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90年代末，中国的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迅速分化。其间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模式的变化加剧了阶层的多元性。但是不到20年的时间，阶层分化的速度趋缓，开始呈现固化趋势。科学看待中国社会阶层现状，对有效落实政策，完善社会管理，保障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社会阶层发展现状

阶层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因素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本质上是作为一定所有制形式和劳动方式的产物。阶层划分主要受收入状况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影响，在一定阶段还受意识形态影响。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阶层划分，主要是以所从事的职业来对人群的身份进行界定，如古代有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划分。1949年到1978年我国社会群体主要分为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后，随着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迁，中国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政府和社会都期望发育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以建立社会稳定的橄榄型结构。许多人认为，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中间阶层达到人口总量的40%左右，社会就进入基本稳定的状态。

但在实践中，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的发育远未像预设的逻辑有效展开，其总体比例依然较小。在分化还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况下，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表现为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以至有学者质疑：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孟子曾经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社会上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没有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这样的社会环境容易导致道德失范，信仰迷失，从而造成社会失范、失序。这一逻辑并非意味着富人有恒心穷人无恒心，而旨在说明物质充裕和保障有力可以维护社会良序。这从另外一个层面表明了所有制结构完善和清晰的权利边界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意义。

不少学者认为阶层“总是一个阶级的具体化”。改革开放初期的阶层分化直接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冲击，习惯了阶级斗争分析框架的人们难以适应社会如此多元的利益主体的各种需求。阶层分化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是社会协调的过程。阶层分化的结果有利于社会过程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从我国社会阶层的分析来看，学者们提出了当前我国阶层的诸多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所谓碎片化即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呈现无序状态。断裂化则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所谓层理化，即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其结果是阶层关系固化特点。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

1.所有制结构变迁引发了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双重趋势。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流动和劳动形式的多样化逐渐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队伍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农民阶级迅速分化；城乡人口从体制内单位迅速向体制外单位流动；多种分配形式引致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财富积累的失衡问题凸显；各项社会制度不健全，市场机制发育不够完善的现实导致不同阶层在地位提高上出现不平衡，并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公共产品在分配中更加紧张。

多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以及生产要素分配标准的不确定性，容易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利益分化。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调整，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主体多元和权力失范，易于形成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贫富分化，并使得下层社会难以平等拥有发展条件，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动能。

2.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条件下采用的倾斜性政策遭遇调整困境。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财富极度匮乏和我国百废待兴的局面决定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最关键、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将资源投到经济基础比较好、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有效积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差距和分歧日益加大。基于此，党和政府及时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调整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但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社会已经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于担心失去已有利益，转而反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继续维护自己不断扩大的利益，导致改革动力缺失。而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在本质上是大多数群体难以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

此外，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制定和落实更多还是按照工人、农民的阶级身份或者区域划分来安排的，较少专门针对某个阶层。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粗线条的政策过程难免存在缺陷。特别是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政策协调的难度，且很难界定政策过程中的实际受益者和可能存在的利益受损者；另一方面是一些富裕阶层可以通过他们占有的资源优势让政策过程向这些阶层倾斜，从而使得其他阶层难以获得相应的资料和服务，导致两极分化加剧。

3.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中国传统社会里，晴耕雨读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几乎成为士子寒门的不二选择。中国社会也因此增强了自组织能力，并能够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维持了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的通道渐显逼仄。一方面是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旧只有8.9%，文盲率占4.08%。另一方面是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使得“拼爹”替代了品学兼优成为就业过程中让人无奈且悲凉的“硬件”，并使得世袭贫穷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教育体系本身无法承载社会流动的责任时，社会就需要有新的通道来实现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但是我们很难为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制度平台以保障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由此引致的权力和资本介入加剧了特权对公义的侵蚀，进一步固化了下层社会阶层。因此，完善教育保障，为发展差异极大的中国提供尽可能公平的、均等的教育政策和资源，既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增强落后地区群体参与竞争的能力，也有利于维护公平。这是当前亟需引起注意的问题。

4.阶层固化还源于多元价值主体加大了政府协调社会的难度。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阶层或阶级，在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中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通常情况下，地位较高的人“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文森特认为，只要当权力集团的成员认为它会对他们产生某种影响——或许对其地位产生威胁时，它就成为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倾向于从他们自己的阶层观点来看待现实，并形成一整套本阶层独特的对自身和他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因此，在一个群体看来是重要的问题（如福利、社会保障或税收漏洞），在其他群体眼中可能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正如前文述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源配置不是一个平均用力的过程。效率优先的政策在执行多年后，发达地区、富裕群体显然很难理解欠发达地区、贫困群体的生活需要和政策诉求。

社会分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导致政府政策越来越难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一个年收入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体和一个年收入十万、五万、甚至不到两万的群体，对党和政府的政策需求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同时他们占有资源的能力和方式也差异巨大。在多元阶层中，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过程很难实现对所有阶层的有效覆盖，由此所有的政策过程必然无法让所有阶层满意。如果道德难以协调彼此的利益需求，冲突就必然发生。我们知道，冲突过程首先是对冲突的感知，当一个群体感觉到自身所处群体的需要、动机和价值观等与对方存在差异因而在目标上与另一群体不可调和，即会产生紧张状态。而当一方基于对冲突的感知而采取某种行动去损害对方利益时，冲突即进入公开化阶段。表现为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事实存在的一部分甚至是特定阶层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侵害和占有，而另一部分人难以认可既有的政策过程，存在较大的相对被剥夺感和被剥夺感，要求改革分配制度，完善福利保障和救济制度。

推动阶层流动，保障社会和谐的对策

阶层固化在中国社会发育不完备的情况下，极易形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完善的制度难以避免强势阶层占有更多的政策资源；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分配，本身就可能造成财富实现的巨大差异。因此需要通过党和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畅通阶层流动渠道，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按照斯科特的观点，分化是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现，一致是这个社会走向僵化和死亡的标志。社会和谐发展首先意味着阶层的充分分化；同时意味着分化的阶层拥有利益的和谐。利益和谐是和谐发展的前提，需要落实到政策和制度层面。

一是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实现阶层合理分化和趋中性流动。所有制结构调整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动力源。当前需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以此改变社会阶层的结构和社会分配方式。完善分配制度目的就是要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分配制度要充分体现公平性，维护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要能够鼓励人们合法经营，肯定人们辛勤劳动的价值，避免行政过程对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造成伤害，使社会财富的积累和配给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使阶层流动拥有激励机制，并最终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制度环境。

二是要建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避免弱势阶层失去流动能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当一个人“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基于此，党需要领导政府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造一个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络，包括失业救济、伤残保护、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保险、贫困扶助等；与此同时，政党需要协调社会力量，在培育社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过程中，让社会承担相应责任，提供社会保障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调整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提倡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工作，降低其固化可能。

三是完善就业结构，推进城乡统筹的有序深化。在社会生产体系中，阶层流动是以职业为载体展开的，完善就业结构和薪酬机制有助于阶层流动的深化。城镇化进程是让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和农民阶层实现流动的重要力量，但也是可能导致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和传统产业工人迅速被繁荣抛在脑后。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法治建设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对弱势群体利益进一步损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调整产业结构，对旧有生产体系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和工人实行技能培训，增强其适应性和竞争力，加速社会阶层流动。

四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协调社会关系。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联系群众，凝聚群众，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基本功能。通过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推动基层社会发育，实现对阶层流动的价值引导和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