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姓刘，名宝芬，2011年6月9日走到人生终点，我们未能恪尽孝道，愿母亲的在天之灵宽宥我们。
妈妈山东蓬莱人，抗日战争时期当任过儿童团团长，1949年以后在上海读书和工作。岳父张道荣（2008年逝世）也是山东蓬莱人，曾为“三野”的一员（“三野”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当年跟随陈毅元帅，打到上海。
妈妈到上海定居以后，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工作，担任过上海多所小学、中学教师，小学校长和中学校长，离休前是上海工读学校校长，多次被评为上海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
工读学校在上海非常著名，不是因为出高圣名家，而是因为那里的学生都是“问题学生”。我的岳母，非常了不起！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交给下一代“问题人”，妈妈尤其出色！
妈妈，我们相识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当年我与你的大千金谈恋爱，毕业时党支部书记动员我们一起去西藏，我们不愿意，因为那里用不上我们的专业，后来被迫分散，张申华去了北京我去了湖南，一南一北。
我们谢家人从小被教育，长幼有序，所以我强迫申华陪我到广州电信总局，给你和爸爸拍电报。你们来了，我决心在你们面前，亲自坦白我们的人生规划。你和爸爸妈妈认可了我们的婚事后，你对我说：“小友，你好好努力，做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翻译官！”
我不敢直面直接反驳你：“翻译，应该是忠于原文、忠于原意！”
人言“自古忠孝难两全”，妈妈，我是“忠孝两不全”。人言“久病床前无孝子”，妈妈，我们这些海不归，从决定留在欧洲的那天起，早就被打上“不孝”的烙印了。
1995年，你和爸爸第一次来德国探亲，你让我开车出去，想看看德国的农村。一个小时过后，你问我：“小友，为什么还没到农村？”我说，这就是农村。你不信，我只好停车。下车后，我们看了几个农村朋友的家庭，你还是不信。我带你和爸爸去看 一个养牛的庄主，那里的每一头牛都有自己的户口，一个“身份证”。告别农庄后，我们继续开车，一路上你一直问我：“小友，这些房子是私人的？这家工厂是私人的？这些土地是私人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休息喝咖啡，你突然间老泪纵横：“中国农民呀，不论我们如何狡辩，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真的对不起你们。人家搞资本主义，把农村建设成这个样子，德国的农民生活是这个样子。我们搞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你说，德国之所以能发展成这个样子，主要是德国有一个稳定的国家治理框架，而中国有一个框架，但这个框架不稳定。德国这个框架之所以稳定，因为在德国，每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每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1918年《魏马宪法》后，德国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生存权相结合，由此产生了生存权意义上的财产权保护，即最低社会保障。德国现在的基本法（宪法）中规定“非经法律程序，任何财产不可随意剥夺”。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1949年后，陆续通过土地改革，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同时也剥夺了人们为国家建设发展的积极性。
妈妈只是一个中学教师，而且每天面对的是“问题学生”，妈妈很难懂得，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这样的大道理。私有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财产权堪称孕育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温床。
妈妈不懂这些道理，我不懂妈妈的眼泪。
妈妈，你安息吧！
中国的问题，很可能还是需要“问题人”来解决。
深恩未报亲先去
未及床前唤母声
遗下终生不孝恨
痛留欧洲渡人生
谢盛友，写于2011年6月19日，德国班贝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