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周边面临着诸多挑战，最严峻最复杂的应该是南海问题。美国在东亚太地区军事战略中所规划的三大潜在的冲突热点，分别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我南海，而美国认定，这三个热点中，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就是南海。
就台湾问题而言，由于近年来两岸之间广泛交流与积极互动，使得台海局势出现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缓和趋势，大陆与台湾之间因“台独”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朝鲜半岛问题恰恰由于南北双方以及朝美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朝鲜与韩—美军事同盟之间均被牢牢绑定在“相互威慑”的对立格局下，事实上对立双方谁都没有足够资本，更没有真正准备发动全面攻击对方的战争。而南海问题则不一样，近年来越南等国利用中国的低调与克制，从军事斗争准备到法理斗争准备，从国际舆论及学术造势到通过外交渠道编织所谓“反华统一战线”，可以说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近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开始高调，努力吸引国际社会对于南海问题的注意力，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它多年来精心准备潜心积累到现在这种程度，必然要采取的行动。而且可以这样说，目前越南所采取的行动，还只是高调行动的开始。
我们在那里的国家利益每天都在流失，先不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利用实际占领的地位，明目张胆采取篡改地名等行径，单单我们在该地区的油气资源损失，就相当惊人，马来西亚、越南等声索国现在每年都从南海攫取5000多万吨原油，差不多一个大庆油田没了。
面临着南海日益严峻的形势，我们做了什么？我想无论从策略还是战略上，我们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首先是从策略的角度看，南海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三个层次的矛盾。
第一个层次的矛盾，是同声索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历来拥有对整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而越南从1974年以后开始声称这两片群岛是它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说那里的某一部分是它的。这些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从未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后来由于这里陆续发现大量油、气资源，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因此诱发这些国家开始同中国争夺南海主权。这种争夺，是我们面临的最直接威胁我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矛盾；
第二个层次的矛盾，是我们同美国的矛盾，也就是说南海争端当中的美国因素。这个层次的矛盾的实质，是反对外部势力插手、使南海争端更加复杂化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的矛盾，是所谓“利益关切国”，例如印尼这种对南海部分水域声称主权，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这类对于南海区域国际运输通道宣称“利益相关”的国家。这个层次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增信释疑的问题。因为我们同有关声索国之间的争端，从未影响过该区域国际运输通道的畅通和安全问题。
显然，在上述三个层次的矛盾中，我们应该把政策重点以及主要精力，始终放在第一个层次的矛盾上，这才是南海问题的核心；而对于第二、第三个层次的矛盾，应该低调处理，分化矛盾，增信释疑，尽量把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提出的问题，同那些声索国的要求区分开来，不能用相同的办法去处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矛盾。
从策略上讲，我们没有对这些国家排队，特别是把美国这个原本属于第二层次矛盾的国家，摆在了我们维护南海权益斗争的首要目标。而这么做，恰恰是那些不敢同中国正面谈判的声索国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最大的问题出在去年，南海问题突然成了我们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些政策宣示方面的不科学、不严谨、不策略，造成了被动局面。例如，去年我们在南海发生了非军用船只相对峙的事件，这明明是中国同越南、同印尼的偶发性矛盾，结果突然成了中美之间的矛盾，这其中固然有美国极欲插手的霸权主义问题，但也不能不说有我们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问题。
对于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我们必须从坚持政策与策略高度统一的角度，进行客观的分析。无论美国同中国在其他问题上有怎样尖锐的利益对立，但是在南海问题上，相对于越南等所谓声索国，美国没有同中国搞直接对立，没有直接抢这些岛屿，也没有直接去那里抢油。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之前，它没有立场。直到里根政府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南海声索国逐步增多，争端日益明显，美国政府推出了它的所谓“南中国海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美国对于南中国海的岛屿归属争端不持特定立场，但是美国的“航行自由”，也包括飞行器飞越该海域上空的“自由”，必须得到保障；第二，南中国海争端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后来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为了在日益凸显的南海争端问题上进一步彰显美国立场，1994年，克林顿政府把里根那两条捡起来，发表了一个包含有六点内容的立场文件，但是只是技术上的细化。
基于上述立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多年来一直保持低姿态和不直接介入的态度。但是这个政策姿态到了去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去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等国的怂恿下，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年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突然发难，当场遭到杨洁篪外长的严辞驳斥。但是具体分析，其讲话所表述的美国立场，依然没有超出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正式表达的立场。只是去年的讲话中有两个新的政策宣示值得警惕：
第一，在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方面第一摒弃了“保持低调”的政策姿态，以亚太地区事务“大佬”自居，高调宣称美国乐于推动和主持南海问题的多边谈判。第二，第一次“填补”了以往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问题上的“空白”，明确宣称“（有关各方）对南中国海的合法要求只能应当依据陆地特征的合法要求”。这句话比较绕，说白了就是中国不能依据对群岛的领土要求，提出对整个南中国海“九段线”内全部海域的主权要求。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严正对待明确反对希拉里·克林顿去年讲话释放出来的两点“新意”。但同时头脑要始终清楚和明确主要目标、主要矛盾在哪里。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对我们最关切的美国是否“选边”问题，美国迄今一直保持“不选边”立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使美国保持不变。
最可怕的事情在于我们现在在把第一类国家和第二类国家往一起赶，这个时候他们结成一体，基本在南海形成一个软联盟。这种态势涉及到中国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美国战略家讲，21世纪头20年是美国的战略间歇期，战略间歇期20年内，世界上没有能够直接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大国；但是20年以后，世界上必然冒出一个或者数个直接从政治军事战略挑战美国的大国。因此，在“战略间歇期”内，美国必须要大力加快发展，特别是进一步拉开同其他大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以应对20年后的战略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也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和政策思路。21世纪头十年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及其相关政策与策略，是完全正确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
但是现在对于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有一点点岌岌可危，这其中有外部因素，也有我们自己的因素。说实话，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大国真心希望和欢迎中国迅速崛起。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更需要讲策略。很可惜，我们现在刚刚踏上崛起之路，就有些自我膨胀。我们需要总体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对我们的战略、政策、策略进行反思。
我们在战略方向上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说军事建设，我们现在发展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战略打击力量。但是在做大国方面，我们不仅要具有做大国的雄心壮志，更要锤炼和养成做大国的心态以及做大国的谋略。在大国问题上，我们现在发展打卫星、打航母、打巡航导弹。这些东西好不好？当然好，我们必须要发展。但是这里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现在周边面临这么多问题，当越南在大力发展攻击南沙、守护南沙的军事手段的时候，我们发展的重点是打卫星、打航母，打巡航导弹。如果美帝国主义干预南沙群岛争端，他派航母来参战，我们可以打航母。问题是如果攻击南沙没有卫星、没有航母、没有巡航导弹，你就这点钱，去发展打卫星，就不能充分发展保卫南沙的权益。
所以我们从战略指导思想到策略，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说，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主要目标，集中一切资源做好同美国对抗的准备，这样做是否符合战略机遇期的客观规律和客观现实？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政策措施方面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前不久，南海问题升温，因为我们渔船到南海去，人家探油我们去维权。反过来想，如果是我们的油船探油，他们去干预，谁主动？显然是我们。现在参与越南、马来西亚等盗采南海油气资源的，不乏那些在中国市场大赚其钱的跨国公司。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机制，迫使那些外国公司在参与有关声索国的这些非法活动之前，必须首先仔细盘算“机会成本”和严重后果。它们要么选择合法在中国大市场大赚其钱，而抵制来自一些声索国的利诱；要么迎合声索国的非法利益而丧失中国大市场。
本来在南海争端当中，我们应该是军事外交措施以及经济措施两手都要硬，很可惜，我们现在是经济一手软，军事外交措施一手硬，但硬的还不是地方，把美国当作主要对手。软的那一手没有硬起来，我们在南海错失了将近20年的良机，不作为。这个期间，越南、马来西亚从几十万吨、几百万吨发展到每年开采量数以千万吨计，一个大庆油田干出来了。在南海问题上，我们现在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勘探资源竞争。也就是说，你不能做君子，因为那些声索国不以君子之道行事。
举个例子，我们这么大一个大国求着越南、马来西亚和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越、马从不想和我们共同开发。原因很简单，既得利益是每年上千万吨油，谁跟你共同开发？因此现在就得两手对两手，外交策略要讲，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你要有行动。我们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如果调动起来在南沙群岛海域打出几块油气田，形势就会立即反转，不用我们央求那些所谓的声索国，他们会上杆子找你来谈“共同开发”。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战略、策略，乃至到实际政策都要认真反思，着眼长远，加强两手，进行统筹规划，既要加强策略和谋略，也要加强经济领域的行动。
演讲者系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