正义和民意！正义的事业，正义的战争，都必定获得民意的支持，而民意确实是决定战争和权力争夺胜负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在明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二次叔父起兵争夺已经成为皇帝的侄子的皇位，结果却完全不同。前次是燕王朱棣被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苦苦相逼，无奈装疯都无法保命，只能被迫起兵和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争夺皇位，正因为是被逼无奈起兵有理，虽然自始至终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最后却能够顺利打败建文帝，篡夺皇位成功。
后次是南昌宁王无端起兵讨伐正德皇帝朱厚照无理，尽管当时宁王兵强马壮，却被王守仁（王阳明）单人匹马起家平定宁王之乱，宁王被诛杀。
这非常充分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在战略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是正义和民心，在战役上，军事实力才是决定因素之一。这是因为，正义和民心能够影响士气，实际作战的士兵是“民”，而不是“官”，所以战争的“士气”往往跟着民心走。
但是，在民众力量缺位的非民主的专制集权体制中，在非军事的政治的权力之争中，君子和小人之争却不同：就长期来看，正因为“历史是后人写的”的规律性事实，对已经脱离了真刀真枪的、您死我活的、真实的权利之争的后人来说，相对地应该比较洒脱，应该比较能够客观地评价前朝历史人物，所以就长期来说，历史多半会还君子的历史真面貌，多半会实事求是地歌颂君子，而贬低小人。但就当代的历史“进行时”来说，小人却多半能够占有优势，因为君子往往受到无数道德的、法律的、良心的、甚至是“道统”的束搏，无法放开手脚无所不为，而小人往往无所顾忌、大胆妄为、甚至可以无法无天地为所欲为，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昏君大大地多与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在明朝三百年历史中，还是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历史中，甚至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中：无论是皇族内部对皇位的争夺，还是官场中百官对官位的争夺，都是你死我活，既残酷、更惨烈。这说明权力对人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谁，都可以为争取权力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也正因为这个人类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客观事实，才使当代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自愿、自动、自觉地发动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交还给人民群众。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的信心的最主要原因。
这实在是一个政治误解，从根本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绝对不是共产党“交出”政权，而是最有效地保全执政地位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真要想保住政权，就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清除和制约党内腐败，才能够从新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长久地执政下去。如果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集权统治迟早会被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集权所造成的严重腐败所断送！这同样也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的规律性结果！
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替频率还没有超过三百多年以上的，在当初农业文明的皇朝封建专制制度下况且如此，更不用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历史轨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甚至是信息化的历史潮流正在所向披靡地涤荡全世界。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历史主流，就是公平、平等、正义、人权、共和、宪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公平地竞争等等，这是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无法阻挡的历史主流。而信息化，更是迅速地加快的社会发展的进度和速度，在专制集权的体制下，它能够迅速地加快腐败和财富集中的速度，在民主和法治体制下，它同样能够加快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程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唯一出路。再这个政治判断中，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明白无误地诤诤告戒中国共产党的后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12]。“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3]。他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整个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4]。客观现状是“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15]。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16]“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17]“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8]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内外国情和危机，留给中国执政党的决策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绝对不是危言纵听的杞人忧天。
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
[1]、[2]、[3]、[4]、[5]、[6]、[7]：资中筠《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8]、[9]、[10]、[11]：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史载崇祯是一个昏君。但这只是清朝的历史“曲笔”，目的是为清朝的侵略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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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修明史里哪句说过"崇祯是一个昏君"?
——本文字来自牛二先生2010-12-27 17:52:46电子邮件
——丁礼庭答牛二先生：
非常感谢牛二先生前来挑刺找茬，坦白说，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确实回答不了先生对我的质疑。不过，在历史学界认为崇祯是昏君的说法，确实存在。但是不是出于“清修明史”，或者到底出于哪位历史学者，还请牛二先生指教。
我似乎没有看到过历史学界认为崇祯是昏君,起码这种说法不普遍.一般比较广为接受的评价价是--崇祯是个主观努力但能力十分有限的庸君.
清朝修明史里对明朝的几个皇帝的评价其实是有所拔高的.一方面,编著者多是明遗,另一方面满清为维护自己正统性,强调自己的江山得之于流寇,所以为笼络人心,也不好可以贬低明皇帝.
——本文字来自牛二先生2010-12-28 17:06:59电子邮件
——丁礼庭答牛二先生：
谢谢牛二先生指教！我文章中说的：“清朝为入侵找理由而贬低崇祯”的观点，好象在当年明月先生的《明朝那些事儿》中读到过。由于怕记忆有错，一时又无法确证，所以在文章中不敢注明，就是现在我也无法确证。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问题，无涉歪曲历史事实的的问题，存在多元的认识和评论也无妨。
1，天启临死前对崇祯说：魏忠贤是国家栋梁。崇祯把这个当个屁放掉。而当崇祯的末日来临时，才有所感悟，下令为魏忠贤平反。当国家处于混乱的党争，权力分崩离析时，是不是需要有人出来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来重拾中央集权呢？没有中央集权的崇祯，基本难以控制局面。而当崇祯需要强力的中央集权来收拾混乱局面的时候，自然会想到魏忠贤。他即位之初，不会明白这点。崇祯太嫩。而天启是半个明白人。
2，学界普遍认为明朝的腐败来自于低薪。事实是宋朝的高薪并没有节遏制腐败，而且腐败程度与明朝相比毫不逊色。高薪能减少腐败，低薪导致腐败等等，仅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
实际上宋朝的高薪导致国家的行政开支非常庞大，直接导致宋朝政府的高收入也仍然办不了事，冗官冗费现象非常严重，而如此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宋朝的财政收入一旦减少，政府将难以维持，因此加紧从农业、商业等各方面进行盘剥，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腐败并没有因此减少。朱元璋看到宋朝弊病，大幅降低官员工资，节省了大量国家开支，从而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由于削减了工资，使明朝税收基本维持在低水平，使民间的资本积累有了可能，为明朝中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渐诞生资本主义萌芽。
学界以前一直认为明亡于天启，自万历十五年问世以后，学界又开始转向明亡于万历的论调。殊不知黄仁宇以西方的制度架构来分析中国历史，分析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明朝的灭亡，没有节点，找不到到底是亡在谁手中，而是经济大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新思想浪潮的不断冲击，生产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等等诸多因素的叠加产物。没有人能够阻止明朝的灭亡，也没有人能够推动或加速明朝的灭亡。明亡，亡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本文来自 hahaku719 先生2011-04-25 13:48:45在天涯的跟帖
答 hahaku719 先生：
hahaku719 先生说：“天启临死前对崇祯说：魏忠贤是国家栋梁。崇祯把这个当个屁放掉。而当崇祯的末日来临时，才有所感悟，下令为魏忠贤平反。”
魏忠贤只是崇祯临死前病笃乱投医的救命稻草，说魏忠贤能够承救明朝于危难，实在是既没有任何历史事实的支持，也不可能存在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魏忠贤在他得势的八九年中，可以说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如果这种观点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界能够有一席之地，那不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耻辱，（尽管我们主张和提倡学术自由，但也必须拒绝无耻，也不能颠倒黑白。）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