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上有过三次改革：1920年代列宁以新经济政策著称的改革，19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199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列宁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改革，也是苏联历史上取得成效最好的改革，但不幸在1929年被斯大林中断，个中教训值得记取。
列宁以辞职迫使改革行进
大体说来，历史上的所有改革都是形势逼迫的结果——太平盛世之下，统治者是不会冒风险去改革变法的。
列宁的改革也是被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国内战争，搞得俄国疲惫不堪，经济破产。更为严重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粮食征收制，几乎收走了农民所有的粮食，这就引发广大农民的反抗。在内战后期，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城市工人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大量工人逃离城市，工厂机器老化、磨损，开工率严重不足。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本来就少，现在就更少了，即使留在城市的工人，有许多也“丧失了阶级性”。1921年春，革命的堡垒喀琅施塔得水兵举行暴动，直接威胁到布尔什维克政权。正是这时候，列宁承认全国处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改革，停止军事共产主义，废除不得人心的粮食征收制。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事先规定农民应交纳的税额，完税后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这是对广大农民的让步，被叫做“农民的布列斯特”，是为新经济政策的开端。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农民有了余粮，就要进行交换，于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恢复□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了曾经被严格禁绝的市场交易，恢复了货币、交换、价值、市场机制的运用，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许多概念，把市场引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在被迫的改革中，有人自觉理性地接受，有人被迫被动地接受。这样，对待改革的态度就不一样。列宁多次说改行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知情人披露，事情并非如此。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在回忆录中有一段相当生动的记述：
在一次会议上，列宁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你们对我表示不信任，虽然现在连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又对我表示不信任。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许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例如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由反对者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捍卫者。
由此可见，当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虽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党内高层许多人对此缺乏理性的认识，他们之所以赞同只是因为：一、形势所迫，二、列宁威望的压力。这两个因素在短期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从长期看是远远不够的，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坚定的改革队伍。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1920年代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包括列宁在内，当时并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角度考虑改革问题。由于在经济上向长期被看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农民作了让步，作为补偿，在政治上反而朝加强专政的方向发展。
在党内，俄共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组织的决定，结果党内只能有一种声音。在国内，禁止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并举行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
1921年6月，“契卡”拟定了关于在年下半年和1922年上半年消灭白卫组织的工作计划，准备肃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残余，同黑帮神职人员作斗争，等等。6月4日，计划报到列宁处。列宁虽然压下没有批准，但此后基本上照此行事。在此期间，出台了三项措施：
一、打击宗教势力。俄国有80%以上的居民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十月革命后成立了各种无神论组织，反对宗教。1921～1922年苏俄发生严重饥荒，这是天灾人祸交互作用造成的。和后来保密的做法不同，国际社会都知道苏俄发生饥荒，美国救济署伸出援手，国内以高尔基为首的一些社会名流组织了赈灾委员会，号召国内外捐款，东正教也成立赈灾委员会，打算献出非祭祀所需的珍宝。但布尔什维克党畏惧社会各种势力影响的扩大，不仅查禁了此类民间救灾组织，并且逮捕了为首者，连高尔基也被迫出国。对东正教会，则以制造事端为名予以打击，一方面直接没收教会的珍宝，充实国库，同时逮捕和镇压教会首领，禁止宗教图书的出版和传播。
二、举行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十月革命后，除布尔什维克党外，苏俄还存在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它们长期从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社会革命党也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是俄国人数最多的革命党，在农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列宁称之为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党；孟什维克则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派别。十月革命后，这两个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和做法，但在1919年宣布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获得苏维埃政权的大赦。此后，它们的党员曾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各种组织，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实施新经济政策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害怕他们影响的扩大，在1922年组织了一场精心安排的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将其首领判处死刑或刑期不等的监禁（后来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作了从宽处理）。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早已被关押在监狱，所以问题不在于判刑，而是要消除他们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民中的影响，把他们搞臭。
三、打击第三股势力即那些不听话的、不赞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1922年夏，苏联当局把数百名高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世界级的学者。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用轮船把他们运送出国）。与此同时，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建立并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这一套措施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同各种社会力量争夺影响的斗争，而不是同什么反革命的斗争。其结果，虽然压制、打击、消灭了异己力量，国内似乎稳定了，但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和俄共从此不受任何社会监督，也听不到批评监督的声音，官僚主义、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开始侵蚀这个执政党。由斯大林领导的专为改善国家机关而设立的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很不得力，列宁甚至认为没有比它更糟糕的机关了。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于病中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对党的监督，克服官僚主义。他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文章，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他把着眼点放在党的高层，建议改组工农检察院，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加工人和农民委员的人数，加强对最高领导机关，特别是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监督。由于担心斯大林的粗暴导致党内分裂，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的建议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局部性的办法：第一，没有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着眼，没有触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第二，列宁这时已经重病在身，他的建议遭到搁置，一些领导人对之采取敷衍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有的建议即使被采纳了，实际上也已变味。例如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斯大林的人马，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棍子。
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应当通过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应当有宪制的保障。但是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法制”观念依然未变。按照这种观念，法令必须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法律必须严守阶级观点。1922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戈尔布诺夫曾转达列宁的口头指示：
“司法人民委员部应该成为整治私人贸易的战斗机关……要没收其90%的利润，要不就使他沦为乞丐，让他至死不忘。要捕捉、盯梢、设置陷阱和圈套。”在这种观念下，虽然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但是私人经济得不到法律的保护。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的应对办法是采取非常措施，运用刑法对付有粮不售的农民——农民自己种的粮食不卖给国家，怎么是投机倒把呢？
1918年通过的宪法剥夺了下列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获取利润而使用雇佣劳动者，靠资本利息、企业收入等非劳动收入为生者，私商和商业中介，宗教神职人员等。此宪法一直实行到1924年。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所谓“耐普曼”、“富农”都被剥夺了选举权。1918年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如集会、结社、信仰和言论自由（虽然有许多限定），而1924年通过的宪法只字不提公民的这些政治权利，却明确规定了城乡不平等的选举比例，城市2.5万人选一名代表，而农村要12.5万人才能选举一名代表。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等于党专政。“党专政”被写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中：“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苏共决议汇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胜利后其作用逐渐消退，一切都由党来决定，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1921～1922年的大饥荒引发群众的不满，为得到群众的支持，开展了“复兴”苏维埃的运动，吸收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但并未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各级苏维埃组织如同党组织一样实行的是上级任命制，选举仅是走过场。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方式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斯大林提出集体化的方针，强制农民加入公有化程度极高的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剥夺和消灭全体农民，把农民变成了“国家农奴”，而不仅是所谓消灭“富农”阶级。
改革和改革者为何失去保护
政改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使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民主化，使全体公民享有民主自由，共同管理国家。
任何改革，虽然代表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的倡议创举需要得到保护，各项改革措施需要政治体制的保护，甚至改革者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得到保护。
1920年代的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它很快平息了农民的暴动。有统计说，1923年基本恢复播种面积。1925年谷物总收成超过1909～1913年的20.7%，开始出口农产品和原料。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工人阶级人数与1920年（170万）相比增长4倍。这样的成绩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改革的成果并没有保持下来。
1922年4月，列宁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后，选出政治局正式委员7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3人：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在这10人中，坚定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只有4人，即列宁、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其余6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经济政策。这个力量对比，注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后来，斯大林在组织上获胜之后，立即于1929年年底，未经中央决定，迫不及待地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作为代替的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
中断新经济政策之后，斯大林立即实施他的全盘集体化方针——超高速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并在国内实行大清洗大镇压。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 雅科夫列夫说，在斯大林时期遭镇压的人数达2000万之多。斯大林的大清洗杀光了列宁的近卫军，残杀了无数的社会精英，杀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军队指挥人员，这直接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的败绩。苏维埃国家变成了斯大林个人极权的国家。他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的农业大幅度倒退，直接造成1932～1933年的大饥荒，粮食产量直到19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皇的战前水平。在以后的年代，农业一直成为困扰苏联的问题。被一些人赞颂的工业化让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苏联1920年代改革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