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完全“同一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将其外延“扩大”到包括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包括苏联历史、苏共实践，以至苏联的发展战略、具体方针政策等都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筐”。于是苏联模式被变成“褒义和神圣”得谁也碰不得的东西，还谈什么对其进行改革。这种倾向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危害很大，是必须认真加以清理的。

关键词：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

作者肖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38）。

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完全“同一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将其外延“扩大”到包括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包括苏联历史、苏共实践，以至苏联的发展战略、具体方针政策等都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筐”。于是苏联模式被变成“褒义和神圣”得谁也碰不得的东西，还谈什么对其进行改革。这种倾向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危害很大，是必须认真加以清理的。

一

究竟什么是苏联模式？西方的含义和用法与我们中国是很不相同的，还是让我们看看相关概念的含义和用法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等概念，开始是西方用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贬义词。斯大林主义，常被作为“极权主义”、“独裁暴政”的同义词。作为“红色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在1945年后的美国使用尤其普遍。斯大林模式，通常指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作为“模式”，与苏联模式常可互相通用，或被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总之，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这些概念，虽然彼此间有些差别，但西方对此并不重视，他们要突出的是这些概念的共同点，这就是：它们不仅仅否定斯大林个人，而是将斯大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历史，以及苏共的全部实践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全盘予以否定的。当然斯大林主义出现得更早，而作为“模式”的两个概念要靠后多了。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西方随即掀起反苏反共高潮，他们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斯大林主义”。同年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演讲，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分子”，并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我们党不赞成这种做法，随即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严正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立场。

苏联党和政府长期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频繁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等概念，用来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没什么区别，都是将斯大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历史和苏共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全盘彻底予以否定，而且在含义上是非常极端、恶劣和恶毒的。譬如：在论及斯大林本人时，含有“恶魔”、“罪魁”、“法西斯”之意；在论及苏联国家社会时，含有“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红色法西斯国家”之意；在论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又是“兵营式社会主义”、“极权制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总之，整个苏联的过去毫无是处，早该彻底否定和彻底推翻了。

二

中国从来就不赞成并且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一系列论述引领下，“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已被广泛采用。然而中国使用这些概念时，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和苏联剧变时期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具体内涵。

中国使用的“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意为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中国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是很负面的，但并不否定苏联要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正确的、符合历史趋势的。实际上中国的态度有两层意思：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不行，但苏联要搞社会主义本身没错。我们从下面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使用“苏联模式”的含义和用意。

首先，邓小平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的，主张坚持前者（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坚决彻底地改革后者（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不能因体制出了问题而否定制度本身，也不能为坚持制度而拒不改革具体体制。80年代初有些青年因社会主义具体做法上出了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①他强调要教育青年不要因“具体做法”上的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存在着“如何搞社会主义”、采用什么“体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基本制度”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有合适的“具体体制”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对于具体体制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坚决、彻底、大胆地改；对属于“基本制度”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当然这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但与“具体体制”可彻底推翻重来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

其次，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样一个概念，为“苏联模式”的含义定了位。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一个“搞”字，显示他所说的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即“具体体制”，是不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内的。1988年邓小平对一位非洲客人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请注意他这里加了个“搞”字——引者注），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③。在邓小平看来，苏联搞社会主义没错，但他们那种搞法不行，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改革这种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并不高，唯一明确肯定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④。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的是“落后的”、“不成功的”、“僵化的”等负面词语，这表明他对苏联模式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作用，总体上是否定的。

第四，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对象”。邓小平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⑤“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⑥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去“苏联模式”、增“中国特色”，既同苏联“切割”、又不“照抄”西方。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用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办法，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

我认为，苏联模式是苏联人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而可能有的多种方案之一。这种模式，在前无古人经验的历史条件下，能搞到那个样子取得那么大成就，应当说很不易了。然而这决不能成为至今仍要坚决捍卫这一模式的理由，更不应将其当成“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样板”去推广。即使是成功的，也要适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更何况苏联模式并不成功。因此，中国改革以“苏联模式”为对象而强调“中国特色”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邓小平所讲的苏联模式，其基本思想是：“模式”就是“体制”；“苏联模式”就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通俗的说法，也就是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如果从结构上看，苏联模式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所选择的搞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体制”；它与基本制度一起共同构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基本制度”是处于具体体制（即“模式”）之外而非“模式”之中的；但它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它如果被否定和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垮掉了。

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的上述论述和思想，为中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迅速就能统一到邓小平的认识上来的。在邓小平看来许多很明确的东西，可是在学术界仍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我对邓小平上述论述，虽然大部分早就理解和接受，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是在“模式”之外还是在“模式”之内），认识上曾经比较“含混”，直到近年来才明确清晰，那就是——“模式”就是指“体制”，而“基本制度”是排除于“模式”之外的。至于学术界其他同仁对邓小平论述的认识和理解，我想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人们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这是必然的。

三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弹冠相庆，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由于西方是将苏联模式与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这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的。

中国对此如何回应呢？当时中国的主流舆论按照邓小平的上述思想，采取的是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体制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的原则，对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作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和回答。2000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以理论版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该文提出：“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误地对待（先是不改革，后是彻底摧毁）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悲剧”。⑦此前，中联部承担的“九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1998年结项后出版的最终成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做了这样的叙述：苏东剧变造成的“大挫折”已永远地留在了20世纪，中国等国家开创的“新局面”将会在21世纪变成繁花似锦的春天。“大挫折”只意味着过去，“新局面”却代表着未来。死亡了的是僵化的一种社会主义旧模式（体制），新生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片新绿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⑧

对上述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譬如“苏联模式失败了”、一种社会主义旧模式（体制）“死亡了”这样的说法，可能就有不赞成的意见，因为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当时《人民日报》以如此重要篇幅发表这种观点，说明当时在苏联模式的问题上，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已深入理论界。

四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兴起了“重评斯大林热”。2000年2月普京在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是“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集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的复杂心境。与剧变时相比，俄罗斯人增加了对旧苏联、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怀念。这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阵“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也在中国稍然兴起。但这两股浪潮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苏联在剧变中因为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派对苏联和苏共极尽抹黑全盘否定之能事，结果苏联被搞垮了。后来俄罗斯人经过反思，出现了“怀念斯大林”和“重评斯大林”的浪潮，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搞过头的一种“反弹”，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与苏联、俄罗斯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国的主流舆论从未全盘否定过斯大林，倒是存在着对斯大林问题严重性、危害性和后遗症认识不足的问题。在大批档案材料曝光之后，历史真相日益清晰的情况下，中国本可以采取超然超脱的态度，在继续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更重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和揭露，以便于从中吸取教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得更好。但在当时的“重评热”中有的学者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而是恰恰相反，朝着颂扬斯大林、为斯大林错误辩护、肯定苏联模式的方向偏移。这是不应该的，对中国改革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斯大林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必须看到斯大林确有严重错误，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其错误进行辩护的。然而当时学术界确实出现了一些为斯大林的错误甚至是罪行进行辩护的“丑事”，其影响是很坏的。在斯大林于肃反中错杀的人数问题上，也有人说没有几千万，而只有377万，这似乎就可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了。其实377万，这个数字难道还少吗？要知道这里面包括了多少精英和无辜者，连同其家属和受牵连者又是多少呢？另据可查材料，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间消失；苏共十七大选出139名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总是以一句“肃反扩大化”就轻描淡写地对付了，在大批档案材料曝光之后，这样做就显然很不够了。我们的认识总不能停留于半个世纪前的认识水平上，要不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呢？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⑩这说明邓小平是比“肃反扩大化”的结论大大前进了。总之，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同斯大林进行切割，吸取其严重的历史教训。这样才能真正推进法制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否则只会是帮倒忙。

此外，在“重评”潮影响下，学术界有的人不顾、不提邓小平当年的论述了，逐渐偏离正道而向“左”偏转，在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有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说什么苏联模式“本身”包括了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大层次”，将邓小平早已排除在“模式”之外的“基本制度”，又塞到“苏联模式”当中去。有位很活跃的教授说，斯大林模式就是苏联“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道路”，它不仅包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还包括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总之，苏联模式被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变成了“褒义和神圣”得碰不得的东西。这位教授2011年12月还在《百年潮》上发表《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只字不提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却强调“要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认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1。他还一再强调“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这样一来，谁要批评和否定苏联模式，谁就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站在了一起。在这样的氛围下还谈什么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这股浪潮造成了对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一系列正确论述的否定，其作用显然是倒退的、消极的。在这股浪潮影响下，出现肯定和颂扬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都是毫不奇怪的。

这里无妨谈一桩学术公案，以窥见这股风潮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是多么的低。2005年我在《学习时报》、《北京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题同而篇幅不同的文章——《斯大林问题之我见》，12我的文章既批评苏联剧变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也不赞成当时中国兴起的一股过于颂扬斯大林、而忽视斯大林问题严重性及后遗症的倾向。文章的基本倾向应当说是不左不右、比较中道的，因此被许多人接受看好，被多家文摘报刊转载。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仍然遭到了这位教授气势汹汹的批判。

关于斯大林模式，我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扭曲僵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当今的条件下必须‘全面突破’（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改革’（不是‘彻底摧毁’）。……只要不是彻底摧毁，即连这一模式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也全盘否定，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因为即使在苏联是成功的，也未必适合别国，无论如何不能将其视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模式’，否则就不会有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今天对斯大林模式应‘基本否定’”。“对斯大林模式这种扭曲僵化的模式，没什么可留恋的。这种办法不行，可换一种办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途仍是光明的。”（黑体为这里引用时临时所加——笔者注）

十年前发表的这些文字，虽然对“基本制度”所处位置尚不明确，但明确强调对“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实为“基本制度”）不能否定，而要否定的只是“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即“具体体制”），因此这决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原则问题。然而这仍让这位教授“无法容忍”，他以《对斯大林模式岂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标题撰文，无限上纲，大做文章。其标题中的“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这几个字确实出自我的文章，但从上下文看这明显是断章取义。我原文说的是“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被他改成了“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在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他们将斯大林模式“扩大化”、“神圣化”的氛围中，这么一改立刻就能收到蛊惑人心的轰动效应。我不仅叹服这位教授手段之高明，更佩服其骗人不脸红的本事。他不仅独撰出这一标题来做文章，还经常以“有人说‘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直接引用语来加以批判，以蒙骗不明真相的读者。时间已过去近十年了，但我一直不予置理，一笑了之。今天首次披露了此事，但也仅限于表示“有这么回事”而已，别的不想多言。

五

为什么“苏联模式”问题上的理论混乱会出现在“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之中呢？这与将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与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这两个不同的问题，错误地“同一化”和“同质化”了有密切的关系。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按邓小平的论述是指其搞社会主义的“搞法”或“体制”，而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何止这一件？他的一生是同苏共和苏联的全部实践、整个历史密切不可分的，所谓“斯大林问题”要比“斯大林模式”问题广泛复杂得多，这两个问题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能“同质”和“同一”的。如果将这两个问题“等同”起来，会混淆许多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造成严重的理论混乱。因此，必须从方法论上做几件划清界线的事情。

首先必须强调，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与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有联系但却有原则区别的两个问题，混淆不得。斯大林模式即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即使被全盘否定了，也只是否定斯大林一生当中所干的一件事情，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就好比我们否定“文革”不等于否定毛泽东一样。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并将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凭这两条对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全盘否定。因此对“斯大林模式”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不要将其与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问题混淆在一起。十多年前我就明确提出：应将斯大林的一生和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基本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即对他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和体制应基本否定。

其次必须澄清有人借《一论》、《再论》搞“理论误导”。有人发文宣传《一论》、《再论》提出了“评价苏联模式”的“方法论原则”，并提出要对“苏联模式”实行“三七开”的评价，这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是会造成理论混乱。

《一论》、《再论》的确提出了正确评价“斯大林”（包括评价苏共和苏联历史和实践）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原则，但这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而言的。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一论》矛头是针对反苏反共势力的攻击的，12月发表的《再论》是针对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要把“斯大林分子”赶下台之类言论所造成的混乱而写的，二者都是批驳借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企图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虽然我们对苏共也有所批评，但大方向是从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苏联苏共的立场出发的，批驳了对苏联苏共的攻击，有利于苏联摆脱焦头烂额的被动局面，当时苏联也是欢迎和接受的，他们在国内迅速转发了我们的文章。由于这两篇文章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良好和深远的影响，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这与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撰写的与苏共论战的《九评》，加速了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有同志甚至说，假如我们发表了《一论》、《再论》之后就“打住”，后来不再发表《九评》，国际共运的形势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党对《一论》、《再论》是持肯定态度的，与对《九评》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一论》、《再论》中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原则，有许多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一论》、《再论》的观点就不必与时俱进了。譬如《再论》列举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中有些具体做法就不具备普遍意义；关于“十月革命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结论，1988年邓小平已明确提出了新的说法，他说：“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13这就表明《一论》、《再论》也并非句句都是真理，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也不能当成新的“凡是”。

至于说《一论》、《再论》提出了什么评价“苏联模式”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提出要将对斯大林“三七开”的评价原则套用来作为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更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一论”、“再论”发表时，作为“模式”概念的——“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还根本没有出现，当时所批驳的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这些提法，这所涉及的是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当然也包括了如何评价苏联、苏共和整个苏联的建设成就的问题，但决不是针对评价“斯大林模式”而言的。《一论》、《再论》中提出的对斯大林个人要实行“三七开”的原则，当然大体上也还是对的；但是，用这一标准来评价“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不适当的。对“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邓小平早已从总体上作了否定的评价，实践也已证明，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是“不成功的”，是不能肯定的，谈何“三七开”呢？如果对苏联模式“三七开”，那中国还要不要改革？又如何谈得上全面彻底的改革？那么，中国又怎能彻底抛弃苏联模式而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呢？这种说法对改革究竟会起什么作用呢？

六

习近平同志在去年“1·5”讲话中，对苏联模式做了言简意赅的科学定位。对学术界来说，这意味着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评价上，又重新回到邓小平的论述上来了，是一次“否定之否定”，是辩证式的前进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讲话，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源头讲起，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讲到“苏联模式”时言简意赅地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习近平同志对“苏联模式”的这一定位，明确肯定了所谓“模式”就是指“体制”，是不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其他问题在内的，这是其一。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这是其二。习近平突出强调“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这说明他知道关于苏联模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而他重视的还是邓小平所讲的。这是其三。在做了言简意赅的定位之后，习近平同志接着全面阐述了苏联模式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既肯定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又指出它后来成为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这是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些阐述让人想起了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相关论述。今天，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对澄清近十多年来在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上的理论混乱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总之，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评价，仍必须以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为依据，苏联模式不是“筐”，不是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

（责任编辑：朱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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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333页、

②③④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261、139、237页。

⑤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415页。

⑦肖枫：《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2000年8月10日。

⑧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⑨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11、周新城：《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12、肖枫：《斯大林问题之我见》，《学习时报》2005年4月18日，《北京日报》2005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