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近日宣布：“所有部门都已携起手来，致力于将加尔各答打造成第二个伦敦。”他们将仿照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摩天轮，树起一个“加尔各答眼”(Calcutta Eye)；以伦敦动物园为蓝本，重建Alipore动物园；并重新设计Curzon公园，将其打造成胡格利河(Hooghly)版本的海德公园(Hyde Park)。

班纳吉摒弃了印度奉行了一个世纪的反殖民主义，回到“大英帝国的心脏”去寻找重建加尔各答的灵感。加尔各答是300年多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创建的。在当时，这座城市曾被誉为“宫殿之城”，但现如今，它的名字常常与共产主义和赤贫联系在一起——班纳吉决心用耗资6000万英镑（合9800万美元）的重建项目，甩掉这样一顶帽子。

她这种做法反映出了目前众多金砖国家城市在面对帝国时代遗产时的一种趋势。随着中国和印度逐渐崛起为世界强国，两国的大都市基本上都能越来越坦然地面对自己在帝国时代的历史。其实，这些遗产早已变成了一种资产。

历史学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曾经将城市化描述为“最持久的大英帝国遗产”。她这样说没错。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大英帝国，都是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而确立其帝国地位的就是仓库、港口和城市。而伴随贸易出现了帝国时期的建筑物。19世纪孟买的经济本来大概会是建立在汽船、电报和棉花生产等现代事物上的，但在维多利亚时代，那里的建筑就像一个老式英国建筑的大杂烩。当时的建筑设计是融合了莫卧尔与哥特风格的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风格。孟买高等法院、市政厅和维多利亚火车站(Victoria Terminus)的装饰全都极尽繁复和华丽。对于莫里斯而言，这座火车站依然是“整个大英帝国真正的核心建筑”。电影导演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在他指导的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对结束殖民统治后作为跨国企业客服中心的孟买进行了一番才华横溢的描绘。对他来说，维多利亚火车站——现在更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也算该影片的无名之星。

在新德里，帝国时代的建筑物仍然和以前一样坚不可摧。在建筑师鲁琴斯(Lutyens)所规划的新城建设期间，时任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参观了那里。“这将成为他们最大的祸根，”他低声说道。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德里从加尔各答手中抢过印度首都的地位100年后，现在是法国财长来到新德里主权大道(Rajpath)和印度总统府(Rashtrapati Bhavan)献殷勤，以期获得印度对她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支持。帝国味道越来越浓的印度非但没有摧毁这些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建筑，反而认为这里是理想的政治统治中心。

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随着英国的舰炮迫使中国向“自由贸易帝国”敞开大门，失掉香港成为中国“百年耻辱”的关键。从香港会(Hong Kong Club)到跑马地(Happy Valley)，英国商界精英让香港尽可能地英国化。

而如今香港旧貌依存。即使它现在是特别行政区，而不再是东方之珠，但中国似乎乐于让它继续扮演半帝国色彩前哨的角色。一国两制让香港的法律、金融体系和政治文化保留了独一无二的盎格鲁中心观。虽然香港人在1997年回归之前担心中国政府会对殖民时期的事物进行肃清，但现在香港仍保留着进入中国之踏板这个帝国时期的身份。

目前，西方智库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该如何应对大规模城市化想法颇多。加州作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认为，我们将面对一个反乌托邦式的处境：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对于保罗•罗默(Paul Romer)而言，解决之路在于建立新一代“特许城市”(charter city)，由穷国提供土地，富国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法治。

但正如班纳吉在加尔各答所证明的，利用传统有很多好处。随着全球实力自西向东的转移，印度和中国等国拥有现成的帝国色彩建筑。实际上，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英国城市利物浦宣布，打算效仿上海浦东模式开发一个新区——也许利物浦并没有意识到，上海外滩本身就是模仿英格兰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江滨修建的。

看来伦敦在自身重建时转向加尔各答取经，或许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本文作者/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历史学家、英国中特伦特河畔斯托克选区工党议员）（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