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历来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现在看来，这种“取代”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方式上具有“多样性”，道路上具有“曲折性”。就世界范围来说，资本主义不可能迅速崩溃，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迅速胜利，“两个主义”将要长期共处。近几十年来我们已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绝对化的旧观念，逐步认识到“两个主义”虽有本质区别，虽有矛盾和斗争，但它们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相互借鉴、取长避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现在据个人的研究和认识，谈谈对“两个主义”未来的一些看法。
第一，理论上要坚信“两个必然”，又决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庄严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必然”。但马克思又曾明确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思想相统一，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其实现的道路和过程将是长期曲折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379—380页）因此，世界范围内同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
第二，“一球两制”是相当长期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解决好“两大战略问题”
一是在国内，切实把社会主义建设好，以成功的实例证明社会主义的确优于资本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是榜样的力量，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1995年第3版,第4卷，第16页）。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件事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年至七十年。”（《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在国际上，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好同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战略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第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即通常所说的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特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不靠“国际联合”，而靠“成功实证”
过去的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国际组织或不定期地召开国际会议来协调彼此的路线和行动，强调“统一性”、“共同规律”以及“国际联合”，事实上长期实行的是以“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各国共产党都是独立自主、各行其是的，彼此没有统一的联系，都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与过去战争革命年代不同，不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靠“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才可能有较大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好，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最好的国际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形态”即“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战略上成功完成了三大转折发展，现又提出了与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新理念
第一大转折发展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由支援“世界革命”调整转变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邓小平依据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在回顾和总结“大论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了“文革”以来所执行的“外交服从革命”、“支左反修”、“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的对外战略偏差，将对外工作转变到为国内建设服务、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上来了。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1981年他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要澄清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从2004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一次演讲看，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他说，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基于对中国的这一认识，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这表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调整，已被美国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国人所认识和承认。
第二大调整发展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中国确立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邓小平深刻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等战略方针和国策，为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和有利的国际环境。随后中国作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融入当今现存国际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和战略选择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大调整发展发生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国际形势又出现新变化的时候，中国提出实施“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战略抉择。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历史性讲演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对外战略思维中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以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为核心，以实施“整体国家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为推手，努力促进持久和平、和谐世界、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一次将“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整合起来，实行“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实现了对国家安全的全面认识。这就是内外两面安全不可分割的“两点论”，与强调“内部安全重于外部安全”的“重点论”相结合的一种辩证思维。习近平同志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以创新的安全理念来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这是与“以结盟方式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在顺应亚洲形势需要的基础上，为加强亚洲安全合作而贡献的“中国智慧”。
第五，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体系”，与资本主义既存在区别和取代的关系，也存在继承超越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必须抛弃旧的极端化思维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新探索、提出新思路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585页）列宁也说：“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106—107页）。他强调要“乐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世界自从有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除了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一面。资本主义国家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同时还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调节了收入分配不公，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出现了战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中国30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事实表明，虽然两个主义之间还有矛盾和斗争，但它们决不是过去那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正在向着改善、接近、合作、相互借鉴，甚至是所谓“趋同”的方向发展。展望未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十月革命的道路”（即资本主义体制外暴力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外宾时提出，“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年），第415页。）邓小平这里说的“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必呈“多样化”的趋势。看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外乎(资本主义)“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这样两种方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一大四小”）是“战争与革命”年代通过体制外革命方式取得的成果。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再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了。与此相反，通过(资本主义)“体制内”选举、改良、改革的途径，一点点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方式来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和改革，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它可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这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总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然反映。
第六，对世界上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决不应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面对当今世界现实，我们应采用“泛社会主义”（即广义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就是对除“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与其发展交流、借鉴和合作，结成“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将中国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在对待不同社会主义倾向和流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决反对“非真即假”的简单化态度。现在除了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之外，在发展中国家还有各种名目的民族社会主义流派，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提出的“劳工社会主义”等。甚至对苏联东欧地区放弃社会主义而回归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能统统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一概加以否定，其中有的仍不乏社会主义的因素和痕迹。因此必须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研究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流派的问题。对各种自称社会主义的流派，无妨承认他们就是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这符合我们提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顺应了世界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总趋势。采用“泛社会主义”概念的好处是，既可扩大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的队伍，又可增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
最后必须指出，上面集中谈了“两个主义”相互“借鉴”和“接近”的一面，但这决不能抹杀和混淆“两个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它们相互矛盾斗争的一面。笔者认为，两个主义间的本质区别集中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权性质、国家性质不同。我们在与资本主义开展相互“借鉴”和“合作”的同时，又要坚持与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和而不同”，决不能犯苏共改旗易帜丢失“政权”的“颠覆性错误”，这条底线一定要守住。此外，也不能忽视与资本主义还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和处理好“两个主义”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近年来，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加强了对华“牵制”和“遏制”，但又没有完全放弃对话合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