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读到了网名叫“我不讲”的先生的文章《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学模型 》[1]和《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刘易斯增长模型》[2]（以下以《贸易摩擦文章》的简称来代替这二篇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发达国家的资本为追逐廉价劳动力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生产廉价产品后回流到发达国家。——这个全球化的主要内涵之一，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或者说对造福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对这个全球化问题，我的理解是：
市场经济前200多年为什么没有这种资本外流的现象？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很少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现象的，那么，在这种体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几百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低效，自始至终受到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困扰。经济学家刘易斯对这种事实的理论分析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是由农业的收入来决定的。如果农村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无限供给”的特征。这时，工业的发展就会有不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才会产生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压力。刘易斯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的农民收入决定的。”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运输成本”。
在这里，刘易斯先生确实详细地描绘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造成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现在我来详细分析这种情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是由市场自然决定的价格和其它经济现象就是正确的。但上面刘易斯所指出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及其造成的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事实，虽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这种市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却是“反市场的”，或者说是违反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的，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这是因为：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扰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永远过剩，而资本，或者说是物化资本的资源，永远紧缺。在这种供求绝对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就永远是低于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成果的，也就是由于低于劳动力的合理所得的。但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受到生存压力的迫胁，只要能够维持生存，无论工资如何不合理，如何地低廉，劳动者不可能拒绝。因此，纯粹的市场调节不可能通过劳动力过剩造成的低工资而减少劳动力供应，使劳资之间的供需自动恢复平衡。
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相对来说，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
当这种“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的积累就导致了严重的世界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就应运而生。且不说凯恩斯主义中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罗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会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通过高税收来推行福利制度，所有这些
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或者说是“促进和完善”市场的功能的一系列调节收入的政策，适当地制约了资本的强势，辅助了劳动者的弱势，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劳资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极大地激励了感到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也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大多数劳动者有财力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提高了内需，政府通过反垄断立法制约了企业的垄断现象，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荣了国内市场。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实行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就使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从过剩走向饱和，而资本却随着经济繁荣而大量盈余，在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的推动下，就只有二个发展趋势，要么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要么资本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阻止移民进入的政策和物流和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顺便解释一下，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而生产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质。）市场就以自己的方式替代了人口的地域间的转移，以资本外流的方式来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就不可阻挡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根源。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所决定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我认为也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资本外流的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就是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大多数劳动者接受长期教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直接地、有效地为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了“历史必然”，这也就成为低层次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历史动力。
那么，这种资本外流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这就必须先定义什么是“利”和“弊”。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就把大写的“人”字高高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等的社会发展之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这里的“人”当然不是指某个群体、阶层和阶级，不是仅仅指少数精英群体，也不是仅仅指无产阶级，而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的人类全体成员。因此，贫富分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完全是错误的，是没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正义性的发展模式。所以，衡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利和弊，只能以这二大原则为标准：世界整体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每个人”、“一切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其中主要的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我们必须，也只能在“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目标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
因此，能不能实现上述二大目标，就是检验“经济全球化”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标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资本外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我所指出的这方面所谓“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就是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换代顺利进行的过程中面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外流和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第一波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我之所以说这是成功的经验，是因为：
第一，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是整体性外流，也就是《贸易摩擦文章》中说的“伴随资本外流的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就产生了进一步缩小技术和管理差距的效果。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替代发达国家产品的能力。其次，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两要素双向流动变成了资本和廉价工业品的双向流动。”也就是说，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是连带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移植。纵观世界经济史上所有产业转移成功的事实，可以证明这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无论日本的家电行业，还是台湾的电子行业，甚至是中国的“海尔”还是“振华港机”，这些成功的事实都具备这个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缺一就不可能完善。
第二、这种整体的移植还包括民主政治、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日本和“四小龙”是单纯地接受欧美的产业转移，而没有制度上“转型”的麻烦。
第三、这种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国外资本流入、产业转移和本国的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由本国内需提高所形成的完善的国内市场的健全，合并成同步发展的同一个过程。这一切都遏制了欧美制造对外转和资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适应欧美国家本身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并以此消化由资本外流对欧美国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没有非常尖锐地因资本外流而造成大规模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给整个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日本和“四小龙”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复制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达到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后，再一次地开始了面对中国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
综上所述，第一波从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不但没有受到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而且还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龙”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外流资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接受国日本和“四小龙”来说，不但实现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相对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来总体评价，当然是一个多赢的事实和经验。这就足以证明《贸易摩擦文章》中的这个观点的错误：“全球化政策是一个典型的出自精英集团私利，与大众利益向冲突的政策，……经济全球化是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向前推进的。”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经济全球化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结果，也完全可以实现流出国和流入国双赢、资本和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而这种《贸易摩擦文章》中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也就是我说的失误和教训，是来自于第二波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也就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四小龙”面向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的失误、教训的原因和事实是：
第一、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管理体制向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不但给这种“双转” （产业转移和制度转型）模式带来困难，而且如果这种“双转”模式不能同步适应，一旦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是严重滞后的话，将给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严重问题。
第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为自己在整个“双转”过程中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就必然地重复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痛苦的历史：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国企通过政府权力实行垄断、以及民众贫困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需严重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所有这些弊端，不但形象地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所有弊端和危害，而且因为整个过程发展的快速和激烈的程度，使这种危害和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这种由于工会和民主权利的缺位造成的劳动者的低收入和低福利的直接后果就是因贫困引起的教育欠缺，严重地阻碍了大多数劳动者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单一的生产实体的转移，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只是掌握低端的生产环节，是无法掌握生产科技、产品设计、管理理念、营销渠道和品牌效应等重要的高端环节的。这也使中国企业的获利比例和获利量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贱卖和过度开发、寅吃卯粮，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权的事实，从而也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正因为低工资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够在中国成活，也使这些企业失去了争取和完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的动力。这也是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大多数仅仅是低端的生产环节的转移，而高端的、高效率、高利润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都掌握在外资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这种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所造成的贫富严重分化和财富集中，也严重地制约了内需的发展和提高，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出口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于是只能进一步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低价竟销，结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资为基础的恶性循环。
第五、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客观事实，又进一步延长了中国通过发展来摆脱困境的痛苦过程。
第六、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指出的：“问题在于李嘉图的模型是一个理想模型，模型中就业的转移是无成本的。真实世界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转移是通过破产和失业来转移的，这种转移是有成本的。”这话完全符合事实，在这里，不但有经济成本，也有时间花费，而正是中国这种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大规模出口竟销，加速了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规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对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消化能力而打击了他们的就业状况，也打击和危害了发达国家广大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拿秦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工资、福利和民众权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现了低福利、低人权的“劣币驱逐良币”反经济规律而动的事实。
第七、建立在低工资和低福利成本基础上的“低价竟销”所获得的超大量外汇储备，不但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上的利益，反而由于金融人才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汇管理上的困难，给国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损失。
第八、中国目前低工资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别是贫困造成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无法有效提高，进一步造成的产业结构无法有效提高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国无法在不远的将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后一轮更低价格的劳动力竞争中掌握主动，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丧失高速持续发展的优势。
综上所述，正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转”之间进度的差异，即“制度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地滞后于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才造成了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才直接地使中国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上述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必须特此说明的是，我无意攻击中国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人权现状，我曾经反复指出二大事实，一是，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政治民主状况，不但是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自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二是，尽管如此，还是跟不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并且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人权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新闻出版等各方面发展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并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瓶颈效应。我的结论还是那句老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为全人类造福的历史要求。
下面，我来分析和纠正《贸易摩擦文章》中的部分错误观点：
一、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吗？
这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误导，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地、自然地演化和发展而成的，只不过国际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起源的。世界上还真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是几个国家有能力能够主导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就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几个发达国家主导下完成的，但是，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全部的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充其量只能说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的一部分，甚至不能说是主要部分，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游戏规则所决定的。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所有国家没有强制的“硬约束力”，也就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或者是事实上存在“强制”其他国家执行的例子。虽然我们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有利的条约，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这种利益上的倾向性，并不能证明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
二、“反倾销制裁”是贸易保护主义吗？
如果我们脱离“反倾销制裁”案件具体的事实内容，仅仅就WTO规定的“反倾销制裁”的条例来分析，就会明白，“反倾销制裁”是自由贸易的“守护神”。虽然事实上“反倾销制裁”往往是国家之间贸易保护战争的起源，但这也仅仅是贸易保护主义打了“自由贸易条例”的“擦边球”，歪曲和利用了“自由贸易条例”。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制裁”（当然是指合理的反行销制裁）仅仅是他们无法干涉中国内政来改变危害双方利益的现状的无奈之举。
三、缪尔达尔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市场力量倾向于累积地加剧国际间的不平等，在一方为工业国而另一方为不发达的国家的两类国家间自由贸易十分正常的结果，就是后一类国家走向停滞和贫穷的累积过程的开始”这话缺乏一个前提，就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存在先天性缺陷的环境中，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但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纠正和完善市场经济本身的不足和缺陷。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完全能够通过实践总结出正确的理论，来进一步指导下一轮实践，虽然这种人类的实践并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方向，但人类这种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不但有可能纠正市场经济的某种缺陷，而且有可能有效地加速历史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人类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把人类的实践作为客观世界运动的一部分，那么上述观点并不违反辨证唯物主义理念。
四、《贸易摩擦文章》中指出“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当时有记者调查，发现珠三角普通工人的工资10年没有上涨，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也是吸收农村劳动力速度最快的10年。根据刘易斯模型的原理，这是完全正常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增长的好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福利由于经济增长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工资率并没有实际上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很容易发现劳动密集产业所赚取的那么一点加工费，仅仅是整个产品利润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即便是劳动密集产业赚取的那一点点利润，对于改变后发国家的经济地位，依然是正面的、而且并非是微不足道的。”“ 而中国则必须明白，‘产业升级’虽然比劳动密集的利润更高，但这不是任何人为政策可以改变的，决定中国产业结构的同样是市场力量，而不是国家的产业政策。”
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在刘易斯模型中，农民进入工业就业就是全民平均收入提高确实是事实，甚至这种现象对经济全球化都有一定的好处，这观点确实不错。但问题是这种劳动者收入的改善和提高是缓慢的，不但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大幅度低于他们的劳动付出和劳动的贡献和成果，虽然这种工资水平确实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正如我上面指出的，这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平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并且引发了市场经济体系中严重的危害和弊端。中国目前已经实现的外来的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改变，确实是“正面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不充分的、甚至是不可持续的，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虽然不能说一定是弊大于利，但也必然是弊端重重的。说严重点，这种存在严重腐败和贫富悬殊、财富集中的经济发展，是缺乏完善的正义性的，是有违历史发展趋势的，也是有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历史发展的目标的。所以，中国必须，也完全有能力改变这种“市场先天性缺陷”造成的不利事实。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是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并和劳动贡献、劳动成果相符合。不能等到劳动力供给饱和后再快速提高工资。因此，刘易斯模型指出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必然结果，而是必须人为纠正的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五、就这点来说，《贸易摩擦文章》中的这个观点：“选择了市场，就是选择了市场中必然存在的经济运行规律，就必须接受生产运行的经过。经过200年的折腾和尝试，美国的大多数劳工都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果：‘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是错误的，也是不堪一击的。
正如上面我所指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果”，也不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而是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支持工会提高工资”和“高税收高福利”的“政府调节收入政策”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这个“适当”，也就是仅仅指“促进和完善”市场的功能的范围，也就是指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的范围，就是在“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最佳结合的范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政府调节收入政策”一切超越这个范围所产生的弊端的指质都不是取缔它的理由，而是必须把它控制在适当范围的理由。
六、《贸易摩擦文章》中说：“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的流动，都具有提高U地区（发展中地区）工资和降低F地区（发达地区）工资的效应，这种区域间要素流动最后达到一种均衡，区域间发展差异由这种差异导致的要素相向流动而消失——市场具有降低区域发展差异、达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能力。”
这话原则上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种“降低差异”和“平衡发展”有二种情况，一种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靠拢，由低向高发展，比如日本和“四小龙”模式，另一种就是秦晖先生指出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既制约发达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减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在劳动者收入、福利和人权方面向落后国家看齐。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应该如何来争取前一个结果，而避免后一种结局。
七、《贸易摩擦文章》中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产品，中国应该‘扩大内需’；如果中国的内需扩大了，国际贸易量就减少了，贸易摩擦也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指责，也是很奇怪的思维方式。中国如果可以决定市场中产品的流向，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全世界的产品都由中国人来消费，但市场并不是这么运行的。美国人正因为消费量比中国人大，才被认为比中国人富裕。”
我上面的分析不但说明了中国目前中国这种依赖低工资进行的低价竟销造成的几乎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国的超大量贸易顺差的严重危害和弊端。而且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中国模式”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可以改变和避免的“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八、《贸易摩擦文章》中说：“李嘉图模型指出，除非美国全面禁止竞争，否则竞争一定会强迫美国的就业转移；同时，李嘉图模型还指出，如果美国全面禁止竞争，那么美国的处境会更糟糕。美国的经济模式依然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的基本逻辑就是竞争，高成本永远竞争不过低成本，这个基本逻辑，即便强大如美国政府，也是无法改变的。”
这话虽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仅仅是体现了“市场先天性缺陷”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就好比，在市场经济的前几百年，世界各国都饱受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困扰，但自从政府调节收入的正确政策实施后仅仅80年，世界经济就出现了突飞猛进，实现了以前几百年都无法实现的生产力。所以，虽然美国无法改变中国恶性的低工资竞争的政策和事实，但我们中国应该，也有能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而且，如果我们中国不能及时调整，改变和避免这种对全世界的不利因素，那么我们自己也必然会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无法在下一轮东南亚和非洲的劳动力更低价的恶性竞争中获得主动。
九、《贸易摩擦文章》中说：“市场份额永远是1，发展中国家的‘内需扩大’了，发达国家的‘内需’比例就会降低，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原动力，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会接受这个结果吗？发达国家如果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和财富比例的扩大，又何必搞出那么多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和贸易战争来？”
只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受到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影响，他们自己的经济也在正常地发，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接受这个事实，虽然他们的发展可能会比部分后进国家的发展慢。更何况这种落后国家的快速发展，比如日本和“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不但创造了多方面的多赢结果，而且是发达国家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象中国这样在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正是直接影响发达国家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发达国家尽管感情上不愿意，但事实上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拒绝接受”落后国家后起发展并追赶他们的事实，更不要说他们事实上根本就无法拒绝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结果。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制裁”（当然是指合理的反行销制裁）仅仅是他们无法干涉中国内政来改变危害双方利益的现状的无奈之举。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1]：“我不讲”（网名）：《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学模型 》此文于2009.10.08.13：08：05. 贴于新浪-经济论坛-经济学人,可能在新浪论坛改版时被删除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网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4101-6436.html
[2]：“我不讲”（网名）：《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刘易斯增长模型》此文于2009.9.28.17：01：23.贴于新浪-经济论坛-经济学人,可能在新浪论坛改版时被删除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网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3955-5442.html
[附件1]
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刘易斯增长模型
奥巴马总统批准针对中国的轮胎特保案。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第一次，更没有人会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吗？是中美贸易战或者全球贸易战的信号吗？几乎没有一个评论家认为：贸易战一触即发。
轮胎特保案是否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取决于中国是否采取实质性的报复措施；也取决于美国是否还有后续动作。实际上，对于这个特保案，中美两国都表现得十分克制，都尽量淡化其影响，低调评价它的意义。
显然，两个国家都知道，如果非要将这个轮胎案的意义升级，那么后果是两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上，各方同意由G20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这是一个信号，这不仅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信号，也是各国意识到相互依存度的信号，同时也是没有人打算单方面发动贸易战的信号。
然而另一方面，也就是在这次峰会上，中美两国领袖都是微笑着用最温和的语言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奥巴马呼吁各方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胡锦涛暗示在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存在巨大阻力。两位领袖的发言预示着：角力不会停止。
局面似乎很微妙。对于轮胎特保案，奥巴马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中美轮胎贸易，涉及贸易额不过10亿美元，根本不会对上千亿美元的中美贸易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他批准这个提案，既不是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打算和中国发生贸易战。既然如此，奥巴马为何要在世界尚未走出经济危机的时候批准这么一个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提案，为何要在G20峰会上和中国讨论危机对策和首次访问中国之前，签署这么一个可能发出错误信号的的提案？反过来说，奥巴马如果真的打算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复苏美国经济，难道他真的认为涉及10亿美元贸易额的特保案可以起到实质性作用？
一、
怀疑美国喜欢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武器不是没有道理。1929年的那一场贸易大战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国际贸易萎缩了，市场就萎缩了，加之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说到底也就是市场进一步萎缩而已。既然市场“受制于人”会如此糟糕，那么就有必要用武力来扩大自己可以控制的市场，这种思维方式自从工业革命之后的主流文化中，并非不道德，任何一个仁慈的父母或者一个善良的邻居，都有可能支持发动一场旨在扩大市场的战争。希特勒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疯子”，那是因为他要在欧洲“扩大德意志的生存空间”；日本人在巴黎和会上堂而皇之地表达自己“扩大生存空间”的理由和欲望，“主流”国际社会对此就没有什么意见。当时的政治和理论都不反对大国扩大版图，每个人都知道控制更大的市场是多么重要——版图越大，“内需”就大了；内需大了，就不必受制于人。实际上每个国家也都是这么做的，英国有必要占领印度，美国宣布美洲是自己的“后院”（门罗主义），法国在非洲有大片“领土”，日本要占领中国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了。对于“文明的”主流国际社会来说，中国在当时是唯一一大片“没有人占领的土地”；实际上，即便是希特勒向东扩展的时候，“民主国家”也都是认可的，因为斯拉夫人也不被“文明社会”认为是自己人。日本和德国最终却破坏了这个“游戏规则”，向“文明社会”不宣而战，这才引发“世界大战”。中国人抗战8年，同一场战争被分为两截，后面那一截才算是“二战”的一部分，前面一截最多算“当地土著的起义”。
贸易保护主义竟然和帝国主义理论和帝国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看上去很奇怪，其实并不奇怪，“海外贸易”甚至可以是“征服”的同义词。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的规模依然重要，而且甚至更显得重要，但“文明”必须接受跨国界的市场。就这么一点简单的道理，人类付出了自工业革命以后“殖民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代价，尽管还没有彻底接受，但至少已经成为包括“文明社会”中反战、和平人士在内的人类的共识。接受跨国界的市场，就必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即便非经济学人士弄不清经济学中复杂的计算和推理，也看得清这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自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3次G20峰会都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道理。预测奥巴马政府会不会发动贸易战，必须假设奥巴马政府具有合理的理性，否则就没有办法预测任何政府的行为。
既然奥巴马政府没有打算发动贸易战，那么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个有可能引起“误解”的信号呢？政治是复杂的，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熟悉美国国内政治版图的人，都知道民主党和劳工组织的关系。其实，这不过是奥巴马的一个政治交易。他用10亿美元的轮胎贸易，向国内的政治势力表明，他履行了他竞选时的诺言；同时他会用一切方法设法获得中国政府的谅解：这个特保案只涉及区区10亿美元，希望中国不要将其理解为贸易战的信号。非常有意思的是，和以前的“准贸易战”不同的是，中国这一次既没有在事先提出任何报复威胁，也没有在事后做出报复反应。中国似乎认可了奥巴马的这个交易，很可能也因此提出了中国的交易条件——政治不过是一系列的妥协和交易而已。
二、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跨国界市场的积极承倡导者之一。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是不同的。
中国的都市社会历史并不长，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习惯，人们认为任何政策只有好坏之分。如果是好政策，就必须全民赞成；如果是坏政策，就必须全民反对。实际上，在都市社会中，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不是因为其“正确”，而是政治势力角力的结果。对于不同的议题，形成不同的政治版图，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就是都市社会的特点。在美国，经济全球化，是为数不多的划分主要政治版图的重大议题之一。
美国著名公共政策专家托马斯.戴伊（Thomas Dye）的名著《理解公共政策》（已出版到第十一版）认为，美国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美国的精英主导的，尽管如此出台的政策并非每一个都与大众的利益相冲突，但其全球化政策却是一个典型的出自精英集团私利、与大众利益相冲突的政策。戴伊如此解释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歧，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倡导国家，美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是建立在存在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的国内政治版图基础之上的，而最重要的反对势力，就是制造业劳工集团。戴伊将这个集团的利益夸大为“大众利益”，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美国的服务业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的服务业GDP早已超过了制造业GDP，制造业劳工集团不再是“大众”的同义词。即便是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理论著作，有时也会用一些技巧来夸大自己主张的分量。我们将这种夸大的水分去除，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所谓“大众在世界贸易中的损失”实际上是制造业劳工的损失。这个损失加上类似戴伊将制造业劳工与“大众”等价的语言习惯，就构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全球化是在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向前推进的。戴伊的著作所反映出来的第二个错觉是夸大了“经济全球化”政策意义。严格地说，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只有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美国是经济全球经济循环最大的受益者，包括制造业的劳工集团，也曾经极大地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当然，公共政策就是政治，政治不是科学，不需要准确，各种公共关系手法都可以使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同步增长的，这种差异就足以形成新的政治版图。利用制造业劳工曾经“代表大众”这个事实，甚至还可以加上“爱国主义”，尽量提高本集团利益诉求的重要性，这是政治本身的技巧。
在保护主义这个议题上，美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的劳工结成了同盟，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自由贸易，但他们可以以“就业机会”作为诉求。这种政治势力有多大呢？美国汽车工业的工资成本已经没有任何私人资本可以承受了，那么就用政府接管的办法，让全体纳税人为此买单。奥巴马说的非常清楚，汽车工业是美国繁荣和强大的一个符号。为了保留这个符号，纳税人同意了为此买单——即便是在“唯利是图”的美国文化中，有时金钱也不是唯一的考量。
以为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就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了，那是不现实的；但像戴伊那样，认为全球化仅仅符合精英的利益，忽略了美国服务业的巨大就业，那也是错误的。如果戴伊等专家不是有意混淆二者的差别，那么就是脱胎于美国制造业全盛时期的传统思维习惯误导了这些专家。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制造业从业人员不再代表美国的“大众”了。
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在恶化。托夫勒著名的《第三次浪潮》已经预言了这一点。这种恶化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前期，制造业还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短短十年时间，制造业几乎消失殆尽。香港特区政府甚至试图提出一个“促进制造业回流”的计划，这种设想昙花一现，香港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首届特区政府不得不面临“痛苦的转型期”，并及时转向协助劳工转移就业。全世界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这个痛苦的转型。
三、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时期。海外贸易对科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同样重要。英国皇家学会接受培根的建议研究各种“不同职业的发展史”，从一开始，经济问题就是皇家学会计划的一部分，现代意义的经济学从这里开始。“贸易差额论”几乎是现代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从荷兰和英国海外贸易时代的繁荣和危机循环中，人们总结出一个经济规律：贸易顺差是国家财富的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从来没有在经济学中消失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依然有“经济增长的贸易模型”认为出口部门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部门”。提高出口（出口导向战略）和减少进口（进口替代战略）可以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历史最悠久的理论。即便是在WTO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影子：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可以有一段时间的“豁免期”——可以用关税或者非关税手段保护自己的“弱小行业”。
当然，人们也许早就忘记了，和我们见到的用“贸易差额论”来为保护主义辩护截然相反的是，这个理论的缔造者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1608－1654）和芒（Thomas Mun，1571－1641）都是用这个理论来鼓吹“经济自由”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市场规模对于制造业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经济全球化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在那个时候，制造业是和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际贸易这个问题上，制造业劳工集团的利益是和制造业资本（精英）的利益是一致的——扩大市场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当时，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内部形成政治版图的议题，“贸易自由”成为工业化国家对付不发达国家最有力、而且是合乎道德的武器——“贸易自由是普适价值”，谁不同意就是和文明作对。
就在这些发达国家用“贸易自由”强迫打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双重标准。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采用贸易保护对国家经济不利”的教诲，几乎全部是对不发达国家说的。就在发达国家用军舰向不发达国家推广所谓“贸易自由的普适价值”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并不“门户开放”。第一，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了显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农业保护问题之所以当年没有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前的贸易摩擦，那是因为农业国家根本不具备和发达国家对等谈判的实力，不仅是农业，包括原材料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规则全部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等到不发达国家发现了、并有能力指出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贸易自由”之间采用了双重标准，一切都晚了，农产品贸易保护已经制度化了，要改变也是困难的。第二，发达国家在人员流动上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谓贸易自由，本身就包含迁徙自由。任何经济学模型，都必须包含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两个部分。无论在什么理论中，都不存在禁止迁徙自由的经济自由。戴伊指出，开放移民符合美国精英的利益，但不符合“大众”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对立是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的利益对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戴伊告诉我们两个事实，一个是发达国家确实在“自由贸易”的两个基本主题中采用了双重标准；一个是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所谓“自由”也是有双重标准的。美国参与甚至主导的WTO中的所谓“国民待遇”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发达国家的“自由博爱平等”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
年美国颁布代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法案》，大清国官员据理交涉，无果。人家讲的是实力，什么时候真的讲过“贸易自由”。
到了21世纪，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的服务业大国要面对新兴的制造业大国制定保护自己制造业就业的保护政策，其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七国集团”最后变成了G20，就是这个道理。国际政治是实力，国内政治也是实力，只要制造业劳工集团的实力还在，“贸易自由”这个最高原则也是可以牺牲一下的。中国和世界打交道，早就应该清楚，即便是“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所谓“普适价值”，要落到实处，就一定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受到较大规模的冲击，开始于日本的战后“起飞”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市场主要在美国，其次在欧洲。当时的欧美国家容忍了这种冲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冲击力有限，最多涉及大约两亿人口中的制造业就业；一个是当时处于冷战状态，这些国家和地区处于美国围堵苏联和中国的“最前线”，他们的经济繁荣本来就是美国“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日本奇迹”到上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十多年停滞不前，在时间上恰好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这并非偶然的巧合。日本长期“一边倒”，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美国讨价还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印度、南美、东南亚，甚至还有非洲国家，几乎有全球一半的人口，其中的劳动力要向制造业转移，“自由贸易”开始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产生实质性影响。于是，顺理成章，这些国家的“左派”在享受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数百年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之后，第一次提出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主张！列宁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全世界的劳工利益一致，那是因为列宁还没有机会看到新兴国家的崛起，各国劳工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是局部的。列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爱国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反而成了劳工利益集团最有力的政治武器。戴伊暗示，经济全球化全是精英的阴谋——“资本无祖国”。
在这一波劳动力转移的大潮中，中国一马当先，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则首当其冲。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显得十分凸出，盖源于此。
四、
从来就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预言到，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会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几乎全部“增长理论”或者“发展理论”，只要与国际贸易有关，都在“谆谆告诫”发展中国家：即便看到短期的好处，也不要接受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建议。
还有一些理论则认为，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不合理，所以他们会“拒绝自由贸易”，于是造成了自己的不发达。
尽管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导致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但这些理论也不认为发达国家会采用贸易保护主义。
从纯粹的经济学的角度看，看不出发达国家有任何理由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在农业和移民两个方面一直都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保护是局部的，不至于加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但不一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启动增长的门槛增高哪怕一点点，结果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农业保护和移民政策确实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启动门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印度、南美、东南亚，这些历史、文化、政治结构完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是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过程，前后相差不超过10左右的时间。这个事实表明，理论界长期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寻找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启动的原因，很可能是错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新千年之交，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足以和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相媲美。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我们很容易用刘易斯的增长模型来观察这个巨大的变化，只不过这个模型的尺度第一次超出了国家的边界。
刘易斯的模型包括两个部门，工业化部门和农业部门。尽管刘易斯的模型描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地域迁移，但这个迁移的效果完全可以用商品物流来替代，当运输手段继续进步以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足以抵消长距离运费，资本以外流的方式寻找廉价的劳动力的势头就不可阻挡了，市场有自己的方式替代人口的区域间流动。
刘易斯模型的关键部分不在地域流动，而在就业转移。当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时候，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和农业收入之间会存在一个差距，而不是像新古典模型所认为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会缩小为零。这个差距正是吸引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的动因。刘易斯模型的核心内容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是由农业的收入来决定的。如果农村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供给就会表现出“无限供给”的特征。这时，工业的发展就会由不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才会产生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压力。
发达国家用移民法阻止劳动力流入，认为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工资收入不必受到“无限劳动力供给”造成的压力。这种想法局部有效，一旦产品的运输成本相对降低，尽管廉价劳动力不能来寻找就业，但就业可以跨过国界和大洋去寻找廉价劳动力。移民限制加剧了工资差异（限制移民政策的本来目的，正是要加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异），自然就加大了资本外流的压力。经济学模型中普遍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就变成了资本和廉价商品的双向流动。如果说发达国家还可以勉强找到限制移民的理由，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限制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理由，因为这种限制一定会“动摇国本”。
发达国家禁止劳动力的全球自由流动，不仅仅是提高了资本外流的压力，由此产生的许多后果都超出了纯粹的要素双向流动经济模型的估计。首先，发达国家的实际资本外流要高于要素双向流动增长模型的估计，而伴随资本外流的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这就产生了进一步缩小技术和管理差距的效果，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取代发达国家产品的能力；其次，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两要素的双向流动变成了资本和廉价工业品的双向流动，这个结果，不仅改变了制造业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改变了运输业的格局（当然也提高了这个世界的能源需求量）。如果考虑到这些就业机会的乘数效应，发达国家损失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但发达国家并非毫无所得，他们至少可以将贫民窟拒之门外，所以戴伊认为精英阶层喜欢宽松的移民政策也是值得怀疑的。经济全球化了，迁徙自由并没有全球化，所谓“国民待遇”和“博爱”都是有限度的。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出国门，也可以形成“无限供给”。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你的工资是由北京决定的吗？》。弗里曼说错了，刘易斯的说法更准确，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的农民的收入决定的。
这对于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难道我们的工资要等到中国印度等数十亿人口的收入和我们一样了才有上涨的机会？刘易斯模型说，大致如此，但不会涨到一样。这里显然还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是由运输成本决定的。
经济学家很容易发现，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给降低了技术水平较低的美国人工资，哪怕这些廉价劳动力位于远在太平洋彼岸。这些工人的工资没有上涨的空间，但美国的经济却因为远在大洋彼岸的投资而继续增长——美国的贫富差距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加剧了！这不过是自由市场的本来面目而已，本来是美国人最为自豪的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不要以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抱怨是不讲道理，这种抱怨在中国也有，和美国工人的抱怨是同构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数据是在增长的，一个数据是经济总量，一个数据是平均收入。而与此同时，对于相当多的工资收入者来说，“我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或者“我的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大”。这就产生两个错觉，一个错觉是“人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另外一个错觉是“平均收入增长的数据是假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但工业部门的工资是基本不上涨的——“人均收入的增加”是与“工资基本没有变化”同时发生的。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当时有记者调查，发现珠三角普通工人的工资10年没有上涨，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也是吸收农村劳动力速度最快的10年。根据刘易斯模型的原理，这是完全正常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增长的好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福利由于经济增长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工资率并没有实际上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业资本的受益是最大的，还会产生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不理解市场经济在转型其间的这个特点，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由此产生的政治反弹，其实都是一样的。
保护“美国人民”的高收入不要受到外国人以及外国商品的侵害。
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国策”。至少已经100多年了。以此为目的的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尤其是针对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保护主义和资本的利益是冲突的，廉价劳动力对于资本非常重要。同时，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学也是冲突的，因为经济学认为，低成本意味着“效率”。
这种冲突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一直存在。美国的“保护和开放”选择，一直都是由这种冲突决定的。
一个10亿美元的保护案，可以引发世界的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保护案本身的“力度”有多大，美国历史上比这严重的保护案多了去了。这么个微不足道的保护案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保护案的对象实力强大了。这个“对象”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体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涉及人口数十亿。这些人原来是没有任何能力对美国的政策说三道四的，现在有这个能力了，于是“冲突”就凸显出来。
自由贸易理论说，贸易保护主义看似可以保护工资收入，但这个工资是名义工资。保护政策下的“高工资”是虚假的，自由贸易姿态下的实际工资比保护状态下高。但这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投资及就业可以自由转移到其它行业。这仅仅在模型中发生，“转型”的过程本身就是痛苦的，萨缪尔森说，转型的这一部分人在转型期间的损失，就是“进步的代价”。但功利主义理论说，社会的进步虽然好，但不应以任何个人为代价，何况这代价涉及的还是很多个人。既然不能以工人转型为代价，那么就只好以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为代价了。所谓自由贸易理论遭遇政治之后，即便是在美国这种“自由国家”，也必须打折扣。——中国人有很多人就是用经济模型来评价社会政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完善”；其实，以经济模型为标准，美国的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完善”过。
这和刘易斯模型有什么关系呢？刘易斯模型说，在农业人口转型的时候，只要农业部门的效率（收入）没有显著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就没有上升压力——工资不涨（这也是名义工资，其消费的产品也便宜了，所以实际工资是上涨的）。正在转型的中国、印度、南美、东南亚还有非洲，得有多少农业劳动力要转型？不要说美国的劳工感觉受不了，连中国的工资收入者都牢骚满腹。——整体经济增长了，老子的工资却没有涨！愚蠢的人说这制度显然不好，应该弄一个大家的工资一起涨的制度。这叫不讲道理。穷国的收入涨了，你的工资也要涨，那你不是永远比穷人富裕？你以为你是谁？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效率是在增加的，所以资本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这种扩大在美国尤其明显，因为美国没有转型的农民。连中国人都忽视了转型的农民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美国人自然会认为：那关我什么事？）
但美国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的，他们很清楚工人的名义工资涨速满是来自国际贸易，所以反对自由贸易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是理直气壮的
（中国的工资收入者搞不清自己的名义工资为什么涨速这么慢，所以就认为“市场经济不完善”，不懂市场经济的人以为市场经济中的工资增长也和计划经济一样是“普调一级”。中国人的工资收入者自己在城市拿工资，却十分盼望农民就在农村“就地富裕”——类似美国的移民政策；唯有农民自己知道，没有工业就业，哪里有富裕。只要还有农民没有转型完毕，工人的工资就涨不上去，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本不同。
当然，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不好，美国人也有。这本来就是从市场经济国家传到中国的思想，中国人自己连市场经济是什么都不知道，哪里造得出这种理论来。）
区区10亿美元的贸易保护政策，背后的“市场规律”和政治角力却如此复杂。
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有利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包括世界上最顶级的经济学家，都将这个问题简化为一个贸易模型了。如此模型永远都理解不了：既然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不利，美国为什么会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用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美国人民”的收入，而且这种保护主义从来都是“劳动人民”发动的。
这个问题背后的道理是，根本就不用害怕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有足够的政治势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有一些妥协也是正常的。中国要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同盟军是美国的经济全球化的受益集团，包括资本集团和服务业就业集团，当然还有全世界的“新兴工业国家”。
但中国不要忘记，产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那些问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中国也有。问题是同构的，都是市场经济本来的问题，并不是自己的制度没有美国好，也不是中国的资本家比美国的资本家更黑心，不完善是局部的，没有必要瞎折腾，非要制造一些社会对立出来。选择了市场，就选择了市场中必然存在的经济运行规律，就必须接受市场运行的结果。经过200年的折腾和尝试，美国的大多数劳工都接受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果：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事实参见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戴伊的著作）。
如果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真的是缩小的，美国的劳工集团又怎么会不断提出贸易保护主义议案——二者竟然是有联系的，对市场经济一知半解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
市场这玩意，丝丝相扣，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背后都是同一个自由竞争机制决定的。
我的毛病是，我看到的太多，但表述的清晰程度却不足够。有些部分，也许还需要解释。
本文转自：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3955-5442.html
[附件2]：
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学模型
内容提要： 在发展经济学各种理论中，发达国家总是在自由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却是经常性地站在贸易自由的对立面。这个现象，经济学理论从来没有解释过。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一直都被当作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结构模型，很少有人用其解释国际经济结构变化。本文认为，将这个模型稍作变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在什么情况下贸易自由会給发达国家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从而引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本文也指出了，为什么两类国家的利益冲突部分是局部的，同时由此产生的政治攻防是常态的。
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特有的问题，而是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与先发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用“中美贸易摩擦”这个词汇来代表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要将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限于中美之间，也不是因为我认为中美两个国家比别的国家更重要，而是因为还没有一个简单的词汇可以准确表述“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与先发国家在某个局部领域的利益冲突”，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局部利益冲突仅仅是“南北贸易摩擦”中的一个部分。尽管目前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十分突出，但它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也不是因为中国或美国而发生的。如果有机会，我认为有必要用一个更有普遍性的词汇来代替这个词汇。
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发生在这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之间了。这个现象，并非从来没有发生过，但一直是被经济学理论忽略的：先发国家竟然看到后发国家拿起了自己曾经最喜欢、也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甚至被自己上升到“普适价值”的地位）来对付自己，这个武器就是：贸易自由。
一、南北贸易问题的简单回顾
二战结束之后，经济学开始关注发展不平衡问题，产生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经济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的原理是普适的 [1] ；这个世界上只有经济学，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 [2] ，没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但经济学同时也要研究，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在存在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前提下研究发展问题，经济学的这一部分就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所以发展经济学的模型大都是两区域或两部门或两地区/两部门的。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大量接受了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建议，但发展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正是在于它的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谭崇台，2001，页283）。由于“南北”结构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思想或制度理论的经济发展思想可以解释的。
在区域发展差异“形成之后”，经济学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区域差异会因为要素的相向流动而缩小达到“区域均衡”；一个是差异会继续扩大。前一个观点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后一个观点来自对战后对南北经济差距加大的观察的解释。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正是因为战后的南北经济差异并没有如新古典模型所预言的那样趋向“区域平衡”，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对于这个现象，经济学又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认为，新古典模型并没有错，错的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制度不好（这个理论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改革为贷款条件的政策）；另外一个解释是，错在发达国家，他们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乃至整个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3] 。除了这两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之外，还有两个纯粹的经济学解释：一个解释是，不发达国家缺乏最基本的启动资本，无法跨过增长的启动门槛，所以陷入恶性循环 [4] （这个理论催生了“世界银行”这个旨在为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机构）；一个解释是“回波效应”（backwash）超过了“扩散效应”，发达地区不仅吸引了不发达地区的人才、而且还吸引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本 [5] 。
在如何理解“贸易自由”对南北差异的影响方面，发展经济学中也存在两种基本对立的理论。新古典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可以缩小发展差异，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由于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发达国家比比皆是，这个理论的说服力显然没有另外一种理论的说服力大。缪尔达尔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市场力量倾向于累积地加剧国际间的不平等，在一方为工业国而另一方为不发达的国家的两类国家间自由贸易十分正常的结果，就是后一类国家走向停滞和贫穷的累积过程的开始”（1957b，页228）。这个理论，和新古典模型的推论完全相反，但在发展经济学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古典经济学主动偏离马歇尔的传统，不得不又回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非如此不能解释战后南北差距扩大这个基本事实（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全部是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的）。当主流经济学主动使用“政治经济学”语言的时候，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早就准备好了，这就是新马克思主义。为发达国家辩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如何没有批评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有说服力，因为国际贸易的规则确实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也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分析，那么也一定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很容易发现劳动密集产业所赚取的那么一点加工费，仅仅是整个产品利润中很小的一部分，而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中有些理论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和“自由贸易”加剧南北差距的基本观点 [6] ，而自由贸易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是，即便是劳动密集产业赚取的那一点点利润，对于改变后发国家的经济地位，依然是正面的、而且并非是微不足道的。
在存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种经济体的全球经济框架中，如果不做一个专门的研究，我们甚至已经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种理论描述这两种经济体的互动；但如果对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稍有了解，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会在自由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曾经预言发达国家会站在自由贸易争端的反方。然而，到了21世纪，在全球经济论坛中，尤其是在G20这种最重要的全球经济论坛中，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一直都表现出很不情愿地接受贸易自由甚至反对贸易自由的姿态；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有时也宁愿对这个议题含糊其辞。
美国最基本的经济政策都有经济理论的基础，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里根革命”，背后都有强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但对于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怀疑的人如果不是比赞成的人更多，起码也是势均力敌。经济学有关贸易自由的基本理论人所共知：即便是每个国家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也应该坚持贸易自由（ ）。这个建议，不仅在美国，即便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同意的人都不会超过一半。中国香港的贸易壁垒在全世界的经济体中可以说是最低的，但那里也并非没有贸易壁垒。
自从哥白尼－牛顿以后，主流文化中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太阳围绕地球转了，尽管地球看上去依然是不动的。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奠定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就像科学家彻底放弃了地心说一样，经济学家早就放弃了“重商主义”。然而重商主义思维方式从来就没有退出过人们的经济生活。据说林肯总统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关税，我懂的不多。但我确实知道，当我向英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英国人得到钱。但是，当我在美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美国得到钱”（萨缪尔森，1992中文版，页1143）。这种重商主义的“常识”一脉相承，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力，以至于奥巴马一不小心，就会说出“购买美国货”的话来。这不是口误，这是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只不过奥巴马忘记了自己已经是美国总统，这种平时常说的话不能随便说了。
对于美国人来说，“便宜商品”并不总是来自所谓不发达国家。针对便宜贸易商品的“战争”，开始是欧洲，后来是日本，直到最近才转到南美和亚洲其它国家，将重点放在中国，时间就更短了。尽管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告诫美国政府，自由贸易对美国是有利的。但经济学很少认真地研究，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单方面反对自由贸易的利益集团，以至于这些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二、模型
1. 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
假设F国工人生产钢铁每小时为3个单位，生产土豆为每小时2个单位；U国工人每小时生产钢铁为1个单位、生产土豆为1.5个单位。李嘉图模型描述的就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F国在各个行业的效率都高于U国，但只要生产土豆的效率相对低于生产钢铁，那么F国进口土豆也是合算的，因为它生产土豆的机会成本太高了；F国工人只需要将一半工人转移到钢铁生产，它就可以生产4.5个单位的钢铁，超过没有贸易的两国生产总量；而U国工人全部生产土豆，产量可以达到3个单位，加上U国工人还有一半生产的1个单位，土豆总产量为4个单位，也高于没有贸易时的总产量。仅仅一个分工，加上贸易，两个国家的整体生产可能性边界就向前推移了，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劳动分工和贸易的这个原理其实人人都知道，如果不是专业的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人自己种植粮食了，大家都是专注做好自己专长的事情，然后到市场上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种生产方式比人人都生产每一种自己需要的产品效率要高得多。
既然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为什么会有贸易保护主义呢？
问题在于李嘉图的模型是一个理想模型，模型中就业的转移是无成本的。真实世界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转移是通过破产和失业来转移的，这种转移是有成本的。尽管经济学一致认为，这种转移的收益大于成本，尽管萨缪尔森说这是进步必须支付的代价，但失业者自己不这么认为。生产可能性曲线谁都看不见，但失业的痛苦却是真实实在的，可能破产的企业和可能失业的工人会对各自政府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真实的历史和李嘉图模型描述并不一样。真实的历史是A国有足够的钢铁制造出来的各自军火，强迫B开放工业品市场；同时但A国却对自己的农业实施了保护。那么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如何向前推进的呢？熊比特看的非常清楚，是创新。A国的效率已经整体高于B国，它有足够的能力“创新”。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用武力强迫其它国家“门户开放”并非不道德。美国国会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在讨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而美国在19世纪参与对中国的战争以“争取在华利益”，所要的也就是“最惠国待遇”加上一个“治外法权”。 李嘉图指出开放市场对每一个经济体都是有利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相信李嘉图；人们更信任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你要对我开放市场，但我的市场不对你开放。这样一来，就只能是靠军舰来决定谁的市场开放。
世界各国首先放弃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首先放弃的是用军舰扩大市场。放弃了军舰就必须谈判，谈判就必须互惠——大家都要降低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壁垒就是在这种艰难谈判中逐渐实现的，只不过谈判能力也是由实力决定的。
李嘉图模型还告诉我们，如果U经济体的两个部门的效率都低于F经济体，那么不发达国家（U经济体）的专业化会导致其相对劣势的那个部门完全消失，而发达国家则不会。这就使得U经济体的承受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之一。
2. 要素相对流动模型
在李嘉图的模型中，要素是在经济体内部流动的，区域间相互流动的是商品贸易。但实际上如果两个区域存在效率差异，就会发生要素的区域间流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模型描述这种情景。
新古典模型认为，F区域的发达程度高于U区域，那么F区域的劳动价格即工资w高于U区域，而U区域的资本匮乏，所以资本利息i高于F区域。区域间要素价格的这种差异对要素的区域间流动产生压力：U地区的劳动力为F地区的高工资所吸引流向发达地区，而F地区的资本而受到U地区的劳动力低成本所吸引流向不发达地区。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的流动，都具有提高U地区工资和降低F地区工资的效应，这种区域间要素流动最后达到一种均衡，区域间发展差异由这种差异导致的要素相向流动而消失——市场具有降低区域发展差异、达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能力。
廉价劳动力向发达国家移民会降低发达国家的工资，新古典模型的这个结论即便不学经济学，发达国家的劳工也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根据这个原理建立了自己的移民政策。戴伊（）指出，宽松的移民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一样，都是符合美国精英集团的利益，而大众则是这两种政策的受害者。
经济学很少专门对移民政策做经济学评价。廉价商品的进口和廉价劳动力的迁入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的影响是同样的，都有降低劳动力名义工资的效应。经济学并不认为这种对名义工资的压力会恶化劳动力的福利，无论是廉价劳动力还是廉价商品的进口都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发达国家的“人民”作为消费者的获益会抵消并超过由于名义工资没有上涨甚至下降的损失。美国由13个州组成一个要素自由流动的合众国，欧洲国家组成一个要素自由流动的欧盟，每个人都因此而受益。珠江三角洲有数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并不认为这些“新移民”降低了自己的收入，恰恰相反，他们都知道这些新移民的到来，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准。大约在十多年前，中国有很多大城市都认为有必要出台针对“新移民”的“特殊政策”，这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冲动被中央政府否决了；十多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平因为对新移民的开放而受损，整个国家因为人口自由迁移而受惠。
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并没有接受经济学的建议，还是建立了严厉的移民法，禁止廉价劳动力自由进入。
[1] 例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持这种观点。
[2] 例如，参见杨晓凯。
[3] 例如发展经济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重建国际贸易秩序。
[4] 例如，哈维.莱宾斯坦（Leibenstein，H.）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1957）
[5] 例如，缪尔达尔（Myrdal, G..）《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a。
[6] 例如，
3．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刘易斯（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是新古典要素相向流动模型的一个变形。刘易斯模型认为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F地区的制造业工资和U地区的农业收入存在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就业。如果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足够多，那么劳动力离开农村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民收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于是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就不会对制造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产生实质性影响，制造业就可以在工资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对农村劳动力保持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就可以视为无限供给。
刘易斯模型指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那么在制造业的工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整体经济和人均收入是持续上升的。刘易斯认为，制造业工资上涨的压力，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结束，制造业要保持足够的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否则就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
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提出之后，有很多人表示怀疑，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不可能的（ ）。2004年，中国的媒体上突然出现一个名词，叫做“民工荒”，意思是说，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第一次发现，他们找不到工人了。当时引起一阵混乱，很多人跑到农村去调查，看看农村还有多少劳动力。其实这不过是刘易斯模型的一个实证。“民工荒”是一个信号，表明制造业就业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已经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农民转移就业，长达十多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第一个回合结束了。和经济学的假设不同，真实市场中的供求曲线并不是连续的 。制造业要保证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每一次工资上涨实际上都形成新一轮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新的工资水平又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直到下一次“民工荒”出现。
刘易斯模型有两个关键结论：一个是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另外一个关键的结论是：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是由农村部门的收入决定的，只要农业部门的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就会出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时劳动力的价格不会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静态地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部门的收入和制造业就业的工资都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会产生一个“大众没有享受到增长成果”的错觉。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在制造业就业，这一部分人的受益是显著的；其他人也有受益，他们作为消费者享受了低成本的产品（这个时期的价格上涨主要来自资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民工荒”发生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没有实质性上涨，但转移就业的人口劳动力却超过了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受益者。
刘易斯认为，他的模型可以解释发展中的经济体在经济转型期间的结构变化。但实际上市场是不认识国界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它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出国门，也可以形成“无限供给”。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你的工资是由北京决定的吗？》。弗里曼说的不准确，刘易斯的说法更准确：美国制造业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是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的农民的收入决定的。这正是为什么这些劳工以及发达国家中的“左派”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反对力量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他们会忘记，第一，他们的“生活水平”原本就得益于贸易自由；第二，转移就业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三个模型分别描述了同一件事情的三个不同侧面。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障碍，市场根本就不认识国界，任何经济模型都可以是跨国界的。
对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编辑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们让美国的劳动者和贫穷的欧洲劳动者进行无限制的竞争，那么，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会猛烈下降。我们迫切需要对付廉价进口货的保护性关税，以便维持美国的生活水平。（引自萨缪尔森，1992，页1402）
有趣的是，我们很容易发现，今天欧洲国家在面对“贫穷劳动者”的竞争说得琅琅上口的理由，不过是当年美国用来对付“贫穷的欧洲劳动者”用过的陈词滥调。
他们说错了。
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指出，分工和自由贸易提高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福利，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趋势，而发达国家的国民显然已经率先从中获益。比较优势模型指出，即便发达经济体每个部门的效率都高于不发达经济体，分工以及国际贸易的效率也比贸易保护要高得多。所以，李嘉图的模型已经暗示，尽管发达国家中每个部门的效率都高于不发达国家，但其中效率相对较低的那个部门也会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中因为竞争能力不足而破产，资源和劳动力通过破产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用李嘉图模型来劝说发达国家，“应该选择”效率更高的部门，这样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很少有人指出，发达国家中的相对效率较低的部门，会在比较优势的对比中竞争失败遭遇破产，哪怕它比发展中国家的相同部门绝对效率高，也是如此。
世界是变化的，制造业曾经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效率最高的部门，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就集中在这个部门，当世界发生变化之后，制造业成了发达国家中相对效率较低的部门，资本开始迁出这个部门，就业机会萎缩，这种转型的痛苦是必然的，萨缪尔森说，他们不幸被选中承担社会进步的代价，就是这个道理（1992，页1447）。
新古典要素流动模型最为直观。劳动力向工资高的区域流动对降低该地区的名义工资，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也能在现实生活在感受到这一点。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有种族歧视的移民法，这种移民法是用拒绝更廉价劳动力移民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个模型没有指出、发达地区劳动力也很难意识到：要素流动会提高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实际工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会提供廉价的商品，这个效应是超过任何名义工资下降的负面效应的。很少有经济学家指出，发达国家紧缩移民政策的理由和上面“保护美国的生活水平”的理由是完全一致的。而公共政策专家就很容易观察到，国际贸易和移民，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 。
限制移民并不能限制其它要素的流动，当限制移民加大了南北国家的收入差距（这正是限制移民的目的），也就加大了资本外流的压力。廉价劳动力无法靠近资本，资本就会去寻找廉价劳动力，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二战之后，南北差距越来越大，不发达地区缺乏资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瓶颈”，经济学家为解释这个现象寻找了各种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不发达地区的“制度因素”。然而，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不发达地区的制度因素似乎突然改变了，中国、印度、南美、东南亚，这些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地区几乎在同时被资本所发现，一个大规模的就业转移开始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对于美国来说，“贫穷劳动力的竞争”是不断变化的，开始是欧洲，后来是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一来这些地区的“贫穷劳动力”数量有限，西欧和日本一共不过5亿人口，其中的农业人口更少；二来那是在冷战时期，帮助欧洲和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脱贫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奇迹”到上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十多年停滞不前，欧洲则迅速一体化，自己扩大自己的市场，在时间上恰好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这并非偶然的巧合。
1998年11月11日的《纽约时报》有一个题为“克林顿警告向低价进口商品开战”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宣布，美国不再忍受来自亚洲和俄罗斯的低价商品“在我们的市场泛滥” 。克林顿总统的宣言是为了限制钢铁进口制造一个理由。美国的政治家做这种宣布或者美国政府出台一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过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只不过重点改变了。
亚洲有20多亿人口进入了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的阶段，这种压力必定会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反映出来。刘易斯模型指出，廉价劳动力根本就不必进入到美国，亚洲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在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的收入没有实质性增长之前，就会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种无限供给对制造业的工资没有上涨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受到影响的“制造业”绝非限于一国的制造业，低成本商品将源源不断进入全球的消费市场，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带来福利，如果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无法与其竞争，那么就业就必须转移到“更有效率的行业”去。美国的制造业受到影响，不等于美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下降了；相反，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为更便宜的产品而提高了。如果美国一定要将曾经辉煌过的制造业当作一个图腾保留下来，那么就只有靠政府出面由全体纳税人来养活他们，否则没有任何私人资本可以维持丧失了竞争力的企业。为了“保就业”就由国家来承担企业的负债，由国家指定银行贷款为其发工资，这种事情，中国人已经经历过了，我们的经验是：这是不可持续的。
四、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产品，中国应该“扩大内需”；如果中国的内需扩大了，国际贸易量就减少了，贸易摩擦也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指责，也是很奇怪的思维方式。中国如果可以决定市场中产品的流向，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全世界的产品都由中国人来消费，但市场并不是这么运行的。美国人正因为消费量比中国人大，才被认为比中国人富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消费的产品全部都是美国人生产的，但美国人真的愿意如此吗，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富裕！
李嘉图模型说，每个经济体都应该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向对方出口。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认为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是不能出口到中国的，如果自己优势的产品出口到了中国，就会失去这个优势，危害到自己国家的领先地位。这是很奇怪的想法。
美国人希望永远保持自己在各个领域的领先地位，大概在两百年前，李嘉图就指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美国通过贸易保护维持了自己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地位”，这給美国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维持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先进地位”和庞大就业。李嘉图模型指出，除非美国全面禁止竞争，否则竞争一定会强迫美国的就业转移；同时，李嘉图模型还指出，如果美国全面禁止竞争，那么美国的处境会更糟糕。美国的经济模式依然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的基本逻辑就是竞争，高成本永远竞争不过低成本，这个基本逻辑，即便强大如美国政府，也是无法改变的。
当今国际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于，美国并没有生产出足够的商品来交换制造业消费品，它是在以自己的实力信用来交换消费产品。市场具有这种能力，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多的就给他更多。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希望发展中国家“扩大内需”的根本原因。市场份额永远是1，发展中国家的“内需扩大”了，发达国家的“内需”比例就会降低，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原动力，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会接受这个结果吗？发达国家如果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和财富比例的扩大，又何必搞出那么多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和贸易战争来？
休谟说过，人性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目光短浅，只看得见眼前利益。休谟说，正因为“我们”目光短浅，所以“我们”需要目光远大的人来管理社会，这些人就是政治家和“政府”。休谟忘记了说，如果政客和政府也是目光短浅的，那怎么办？
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抱怨是不讲道理，其实这种抱怨在中国也有，而且和美国工人的抱怨是同构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数据是在增长的，一个数据是经济总量，一个数据是平均收入；而与此同时，对于相当多的工资收入者来说，“我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或者“我的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大”。这就产生一个错觉，认为“人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美国的工薪阶层，还是中国的工薪阶层，他们的问题是同样的：美国的经济在增长，中国的经济也在增长，但工资却没有增长或者增长速度没有经济增长的速度快。这时，美国人和中国人看到了同一个大象的不同部位：美国人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对该行业的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形成威胁；而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人享受了中国人的“血汗成果”。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是同一个刘易斯模型——一个庞大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制造业，他们只需要很少一点工资就愿意离开农村进入制造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如此多的人口转移到制造业就业，这无论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每一个个人，带来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利益大于损失。尽管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那么直接，需要一点知识。
在匹兹堡G20峰会上，奥巴马提出了一个“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建议。建议背后的意思是显然的，希望改变中国、德国（德国也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等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贸易格局。有一种设想完全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既要保持美国人民的工资高于别的国家，又要让美国人来生产成本低于别国成本的制造业产品。这如何做得到呢？
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同样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他们认为，中国生产劳动密集产品、而美国生产资本密集产品这种贸易格局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决定的；只要中国政府改变产业政策，中国就可以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商品了——让美国去生产劳动密集产品！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强大的政治势力认为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一个阴谋。同样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这一件事情，美国有一种政治势力认为损害了美国利益，而中国也有一种政治势力认为侵犯了中国利益。这一部分美国人指责政府把市场送给了中国，而这一部分中国人则指责政府将消费品送给了美国。这两种人都看不懂自由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都认为自己国家有一部分人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愚昧者的愚昧永远是真诚的，这种真诚的愚昧有足够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在美国形成一股敌视中国以及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势力；但在中国却很奇怪，这种号召力在中国也形成了一个敌视中国的势力，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是永远不会错的，错的一定是中国。
市场就是自由竞争，美国的制造业行业必须清楚，如果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品，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产业结构调整，依靠贸易保护或者政府补贴都是权宜之计。奥巴马说，作为总统，第一要向自己的国民讲清这个道理，第二要給他们一点时间完成这个结构调整。这是正确的态度。美国的制造业面对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本国的精英，他们面对的是市场的力量。这个力量，即便如美国这般强大，也抵挡不住。
而中国则必须明白，“产业升级”虽然比劳动密集的利润更高，但这不是任何人为政策可以改变的，决定中国产业结构的同样是市场力量，而不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很多中国人不读书，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竟然知道了高科技产业的利润比劳动密集产业更高的道理，于是严厉批评自己国家的“产业政策”。他们以为，只要改变政策政策，由政府“指导”“腾笼换鸟”，中国就可以不再受美国消费者的“剥削”了（殊不知美国的劳动人民根本就不想剥削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希望中国人自己消费自己的产品，或者把产品卖到只要不是美国的任何地方去）。
中国是一个穷国，穷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便宜。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希望中国的劳动力永远便宜，但这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对中国的企业家和劳动者稍微有一点尊敬，就不应该指责他们“出卖廉价劳动力”。出口廉价劳动力不是耻辱，可耻的是指手画脚的“专家”和“舆论”。
只要不存偏见，就可以知道，正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中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人为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做出了实在的贡献，也正是他们正在为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劳动力成本）做出了实在的贡献。
中美贸易摩擦既不是中国的产业政策的结果，也不是美国精英集团的阴谋，而是市场规律使然。美国只需要将自己的优势产品向中国出口，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全世界都会因此而受益。但美国就偏偏不出口自己的优势产品，李嘉图模型是被美国的国策扭曲的。
既然美国不愿意主动改变，于是专家们想出一个主意，请中国改变。既然谁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是愚蠢的，那么就请中国减少对美出口。美国曾经对日本用过这一招，让日本“主动”实施汽车出口“配额”政策。
比较流行的理论叫做“扩大内需”，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就是中国扩大内需。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内需自然就扩大了，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不过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等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制造业就会向国外迁移，到那时，你就是用产业政策来“指导”留住这些制造业也没有用。
这个国家的理论界和舆论，竟然将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说出什么“扩大内需”的鬼话来。扩大内需做什么。据说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使得中国的经济“不再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据说这样还可以减小经济危机的危险。世界上“内需”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在美国引发了经济危机之后，竟然有“经济学家”说“扩大内需可以避免危机”。这种指鹿为马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是不是发疯了？还有一个目的据说是为了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中国人生产的产品在中国消费，这样就不会出口到美国，冲击美国的就业了。美国人一高兴，我们的经济学家就高兴了，因为美国有经济学家人为中国的大量出口会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破坏作用。
本文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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