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来网上热炒的“郭美美事件”，6月28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记者通气会。该会常务副会长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所谓的“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这样的澄清能否消除公众的疑虑，尚待观察。但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公益慈善机构，或可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从制度上、从行动上，更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社会属性。

坦率地说，郭美美事件及网络所传播的种种故事、人际关系，是相当离奇的。也许，很多确实如红十字会所说，属于子虚乌有。但到今天，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真正值得相关机构、值得管理层重视的是，公众如此轻易地相信了这些传奇式故事，并投注了强烈的情感。

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这是因为，人们对于相关机构的信任本来就非常脆弱，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不信任。根据种种经验，人们对于相关机构已经形成了某种想象。而郭美美及她背后影影绰绰的人物、故事，完全可以装入这个想象图景，人们当然也就信之不疑。当然，反过来，这个故事也坐实了、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各种网络调查都已经显示，人们对相关机构现在已经基本上保持不信任心态。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对本来就比较孱弱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具有严重负面影响。而这样扭转公众的想象，恢复人们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信任，恐怕需要深刻的反思与有效的措施。关键是慈善公益机构要十分坚定地明确自己的社会属性。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慈善公益机构都属于社会自治性组织。这句话的含义是，慈善公益机构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商业盈利性机构。为了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慈善公益机构确实需要获取资源，包括人力，金钱和物资。但是，它获得这些资源的方式与政府完全不同，它不会使用强制力。它的运作也绝不同于商业组织，不会把慈善公益活动当成生意来做。

当然，在现实中，它会与政府发生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但是，它始终会在自己与两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它会在两者之间的空间中内活动，它的运作完全依赖于人们的“怵惕恻隐之心”，依赖于人们的自愿奉献。而只有在左右两边同时划清这两条界限，它才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才能够获得人们的自愿奉献。

但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慈善公益组织始终没有完全划清这两条界限。一方面，受制于法律的约束，几乎所有的慈善公益组织都与政府部门之间有着过分密切的关系，有的时候，甚至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它们可能借助行政体系募集资源，违反了获取资源的自愿性原则，而令人生厌。它们可能把民众捐助的资金交给地方政府支配，从而民众根本无从了解自己的捐助的具体去向。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慈善公益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公众对于行政部门效率低下、甚至腐败的怀疑，自然也会波及慈善公益组织。

另一方面，慈善公益组织与盈利性商业组织、活动之间的关系，也普遍过于密切。由于缺乏相对于行政部门的独立性，慈善公益组织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难以广泛募集小额捐助。为筹集资源，它们便把注意力转向大型商业组织。为此，各个慈善公益组织都花费不少精力，构建了不少渠道。比如，大量现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深度介入慈善公益组织的管理，其活动的性质相当暧昧。权威的慈善公益机构热衷于评选慈善企业、慈善人物，而所有这些评选都有变相广告的嫌疑。

上述两种现象，让公众不能不对中国式慈善公益组织的属性产生困惑。人们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真正独立的、自治的社会性组织。人们不能不怀疑，它们可能被权力操纵，被金钱败坏。这样的困惑和怀疑，当然也就侵蚀了人们对慈善公益组织的信任，人们不愿意痛痛快快地向它们奉献资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美美不经意的一次炫富行为，酿成一次针对最权威的慈善公益机构的严重信任危机。

慈善公益组织恢复公众信任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左右两个方向划清界线，厘定自己的角色：一方面，与行政部门划清界线，真正独立地运作。另一方面，抵制商业化的诱惑，决不卷入任何商业性活动。透过划清这两个界线，慈善公益机构才能完整地恢复自己作为社会自治性组织的角色。一旦具有这样的角色意识，慈善公益组织或可调整自己的治理结构。其中的关键是“去官僚化”，引入更多公众人物参与管理。在机构运作上更为开放，具有更高透明度。

而慈善公益组织的这种角色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提升，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怀疑变成一种习惯之后，自治性社会领域的良性变化，也许是解套的唯一出路。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