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重视意识形态，不过这意识形态是为他本人树碑立传的意识形态，是制造对他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是为树他个人而不惜篡改历史的意识形态。为做到这一切，必须要一本按照他本人的意图、指示编写的史书来统一联共党史，统一苏联历史，甚至统一世界历史。1938年出笼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就是这样一本书。
为编写这样一部历史教科书，斯大林花了二十来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为编写这部书做好人事组织、理论修正、历史篡改的先期工作，最后才水到渠成地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编写出《简明教程》。
打倒党内的理论家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党内并不以理论家著称，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理论著作。那时的党内理论家有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等。
列宁自不必说，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就著有批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著作，对国家问题、帝国主义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十月革命后他是党内少数能够同第二国际领袖如考茨基论战的理论家。列宁逝世后，他写作了大量有关列宁和列宁思想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列宁的政治遗嘱》等等。布哈林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以至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37-1938年他被关在“自己的”监狱里还撰写了三本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如果布哈林的《辩证法概论》当时能够出版，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站住脚。
托洛茨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杂志《新时代》发表文章，敢同列宁展开争论。十月革命后，也是他敢对第二国际的大理论家考茨基等展开批判，写作了如《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以格鲁吉亚为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东方与西方》等。列宁逝世后他最早发表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纪念列宁，阐发列宁思想。他最早对斯大林的“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发起挑战，他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使用的列宁引文大大超过斯大林所引用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版多卷本的《托洛茨基文集》，这是除列宁外党内第一人。托洛茨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颇有修养，他的《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左翼普罗文艺。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很快就写出一部相当翔实的《俄国革命史》，当然在这部史书里是没有斯大林的什么位置的。
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同列宁在一起，两人合出了一本《反潮流》文集，这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1917年七月事变后，是他和列宁一起在芬兰湾避难。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领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6年出版《俄国共产党(布)历史》，这是最早的很有权威的党史著作。他还写作并出版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比较起来，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著作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所忽略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哲学思想。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也比斯大林的要符合实际一些：“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确实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闹革命的，农民问题是列宁所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从1923年起，开始出版十八卷《季诺维也夫文集》，是当时第三位能够出文集的人。
每遇到重大的国际国内和党内问题，往往都委托他们三人中的某一人来起草决议草案，撰写文章进行解释、宣传或反驳。
这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在他们下面还有一批专家，例如文学艺术领域的卢那察尔斯基，历史学领域的波克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哲学领域的德波林，经济学领域的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等等。
可以这么说，有这些专家学者在，在这些领域就没有斯大林的地位。看看十三卷《斯大林全集》(应当是《斯大林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有分量的理论著作可以与那些大专家PK的。他的唯一称得上专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还是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完成的，由于他不懂外语，许多外语资料是布哈林帮他搜集和翻译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当时只被当作一般的通俗小册子。1929年斯大林申请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因缺乏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而没有通过。这一年布哈林在政治上失意，却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科学院院士!
在党内斗争和争论中斯大林必须借助外力。同托洛茨基争论时，借助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同“托季联盟”争论时则借助于布哈林，在同布哈林争论时斯大林在理论领域已经找不到可以同布哈林对抗的人物，只好干脆撇开理论问题而在“右倾”上做文章。通过这几场争论，斯大林击败了他的主要对手，在党内赢得唯我独尊的地位，这是1929年的事。这一年年底斯大林五十大寿，成为他赢得党内统治地位的标志，《真理报》连续几天发表文章连篇累牍为斯大林祝寿，盛况空前。人们记得，1920年人们庆祝列宁五十大寿时，列宁避席拒听那些歌功颂德的贺词。
反右倾击败布哈林只是政治上的胜利，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斯大林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斯大林登上意识形态舞台，开始发号施令了。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判“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等等，指名和不指名地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格罗曼等人。斯大林很放心，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敢出头同他争论了。
1930年斯大林做了一个关于哲学领域开展大批判的内部谈话。他参加了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并做了发言，要求对所有社会科学开刀，他说：“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德波林集团所写的一切——摧毁。斯腾、卡列夫可以撵走……我觉得德波林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应当把他留在编辑部，以便有打击对象。”
有人问：“是否应当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他回答说：“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又问：“学院在哲学领域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何处?”斯大林回答说：“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普列汉诺夫应当揭露，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Октябрь. 1988. № 12. с. 69) “不要忘记梁赞诺夫。总的讲，马恩研究院是脱离我们的。”(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89. № 13. с. 85.)这样，在“全方位打击中”，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到德波林就都成为“打击”的对象。斯大林不敢碰的只剩下两人——马克思和列宁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打击”，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以至一系列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等。
斯大林对历史学抓得很紧。
二十年代苏联学术研究相对要自由一些，出了不少党史著作，除了季诺维也夫写的党史以外，早在1920年就出版了布勃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发展的基本阶段》，1926年出版了涅夫斯基著作的《联共(布)历史 简明教程》和波波夫著的《俄国共产党简史》。1928-1930年出版了由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四卷本《联共(布)历史》，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党史著作。党史作者还有巴图林、贝斯特里安斯基等等，没有人垄断党史的写作。布勃诺夫还给三十年代初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写了“联共(布)”条文。苏共二十大后，《简明教程》不用了，又没有新的可代替的教材，我的老师就曾推荐我去看布勃诺夫写的这一长篇条文。当然，这时候出版的党史著作不会突出斯大林，如实写的话，斯大林的名声盖不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
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初出版的党史著作严重影响斯大林绝对权威的树立，斯大林要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必须改写党史。
193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六期发表斯大林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攻击联共(布)党史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贩”，其中也涉及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断定，他也没有能摆脱“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此文引发对历史学家的新的批判浪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除工作和开除出党，一些人被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外省。
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编写得到联共中央批准的官方党史教科书的想法。1932年1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编写“联共(布)历史”》的决定，成立了编委会，其成员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波斯蒂舍夫以及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阿多拉茨基等。教科书的编写者为历史学家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贝斯特林斯基，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和斯克雷普尼克。托夫斯图哈任出版秘书。工作开始了，但进展很慢，到1934年底连个大致轮廓也没有确定。此外还计划出版多卷本的大型党史教科书。
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使得认真编写多卷本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成为不可能的事。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卷本的《联共(布)历史》，其第一版于1933年、第二版于1935年出版。1936年底政治书籍出版社开始准备出第三版，然而1937年2月，出版社仅出版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教科书的第一卷就停下来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伪造事实和歌功颂德的党史文章和著作大量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贝利亚的关于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充满伪造的著作，1936年出版的法国共产党员作家巴比斯撰写的大力吹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
批判的武器换变为武器的批判。1935-1938年，全国举行了好几次秘密的和“公开的”审判，原先的各种反对派成员几乎全被打倒，他们的名字在书报中一律禁止正面提及，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拉狄克、叶努基泽、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柯夫斯基、梁赞诺夫、克列斯廷斯基等等，并且随着镇压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被禁止正面提及的人员名单也在不断增加。书报检查，特别是对政治书籍的检查加剧，从图书馆下架和销毁数百万册图书，仅个别图书馆如科学院图书馆在特藏库还藏有此类图书。
大批历史学家也遭到清洗，被捕的有：波斯蒂舍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克诺林、波波夫、布勃诺夫、奥拉希拉什维利等等。斯克雷普尼克被迫自杀，只有托夫斯图哈于1935年病逝逃过一劫。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还有谁能够承担撰写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任务，新教科书能写些什么?
新“圣书”的诞生
同列宁并肩战斗、亲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炮火的老革命家被消灭了，熟悉历史的党史学家没有了，仅存的几位老革命、老史家也都被噤声了，舞台已经“净化”，斯大林可以亲自上场改写党史，制作新的党史教科书了。
需要指出的是，改写党史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要求，也是他周围的亲信的需要。这些人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时期的历史中都不是一流人物，现在地位提升，迫切需要改写历史，提高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伪造学派》中写道：“伪造者改写历史决不是个人的阴谋或者小集团的倾轧之事。这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深刻的政治过程……凌驾于革命阶级之上的官僚随着自己独立地位的巩固，不能不要求用一种意识形态去为他们的特殊地位辩解，防止来自下头的不满。这就是对还非常新鲜的革命历史进行大规模改写、改头换面甚至伪造的原因。”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柏林1932年俄文版，第7-8页)
1937年5月1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的信》。1937年5月6日此信略加修改在《真理报》转载。
斯大林在信中宣布，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些教科书所叙述的联共历史脱离国家的历史，只限于简单地描写各种流派斗争的事件和事实，没有做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这些教科书的结构和事件分期都有不正确的地方，结果它们变成了对往事的肤浅的和莫名其妙的叙述。接着斯大林对编写新的联共党史教科书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为：要讲述布尔什维克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流派斗争的历史，这是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否则布尔什维克党就会像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蜕化。斯大林指出：“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打架的人。”接着斯大林提出自己的联共(布)历史分期提纲，“作为基础”。
斯大林的分期提纲共十二条，即十二个时期。提纲本身就开始篡改历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898年成立的。提纲把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时间。提纲把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实际上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党，此后直到1917年仍然同孟什维克派并存于同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内，直到1917年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才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大林之所以把布拉格代表会议抬得那么高，是因为在这次会议后他被缺席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并进入人数较少的中央俄罗斯局。提纲把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仅仅限于1917年3月，此后的时期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实际上，3月以后是二月革命继续发展的时期，当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竭力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期。提纲把1926年至1929年定为布尔什维克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简明教程》中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说成是“工业化的代表大会”，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业化仅仅被一般地提及，工业化中的各种问题如资金来源、发展速度、工农业关系等等都没有涉及。
斯大林关于教科书的新分期和新架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编写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斯大林需要有人来撰写基本的历史事实。由于大批党史作者遭到镇压，斯大林找了两个人参加新版党史的撰写。一个是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年生人，老党史研究者，有多种党史著作问世，这时已经服服帖帖听命于斯大林。另一个是三十八岁的党的工作者波斯别洛夫，时任联共中央下属党的监察委员会下的不起眼的报刊小组领导人，没有学术著作。这是听话的青老结合。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整个工作要在四个月内完成，换句话说，教科书要在1937年10月底完成。可见这不是一个要求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而仅仅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改写历史的工作。斯大林那时忙于镇压的事务，因此把监督和领导编写新教科书的任务交给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尽管日丹诺夫身处高位，拥有大权，但无权解决党史中的任何问题，能做主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第一份打印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直到1938年2月底才完成。但斯大林看后不满意。两位作者中，波斯别洛夫年轻缺乏经验，胆小怕事，尽量避免做理论概括，尤其是没有列宁、斯大林直接引文可用的地方;雅罗斯拉夫斯基整日提心吊胆，他的办法是在教科书中详细叙述斯大林革命前的传记，还有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传记。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统统删去。1938年3月4日，他同波斯别洛夫进行了详细的谈话，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参加。但没有邀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参与。斯大林解释了自己大量删除、修改和补充的情况，回答了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教科书的第二个打印本于1938年7月底8月初完成，吸收了斯大林在3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斯大林在第一个样本上所做修改和意见。斯大林对新本仍然不完全满意。8月份斯大林几乎用了十四天时间来修改《简明教程》的新版本。这些天他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潜心工作，没有接见任何人。斯大林修改完一章就立即送交政治局委员以及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阅读。斯大林几乎每天都收到这些读者的回复。回复照例都很简短：“我没有意见(赫鲁晓夫)。”“作品很出色(伏罗希洛夫)。”“令人惊异的好(加里宁)。”“同意(莫洛托夫)。”“读了(米高扬)。”“非常好。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加里宁)。”“非常满意地拜读了(赫鲁晓夫)。”“没有修改意见(叶若夫)。”“没有修改意见(日丹诺夫)。”“非常满意地全都拜读了(安德列也夫)。”“热烈赞同(莫洛托夫)”，等等。他们表示最不满意的是书中对斯大林在联共(布)取得胜利和成就中的杰出作用表现得不够鲜明强烈。
9月8日晚七点在斯大林办公室召集项目的全体人员开会——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以及《真理报》的编委罗文斯基。约在晚上十一点钟做出了最终决定：9月9日在《真理报》刊载《简明教程》第一章。此后十一天，这些人深夜不断地聚会以决定第二天发表的东西。斯大林的某些修改已经不是在教科书的样本上，而是在《真理报》的清样上了。
《简明教程》于1938年10月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印数为六百万册。在三四周期间全部售完，为此政治局两次决定追加印数，每次两百万册。根据政治局的决定，1939年《简明教程》要翻译成所有加盟共和国及许多自治共和国的语言。1938年9月27日政治局决定把此书译成中文、法语、英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瑞典语、芬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马来语、“印度”语、保加利亚语、“南斯拉夫”语出版。这一切都非常紧急。译成“所有语言”的最后期限规定为1938年11月15日，即总共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为使读者买得起，政治局决定俄文本的价格为三卢布。
斯大林催促尽快组织学习：“此事我们耽误了整整一年时间。”国内各界1938年9月就已开始根据《真理报》的文本学习新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
《简明教程》的作者署名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曾经指责斯大林剽窃。他说：“《简明教程》是集体写作的，而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亲手写下如下语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同志写作，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批准的。”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你们看到，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3期，158页)
此书的基本历史素材自然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提供和撰写的，但全书的主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属于斯大林，这是确实无疑的。历史学家罗·梅德维杰夫依据后来公布的档案资料、书中的文字风格以及政治局委员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及波斯别洛夫对斯大林发来的文本的反应断定：“斯大林亲自操作了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本文，他不仅修改了，而且亲自撰写了此《简明教程》的许多篇章。不仅全书的框架，而且每一章、每一节的标题都是斯大林拟定的。涉及理论的章节都是他写的。那时候也只有斯大林能够对党和苏俄历史上的所有活动家做出官方的评价。只有他能对从日俄战争、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到集体化、工业化以及通过新宪法等历史事件的意义做出正式的评价。也只有他能对俄国各政党以及党内各流派、反对派、小集团的性质做出评价。”斯大林不是不想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样一来书中对斯大林的大量狂热的吹捧就不太合适了，所以最后就弄出一个“特设委员会”来。
1938年1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相关的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此决定在所有党的报刊上刊载，还出版了单行本。该决定的文本由日丹诺夫和波斯别洛夫领导的相当庞大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从决定的风格和性质可以看出，斯大林本人起草或者口授了这一文件的许多部分。决定指出：“党史教程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必须使党在党的历史方面有统一的指南，这一指南作为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可以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联共(布)中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将结束从前一些党史教科书中胡乱阐述党史以及对于党的理论和党史中的重要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任意解释的现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分册，501-502页。)
据统计，1938-1953年间《简明教程》印了三百零一次，共四千两百八十万册，译成六十七种语言(马斯洛夫·H.《〈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人民的严峻喜剧》，莫斯科1989年版，334页)。印数最多的是俄文版。
从1938年9月起，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的图书和教科书都从图书馆下架了。在许多年间只有《简明教程》是唯一的党史教材，书中每一句话都被看作终极真理。这样世界上从此就出现了一部新的“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