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给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这份遗产不仅是对当时俄国革命问题的具体解答，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准确定位世界发展形势，是当时亟待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在列宁世界历史理论中，他从世界总体联系出发去考察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基本趋势，用世界历史视野把握时代，指出当时俄国处于帝国主义的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在对时代问题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列宁成功领导十月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的革命，显示出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下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结合俄国具体实际，在守正创新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列宁逝世100周年之际，回顾列宁世界历史理论，重新感悟其对时代的把握、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和理论创新的方法原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所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用世界历史的视野把握时代的原则依然有效
时代，即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一个较长历史阶段，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基本趋势的高度概括。在对时代的把握中，列宁强调要立足于掌握时代本质的世界历史视野或总体性视野，从世界总体联系出发去考察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他将时代与世界形势紧密相连，所讲的“时代”是指“大的历史时代”。
在列宁这里，“大的历史时代”是就世界历史总体格局而言的，是从全球视野来把握的。当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入世界性经济、政治、文化的普遍交往关系之中，生产方式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交织，民族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突破民族和地域羁绊，这势必影响社会形态的演进以及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始终用世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时代和各个民族国家。“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对时代的把握要从整体视角出发，以现象总和为依据，而不能以“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或“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为出发点。质言之，时代的确定不是对某些短暂的、个别的过程的具体考察，也不是对世界所有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详尽研究，而是从整体出发对时代及其特征进行概括、说明。如列宁根据阶级标准来划分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可以看出，列宁是把代表社会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那个阶级及其地位和作用作为标尺，对时代的性质进行界定。
除了在一般意义上探究时代的性质和划分标准，列宁还聚焦他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是“大的历史时代”中的“小时代”，是就大历史时代过程中的阶段性、地区性特征而言的。与对时代性质的考察一样，在这里，列宁也是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将资本主义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下，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本质。关于帝国主义，列宁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过渡”意味着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变，垄断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不可避免地发动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1917年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论修改党纲》、1918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正如列宁所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这其实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雏形。对于这个时代，列宁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指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
列宁用世界历史视野把握时代的原则至今依然有效，对于当今时代大势的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的科学定位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视野作出的判断，是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的回答。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当今时代依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自我调节和技术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依然不占优势。但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看，历经大变局后的世界终会以崭新的姿态向前运动，道路可能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曾出现用“和平发展时代”取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过渡”不过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观点在今天依然有市场。很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时代缺乏世界历史性关照，混淆了时代与时代主题。对于时代的考察，我们要像列宁一样，要有历史研究的宏大视野和整体意识。
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特殊性的原则依然适用
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的”。这句引语出自作为“列宁政治遗嘱”之一的《论我国革命》。列宁在临终前口授这篇文章，再次谈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特殊的革命——十月革命，描述了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下的特殊表现，并从方法论角度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解答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正当性这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难解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这种更替与发展是有规律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这个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的前进，推进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抽象概括了世界历史总进程和总的发展路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而“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然而，第二国际的一些“英雄们”和苏汉诺夫却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当作现成的“公式”到处套用。在他们看来，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是不可能在生产力不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背离。
列宁没有囿于现成的“公式”，他通过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深刻回答了西方发展道路并不是俄国通往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20世纪初的俄国虽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从世界范围看还只处于不发达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当时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从其性质来说应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与西欧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不同，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就如列宁所说，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不可否认，当时阻碍俄国生产力发展的是大量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推翻沙皇统治，必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难能可贵的是，列宁早已认识到，“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虽然“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但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能够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认为，无产阶级要坚持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前途是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
试问，当时俄国能否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发动社会革命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基础之进行上。难道列宁不懂得这个原理吗？显然不是，1911年列宁在《纪念公社》中就曾写道：“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他后来坦率地承认，当时俄国尚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但夺取政权的“政治前提”已经具备了。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革命只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下“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因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点从哲理上容易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革命家，列宁深知革命不是“书斋问道”，而是千百万民众的行动。列宁用革命行动诠释了世界历史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至今依然适用，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好注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逐步打破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崭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社会发展依次更替的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在中国的特殊体现，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话语，如何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最突出的课题。一些西方的理论家把特殊性等同于普遍性，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普世化”，用普世概念的现代化取代历史概念的现代化，抹杀了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既有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遵循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带有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体现着中国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为解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在守正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则依然可行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发展中的理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积极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在继承了前人思想的同时，结合俄国具体实际，构筑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世界历史理论。借用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话语表达，就是列宁在“守正创新”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在立场上，列宁守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这一表述精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立场，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列宁继续坚持这一立场，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历史地产生的和客观情况提出的这种任务，已经摆在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引者注）面前了”，无产阶级要去完成解放世界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在观点上，列宁守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他用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世界历史、分析社会阶级。如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进而阐明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及其基本经济特征等。在方法上，列宁守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方法。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当时俄国，很多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第二国际中的一些人更是不顾国情差异而发号施令。对此，列宁明确表示反对，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斗争策略。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方法坚守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创新，创的是新学说、新观点、新论断。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中，创造性地提出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说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全面总结了《资本论》发表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如果说，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发展，那么，一国胜利说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改造和发展。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和信奉者都有一个共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列宁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得出的结论，在对帝国主义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革命的辩证法，发现并论证了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从不机械地照搬经典著作，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列宁在守正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则至今依然可行，必须坚持和遵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六个必须坚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鲜明品格和显著优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历史探索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时局的敏锐把握，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和倡议，在守正创新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导实践的新思想、新方法。进入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付诸行动，提出要“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简单继承，而是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构建对话协商的伙伴关系，从批判资本主义野蛮行为到共建共享安全格局，从批判资本主义交往形式到推进文明的交流互鉴，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守正中得到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刘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