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是一名领导干部，此刻也许正在为彼伏此起、持续不断的上访案件搅得心烦意乱；你若是一名安监干部，此刻，也许正在为居高不下的生产安全事故寸肠甘断；你若是一位平民百姓，也许正在为机关干部的办事效率低下，吃拿卡要等行为义愤填膺……；在痛恨、喝斥、烦恼之余，不知您认真思考过没有，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何原因？事实上，“买官卖官”已经成为万恶之源。
上大学时，因撰写一篇稿件，本是工科学员的我，阅读了几本有关《组织行为学》方面的书籍，粗略地了解了一些“激励”理论。在我看来，西方学者有关对人的“激励”方面的理论，尽管流派很多，但最终落实下来的措施无外乎两种：一是升职，二是加薪，其它像授予荣誉称号等精神类的鼓励由于最终要以上述两种方式出现，因而也只能算作是升职、加薪方式的衍生。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多年里，亲历了几次加薪。因而对公务员加薪有了最为深刻的认识。在打破干部工资几十年不动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干部开始加薪。起初是普调，之后曾经搞过按比例按贡献，比如5%，那样做意味着95%的人不能加薪。由于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且极易引发矛盾，后来弃之不用。接下来改为划杠杠，比年限、比职务。每到工资调整的时候，对照表格一套，该长多少，一目了然。这样做，好是好，就是少了对人的激励作用，因为干好干坏工资单上体现不了。既然干好干坏工资单上体现不了，那么加薪这个对调动人们积极性最为有效的激励方式，其效果自然就大大折扣了。换句话说就是，对公务员而言，现行的加薪方式从实施之时就已丧失“激励”的有效性。因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位“经济人”，公务员不仅要考虑自身绝对收入的多少，而且更为关心的是自已的相对收入。一个不工作或者工作能力很差之人，与工作勤奋能力很强之人，拿同样的工资，又怎能调动勤奋工作之人的积极性？
加薪方式如此，我们再来看升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干部升职基本上是比贡献靠能力，间或有点儿论资排辈。那时作为一名干部，只要你把工作干好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升迁之事，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多数干部把精力放在了工作上。这其中也有“论资排辈”现象，但既使是“论资排辈”总算也有个盼头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干部政策提出要打破“论资排辈”破格选拔年轻干部。于是，一些手握大专以上文凭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尽管有些工农干部颇有微辞，但文凭这个硬杠杠还是让人不得不服。于是，没有文凭或者文凭不硬的，开始了挑灯夜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一些地方的干部选拔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的影响，“跑官买官”开始风行。起初人们对这种现象十分痛恨，慢慢地一些工作不错之人在自觉回天乏力之后，也毅然加入到了“跑官买官”之列。于是，“跑官买官”像瘟疫般地流行开来。“逆淘汰”现象从“潜规则”上升为“显规则”。“跑的怎样了”？成了官场中人相互间见面时的客套话。笔者有位张姓朋友，十几年前依靠出众的才华成为副科。由于出道于工作扎实，担任副科后学习、工作更加卖力。论才华，小张虽身在基层但著述颇丰，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等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称赞其为“专家型”干部，甚至还向其咨询经济课题。这样的干部要是放在八十年代以前，就是自已不啃一声自然也是提拔无疑。然而，时过境迁，年届不惑仍不谙官道的他，十几年后依然是副科，而当年才华远疏于他的几位同僚多数已位居正科或副县、正县。一日，几位朋友小聚，好友纷纷劝其顺应潮流。一位已是副县的朋友奉劝小张，“大家都知道你是人才，工作干的不错，可你是给县委书记家干的，还是给组织部长家干的，人家又不欠你什么情”。小张听从劝告，毅然走上了“跑官买官”之路。几个月之后，小张升任新职。贺官之时，心有块垒的他，几杯水酒下肚便烂醉如泥，痛哭不止。知情人悄悄告诉笔者，几个月来小张“投笔从跑”开始了艰难的“修渠”活动。先从组织部长、主管组织的副书记、主管副书记，然而是县长，一直跑到县委书记。期间为打通某个关节，还几次跑到市里、省里。“功夫不付有心人”，小张终于在“茅塞顿开”之后，修成“正果”，当然也欠下了巨额外债。“下一步小张会怎么样，还会不会拚命工作、学习？”笔者调侃。“绝对不会，他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之上，捞钱还债。至于信访、安全生产等棘手问题也只能应付一下而已”。事情果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笔者再见小张之时，早已判若两人。据了解，那次干部调整，小张算是幸运的。哪些投了资又没跑成的人，比起小张来要痛苦一万倍，他们正像赌徒一样，跑官之路恐怕未有穷期。这真是：“好机制使差变好，跑官买官人变鬼”。
两种“激励方式”的失效，对公务员队伍建设、对反腐倡廉等工作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了解了公务员队伍建设、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对“机关病”久治不愈，搓麻、喝酒等歪风屡刹不住；信访案居高不下、生产安全事故此起彼伏等，也就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如果说公务员晋升渠道单一激励手段落后，动摇的是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跑官买官”及其产生的“示范效应”直接打击的是那些埋头苦干之人，一些地方出现的“逆淘汰”现象就是明证；涣散的是整个公务员队伍乃至全社会的信心；颠覆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说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对公务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干部选拔任用的考核监督办法了吗？事实上，现实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确有漏洞。无数雄辨的事实告诉我们：专家学者及全社会寄于厚望的“制度反腐”“制度选人”等制度建设，虽开局良好但任重道远。
欣闻正在抓紧制定中的《公务员法》增加了公务员晋升的渠道，几天前，中央对反腐倡廉、干部选拔任用等又出台了几个专件，既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就“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作出决定，我们有理由相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够从根本上遏制直至彻底杜绝“跑官买官”现象。因为一个连“跑官买官”现象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的政党，是无法奢谈“执政能力”的。
买官卖官：万恶之源
石书军
你若是一名领导干部，此刻也许正在为彼伏此起、持续不断的上访案件搅得心烦意乱；你若是一名安监干部，此刻，也许正在为居高不下的生产安全事故寸肠甘断；你若是一位平民百姓，也许正在为机关干部的办事效率低下，吃拿卡要等行为义愤填膺……；在痛恨、喝斥、烦恼之余，不知您认真思考过没有，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何原因？事实上，“买官卖官”已经成为万恶之源。
上大学时，因撰写一篇稿件，本是工科学员的我，阅读了几本有关《组织行为学》方面的书籍，粗略地了解了一些“激励”理论。在我看来，西方学者有关对人的“激励”方面的理论，尽管流派很多，但最终落实下来的措施无外乎两种：一是升职，二是加薪，其它像授予荣誉称号等精神类的鼓励由于最终要以上述两种方式出现，因而也只能算作是升职、加薪方式的衍生。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多年里，亲历了几次加薪。因而对公务员加薪有了最为深刻的认识。在打破干部工资几十年不动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干部开始加薪。起初是普调，之后曾经搞过按比例按贡献，比如5%，那样做意味着95%的人不能加薪。由于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且极易引发矛盾，后来弃之不用。接下来改为划杠杠，比年限、比职务。每到工资调整的时候，对照表格一套，该长多少，一目了然。这样做，好是好，就是少了对人的激励作用，因为干好干坏工资单上体现不了。既然干好干坏工资单上体现不了，那么加薪这个对调动人们积极性最为有效的激励方式，其效果自然就大大折扣了。换句话说就是，对公务员而言，现行的加薪方式从实施之时就已丧失“激励”的有效性。因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位“经济人”，公务员不仅要考虑自身绝对收入的多少，而且更为关心的是自已的相对收入。一个不工作或者工作能力很差之人，与工作勤奋能力很强之人，拿同样的工资，又怎能调动勤奋工作之人的积极性？
加薪方式如此，我们再来看升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干部升职基本上是比贡献靠能力，间或有点儿论资排辈。那时作为一名干部，只要你把工作干好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升迁之事，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多数干部把精力放在了工作上。这其中也有“论资排辈”现象，但既使是“论资排辈”总算也有个盼头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干部政策提出要打破“论资排辈”破格选拔年轻干部。于是，一些手握大专以上文凭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尽管有些工农干部颇有微辞，但文凭这个硬杠杠还是让人不得不服。于是，没有文凭或者文凭不硬的，开始了挑灯夜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一些地方的干部选拔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的影响，“跑官买官”开始风行。起初人们对这种现象十分痛恨，慢慢地一些工作不错之人在自觉回天乏力之后，也毅然加入到了“跑官买官”之列。于是，“跑官买官”像瘟疫般地流行开来。“逆淘汰”现象从“潜规则”上升为“显规则”。“跑的怎样了”？成了官场中人相互间见面时的客套话。笔者有位张姓朋友，十几年前依靠出众的才华成为副科。由于出道于工作扎实，担任副科后学习、工作更加卖力。论才华，小张虽身在基层但著述颇丰，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等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称赞其为“专家型”干部，甚至还向其咨询经济课题。这样的干部要是放在八十年代以前，就是自已不啃一声自然也是提拔无疑。然而，时过境迁，年届不惑仍不谙官道的他，十几年后依然是副科，而当年才华远疏于他的几位同僚多数已位居正科或副县、正县。一日，几位朋友小聚，好友纷纷劝其顺应潮流。一位已是副县的朋友奉劝小张，“大家都知道你是人才，工作干的不错，可你是给县委书记家干的，还是给组织部长家干的，人家又不欠你什么情”。小张听从劝告，毅然走上了“跑官买官”之路。几个月之后，小张升任新职。贺官之时，心有块垒的他，几杯水酒下肚便烂醉如泥，痛哭不止。知情人悄悄告诉笔者，几个月来小张“投笔从跑”开始了艰难的“修渠”活动。先从组织部长、主管组织的副书记、主管副书记，然而是县长，一直跑到县委书记。期间为打通某个关节，还几次跑到市里、省里。“功夫不付有心人”，小张终于在“茅塞顿开”之后，修成“正果”，当然也欠下了巨额外债。“下一步小张会怎么样，还会不会拚命工作、学习？”笔者调侃。“绝对不会，他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之上，捞钱还债。至于信访、安全生产等棘手问题也只能应付一下而已”。事情果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笔者再见小张之时，早已判若两人。据了解，那次干部调整，小张算是幸运的。哪些投了资又没跑成的人，比起小张来要痛苦一万倍，他们正像赌徒一样，跑官之路恐怕未有穷期。这真是：“好机制使差变好，跑官买官人变鬼”。
两种“激励方式”的失效，对公务员队伍建设、对反腐倡廉等工作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了解了公务员队伍建设、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对“机关病”久治不愈，搓麻、喝酒等歪风屡刹不住；信访案居高不下、生产安全事故此起彼伏等，也就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如果说公务员晋升渠道单一激励手段落后，动摇的是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跑官买官”及其产生的“示范效应”直接打击的是那些埋头苦干之人，一些地方出现的“逆淘汰”现象就是明证；涣散的是整个公务员队伍乃至全社会的信心；颠覆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说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对公务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干部选拔任用的考核监督办法了吗？事实上，现实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确有漏洞。无数雄辨的事实告诉我们：专家学者及全社会寄于厚望的“制度反腐”“制度选人”等制度建设，虽开局良好但任重道远。
欣闻正在抓紧制定中的《公务员法》增加了公务员晋升的渠道，几天前，中央对反腐倡廉、干部选拔任用等又出台了几个专件，既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就“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作出决定，我们有理由相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够从根本上遏制直至彻底杜绝“跑官买官”现象。因为一个连“跑官买官”现象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的政党，是无法奢谈“执政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