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宏观调控的热闹局面说明，人们都把眼睛紧紧盯着短期的经济运行，而对长期经济发展重视不够。其实，经济严重失衡的现实早已摆在我们的面前，宏观政策失效，甚至扭曲，进而加剧了经济失衡，也一再提醒人们关注经济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

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长期以来的体制扭曲和政策呆滞与经济运行和结构变迁双向互动、彼此叠加的结果。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单向联系，本节将以本世纪以来的情况说明它们的双向互动。

本世纪头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从2000－2010年，GDP增长率年平均10.46%，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更快，达到了年均11.64%。表明总需求扩张偏快，经济增长过速。据北大卢锋测算，2005－2009年，总需求累计扩张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12.1个百分点。

需求过热和增长过快，通常伴随着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2007年GDP增长14.2%，当年和第二年的CPI增长率分别为4.8%和5.9%，去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0.3%，去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的CPI增长率分别达到3.3%和5.4%。不仅如此，卢锋还发现价格上涨出现了“四快四慢”的特点，即存量资产价格上涨较快和增量商品价格上涨较慢，进口品价格上涨较快而出口品价格上涨较慢，农产品价格上涨较快和制成品价格上涨较慢，原材料和投资品价格上涨过快而消费品价格上涨较慢。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投资需求，10年中年均增长23.8%，其中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长25.49%，二是出口增长，年均增长20.27%。这两个方面都与我们的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高度相关。

虽然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我们经济体制不仅仍然保留着不少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而且市场化的部分也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政府作为一个特殊主体，不仅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且掌握着巨大的资本权力，因此，我们的经济仍然是一个激励扭曲而约束失灵的经济，是一个需求膨胀和投资饥渴的经济，只是投资的具体方向和结构有了一些变化。官员的GDP迷信和政府间的“兄弟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尽管政府的收入以年均20－30%的速度增长，占GDP的比例超过了30%，但是，没有一个政府不感到缺钱。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达到了25%左右，但所有的地方都感到投资资金不足，很多项目等待上马，大批房地产项目需要开发。尽管国内资本已经过剩，但所有的地方还在争先恐后地引进外资。尽管出口的超高速增长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但出口对于出口的部门和地区还是有利的。总之，争取利益、争取政绩、争取晋升的压力，迫使人们如此行为。

与此适应，我们的主要经济政策则成为体制实现和经济运行的工具。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因而，其应当随物价变动而调整，但是，由于央行的利率管制，利率政策长期表现出一种呆滞状态。据卢锋计算，近10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利率与CPI变动的比率平均为0.92，而中国只有0.21，仅仅高于长期处于通缩状态和流动性陷阱之中的日本。特别是在价格上涨较快或者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往往为负。负利率是对普通老百姓珠剥夺，更是对负债者的补贴和奖赏，起到了鼓励投资和抑制消费的作用，推动了贷款和投资的过快增长，形成一次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循环。如果再看看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那么，不仅制造业投资占了30%上下，而且也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其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2003年的26.4%，提高到2009年的31.4%。这也是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和出口增长过快的基础。

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有所提高，汇改以后都出现了一个缓慢的升值过程，由于央行的汇率管制，升值的幅度有限，特别是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形成了两次盯住和两次脱钩的过程，但盯住的时间长于脱钩的时间。由于中国经济的开放成长和生产率追赶，客观上存在着汇率升值的压力，由于汇率调整的呆滞和不足，形成了人民币汇率的被动低估和单边升值，导致了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双顺差的持续积累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以至到现在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我国经济内外失衡不断加剧，甚至积重难返。

再看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

随着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和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利率政策的呆滞，无法调节货币供求，于是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央行的首选。2007年存款准备金率调升10次，2008年调升6次调降4次，2010年进入本次调升周期，升息只有5次，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则达12次。至于发行央票，回笼过多流动性也相当频繁。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呆滞的情况下，这也成为央行调节货币供应的主要手段。虽然这种办法能够暂时抑制流动性的更大泛滥，但却调节不了经济运行的内外平衡，恰恰相反，再加上种种冒充宏观调节的行政手段，进而扭曲和弱化了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使之进一步失灵和呆滞，二者相互叠加，相互推动，以至陷入失衡陷阱而难以自拔。

将以上的讨论综合起来进一步考察，两大总量政策和价格手段调整呆滞和失误，在形成需求偏高和增长偏快的同时，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调整迟滞，推动了投资的过快增长，而投资中增长快的又是制造业投资，于是，形成了制造业的高速增长。由于汇率低估和调整呆滞，虚增了国产品的竞争力，一方面鼓励了制造业的出口增长，完成了制造业的生产循环和经济周转，另一方面，在推动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压低了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收入和消费的低速增长，就使得三次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长期过高，而服务业的一直偏低，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只能随第一产业的下降而上升。不仅如此，由于利率和汇率低估和呆滞，也降低了结构升级的压力和动力。

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就业结构的失衡和矛盾也很明显。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进城，在制造业和低端领域就业，再加上城乡分割的体制，形成了“民工荒”和“用工荒”并存了的格局，另一方面，随着大学扩招而来的是大学生就业困难，形成了高端劳动力在低端市场就业的格局，造成了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由此而来的是城市化过程的扭曲。

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已经相当高，内外经济的相互影响和冲击也相当显著。特别是世界市场瞬息万变，各个国家之间的角力紧张而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和汇率政策的长期呆滞，不仅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吃亏受损，而且会固化体制上的扭曲。要知道，这种局面是无法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