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快满20周年了，国内各种活动热络起来。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众说纷纭，然而已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派观点。笔者无意介入双方的争论，但愿以一名读者的身份发表感言，以期打破“各说各话”的沉闷气氛，促双方往一块走。
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从整体上把握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应按系统工程理论的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要孤立片面地抓住某一方面，犯瞎子摸象的错误。
几年前胡锦涛同志看望钱学森同志时，曾高度赞扬过他的系统工程理论。当时胡锦涛同志说：“您的系统工程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胡锦涛同志这里讲的处理复杂问题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对于我们研究苏联解体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们难以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列举出十几种、几十种原因。诸如“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错误路线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群众抛弃说”、“经济滞后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历史合力说”等等。我认为，只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上述各种原因和因素，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都可能是苏联解体不同侧面的原因，不应完全加以排斥和否定。但如果抓住其中某一“说”而否定其他“说”，那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当然对这么多原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有主次区分。首先是就“外因”和“内因”而言，当然应肯定内因是主要的根本的，苏联是“自毁长城”，问题主要出在内部。在各种内因中，怎么区分主次，现在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另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僵化的体制，在于斯大林模式”。
在我看来，两派各有各的道理，但又并不完全在理。双方所关注论及的问题，即党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是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然而无论哪一个都不能作为“唯一”的问题孤立地存在。这两个问题因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没必要将其根本对立起来，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如能真正坚持“合力论”，真正承认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真正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现在的许多分歧是完全可以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和交流取得一致的。
体制问题虽具“根本性”但用“深层根源”的概念更好
现在双方都将自己强调的问题称之为“根本原因”，而否定对方所强调的问题是“根本原因”，这种做法其实并无必要。因为何谓“根本原因”，内涵并不明确；究竟哪种原因是“根本原因”，也很难说得清楚。
双方都引证邓小平的论述作根据。一派说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另一派则说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强调要重视体制和制度问题，这“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们要全面完整地领会邓小平的思想，应当既重视执政党问题的根本性、全局性，也决不能忽视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客观地讲，苏联的解体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错误或变质”。苏共执政74年，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为什么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显然与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制度问题关系密切。即使是因为领导人、领导集团或整个党“蜕化变质”了，这也应从体制制度上去找根源，而且党“蜕化变质”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建议不要过分去争哪个问题是“根本原因”，还是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虽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好比人患的“慢性病”，一般不会突然致人丧命，因此将其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世界上有体制问题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迅速发生剧变。古巴和朝鲜的体制“很传统”，但他们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事。中国的体制本是向苏联学来的，但经过30多年正确的改革已实现了腾飞和崛起。苏联体制上的问题虽然很多很严重，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和原因起作用，“解体”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在当时以那样的形式发生。上世纪末国内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宫达菲同志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另一本是汪道涵同志题写书名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这两本书都强调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我认为，“深层根源”这一概念不同于“根本原因”的提法，在涵义上不易产生歧义，不会让人误解为“直接原因”。
苏联解体的现实过程，是苏联国内各种力量和势力（包括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等），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催生下，借助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推动，通过激烈的斗争和较量终于酿成历史悲剧。解体直接原因虽多，但最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得手。
将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深层根源”与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区别开来，绝不等于说它纯属“历史因素”，而在解体的实际过程中没发挥过“现实作用”。决不应当这么认为。实际情况是，当时局势那么严重，与旧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分割的。首先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借斯大林“大清洗”等历史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以达到抹黑、否定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利用其控制的电视台，反复播放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一些恐怖场面，对鼓动老百姓起来否定苏共、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动员作用”。其次是，苏联解体首先源于信念的动摇和崩溃，而长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促进作用”。这种体制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使百姓羡慕西方的繁荣，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回归资本主义就可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这是被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决不能否认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是关系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体制问题”不仅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中心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是向苏联学的，30多年来中国的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去“苏联特色”，搞“中国特色”。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突破和彻底超越了斯大林模式，这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执政党的问题具有“致命性”但具体提法值得商榷
有论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执政党”，“问题出在党内”，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和致命性的。苏联国内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由苏共造成的。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抓住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在我们党内开展教育很有意义，但首先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做到“论从史出”。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历史实用主义。不能把历史当“面团”，随心所欲地根据我们“立场、观点”的需要来揉搓裁剪。目前在强调执政党问题重要性的论者中，有些具体观点和提法与历史事实出入较大。所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苏共的蜕化变质”的观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第一，苏共的问题和错误很严重，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甚至已部分地发生了质变，但就总体而言不能说苏共早已“蜕化变质”了。至少到1989年5月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并没做这样的判断和结论。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只字未提“修正主义”。恰恰相反，他在谈到过去那场争论时，却明确表示：“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并且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就等于说，当年的那场争论在性质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最近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也没有肯定当年的“反修”斗争。事实上当年的“九评”，是“左”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我们党由“反苏修”发展到在国内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现在从总体上不能肯定“九评”，也不能以“九评”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评价和看待苏共的问题。否则不仅对苏共的分析会不符合实际，而且可能导致动摇或否定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实践。
第二，对赫鲁晓夫之后几任苏共领导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一锅煮”，而且应明确主要问题究竟是“左”还是右，不能含糊地归结为“苏共的蜕化变质”。苏共不同时期的领导有“左”有右，但总体看还是“左”的教条主义在长期起作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上苏共的指导思想长期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斯大林1936年宣布已“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渡中断，战后的1952年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1961年提出要在20年内超过美国，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修改了赫鲁晓夫的估计，但仍认为已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安德罗波夫时期改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
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了正宗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模式，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一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如在所有制问题上，片面强调“单一公有制”；在体制上固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视任何市场化改革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宣扬“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长期以来这一扭曲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不仅阻碍了苏联，而且阻碍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平反了“大清洗”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试图进行改革，但并未触动这一基本体制。“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看上去很右，但实际上是苏共超越发展阶段搞“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因为很快就要超过美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还能不是“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所以“两全”口号是“左”而不是右。赫鲁晓夫之后的几任苏共领导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斯大林留下来的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
不仅如此，苏共还对南斯拉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横加干涉、阻挠直至镇压。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改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84年6月21日仍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进行指责。说什么中国“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的现象，“扩大私人成分孕育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追求民族的独特性……是危险的”，等等。只是到戈尔巴乔夫后期，才突然由长期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跳到了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向西方思想和模式顶礼膜拜的极右立场。
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退回到“九评”的认识水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如何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为中国谋划战略对策和设计前进方向的呢？通观整个“南方谈话”，不难发现邓小平虽然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但是他的关注点、他谈话的中心和重点并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而在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他沿途强调得最多的还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要敢闯敢试等。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坚持社会主义，但重点放在强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上，他谈到“左”的危害时痛心疾首，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争论什么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南方谈话”的这些思想，与“九评”那个年代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是完全不同的。表面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似乎没谈党的建设问题，但其实这恰恰正是邓小平谈党建问题的一种新方式。不过他已超出“就党建谈党建”的传统思路，而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如何去思考自己的“执政责任”、“执政能力”问题，包括怎样治国理政、如何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新的“执政理念”，这是一种“大党建”的思路。
传统的“党建”思路，认为最关键的是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党不变质，党的事业才会发展。“九评”那个年代就是这种“党建”思路，现在有些论者坚持的仍是这种思路。这种传统的党建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够的、存在缺陷的。缺陷在哪？缺陷就在没有反映出新形势下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应当加强和创新，特别是没有全面反映苏东剧变以来，邓小平在“党建”思路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党建”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论述。现在有些论者在谈论如何从苏联解体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一味地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去找原因和教训（这当然也是对的），而对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和原因基本不予过问，甚至对别人重视经济问题的观点采取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总之是沿袭“九评”那个年代的思路，是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应当说，邓小平是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是为中国提出了最正确最全面的战略对策的人。“南方谈话”反映了我党在汲取苏东教训基础上的新认识，邓小平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决不应从这一新理论高度，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平上去。
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就应拒绝“邪路”“老路”而要走“新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简短的名言，实际上指明了社会主义面临着“三条路”——邪路、老路和新路。苏联不坚持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邪路”，结果亡党亡国了；想坚持社会主义，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坚持走僵化体制的“老路”，那也是一条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新路”。
苏共是由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右，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左”的教训和危害时真是痛心疾首呀！我们现在谈到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也必须强调“发展”。我们决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