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朝鲜核问题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发酵，成为牵动半岛局势以及朝美关系起伏变化的关键变量，这是由朝鲜内部的政治因素与战略考虑以及朝鲜半岛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复杂尖锐的安全矛盾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的。研发并拥有核武器，是朝鲜最高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朝鲜半岛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朝鲜对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进入第四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2018 年以来朝鲜重新启动无核化进程，并为此先后展开的中朝、朝韩、朝美一系列峰会，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其国家战略中心的重大调整而做出的新时期战略选择，这不仅使错综复杂的朝鲜核问题再度被纳入了对话谈判解决的正确轨道，而且给曲折艰难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从最高政治层次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始终把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以及推进半岛无核化作为自己在半岛的两大战略目标，主张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同时，建立起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一、引言

自朝鲜和韩国 1992 年 1 月正式签署并于 2 月发表 《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4 年10 月朝鲜和美国谈判签署并实施 《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以来，朝鲜核问题几经进展又几度陷入危机，甚至滑向战争边缘。2018 年以来先后展开的中朝、朝韩、朝美一系列峰会，不仅使错综复杂的朝鲜核问题再度被纳入了对话谈判解决的正确轨道，而且给曲折复艰难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从最高政治层次注入了强劲动力。虽然 2019 年 2 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朝美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但有关各方并未关闭对话大门。在朝美对话遭遇暂时挫折、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 “四个支持”，即: “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 “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 “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归根结底就是 “核”与 “和”两大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是中国长期追求的两大战略目标和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这两点从未因半岛形势的复杂化而改变，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事关中国在东北亚这个至关重要地区的战略利益。

本文试图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内在与外在动因来分析朝鲜核问题的发展演变过程，结合中国对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基本思路，分析阐述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

二、朝鲜核问题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

朝鲜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国土面积和人口均属小国的国家，从秘密建设核基础工业，到公开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使得朝鲜核问题逐步演变成牵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格局跌宕起伏的战略性问题，这是由朝鲜国内长期的政治和战略因素，以及朝鲜所处的外部安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逐步演变而形成的。

这个演变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战略决定与技术积累阶段 (195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末): 最高决策启动人才培养与核工业基础构建

朝鲜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上世纪 50 年代由金日成主席亲自做出的战略决定。尽管朝鲜战争停火后，朝鲜国内百废待兴，但金日成主席明确提出: “朝鲜国家虽小，但别国拥有的东西都应该有，包括原子弹。”这一战略选择直接催生了朝鲜同苏联在 1956 年正式启动了核工业开发合作，并有计划地向苏联派遣大批核专业留学人员。而美韩 “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从 1958 年开始，把能搭载核弹头的 “诚实约翰”导弹等战术核武器不断部署到韩国，到 1967 年时，列装驻韩美军的战术核弹头已高达 950 枚。韩国境内不断增加的美军核武器，进一步刺激了朝鲜靠拢苏联加快核基础开发的步伐，1959 年，朝苏签定 《核能合作协定》。

客观地看，在冷战条件下，面对美国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安全威胁，朝鲜加紧靠拢苏联以获取核开发能力，是内政外交的必然选择。但朝苏双方在核合作方面，既有共同兴趣但又具有不同的战略考虑，因此，朝鲜核计划启动之初，是从民用核技术，即和平利用核能开始的。从朝鲜方面考虑，依靠苏联提供的人员培养和技术/设备援助，可以开发自己丰富的天然铀资源，并发展建立起军民两用的核工业基础，并籍此积累可用于生产核弹头的易裂变材料。从苏联方面考虑，为了同中国竞争在朝鲜的影响力，在苏中分裂加剧的态势中拉朝向苏联靠拢，对朝提供其所热切需求的核合作，自然成了有力杠杆。但苏联援助朝鲜发展民用核工业，同朝鲜的目标差别很大，加之朝鲜受制于国内资源与技术制约，因此从 1950 年代中期核开发起步，到 1980 年代中期建成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所取得的技术成果也基本局限在民用核能设施以及初级的核医疗研究领域。到 1980 年代末期朝核危机爆发前，从硬件设施上，朝鲜已经累积起一定规模的核 “家底”，大体包括: 位于平壤北部宁边地区的一座可用于发电的五兆瓦石墨重水反应堆，为该反应堆生产燃料棒的核燃料加工厂，以及一座加工处理乏燃料棒的后处理设施。此外，在苏联的援助下，朝鲜还拥有一座实验性医用同位素加速器，并于 1980 年代末开始兴建分别为五十兆瓦和二百兆瓦的更大的重水反应堆。所有这些，都属于民用范畴。但是就人才培养而言，苏联在这个时期为朝鲜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核工程技术人员，朝鲜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徐相国、韩仁锡、丁根、李升基、崔学根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民用核设施的建设以及源源不断的核武器技术的人才积累，使朝鲜具备了进行核武研发的基础性条件。

正是由于朝鲜在 195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后期近 30 年期间，朝鲜并没有把它拥有的天然铀矿资源以及有限的核设施直接用于开发核武器 (事实上，位于宁边的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就可以提炼武器级钚材料)，因此就连一直密切跟踪监查朝鲜核开发计划的美国情报部门也认为，朝鲜虽然已经建成重水反应堆等核设施，但并不表明朝鲜已经建造了开发核武器的设施以及生产了可用于制造核弹头的易裂变材料。

朝鲜的核开发长期局限在民用领域，并不是因为朝鲜不想开发核武器，而是由于在核开发初期，朝鲜的唯一技术与相关物资来源国苏联对于朝鲜核开发的严格制约。在苏朝核合作中，苏联希望朝鲜只发展民用核工业，因此一直限制向朝鲜提供涉及军用领域的核技术与核材料。进入 1980 年代，当朝鲜在苏援助下建设第一座重水反应堆期间，苏联就不断敦促朝鲜签署 《不扩散条约》 (NPT)，并以此作为继续帮助朝鲜建设重水反应堆的前提条件。1985 年 12 月，在苏联的强力推动下，朝鲜正式签署 《不扩散条约》。但是对于朝鲜的这一重大举措，朝鲜官方媒体集体沉默，不做任何报道，而苏联官方媒体则给予高调宣传和报道。这种反差，非常微妙地反映出朝、苏双方对于核合作的不同目标。对于有关签署 《不扩散条约》之后的 18 个月内，必须签署 《核保障监督协议》的规定，朝鲜一直采取拖延策略，直到 18 个月的 “最后期限”，朝鲜终于公开了自己立场，不顾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正式拒绝签署 《核保障监督条款》，朝鲜这一立场以及后来的事态发展深刻说明，朝鲜核计划虽然是从民用项目起步，但朝鲜决策层从一开始，就为开发核武器做好了技术铺垫并预留了战略空间。

(二) 战略迂回阶段 (1990 年代初到 2005 年): 无核化外交与核武器开发并进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朝鲜顶着国际压力拒不签署《核保障监督协议》(NUCLEAＲ SAFE-GUAＲDS)，到 1993 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赴宁边现场核查钚提取情况，种种迹象显示朝鲜正在突破 NPT 红线，秘密提取和积累可用于制造核弹的钚。后来朝鲜又进一步开发浓缩铀，使得朝鲜同时拥有两种易裂变材料来制造核武器，奠定了核武国家的物质基础。但迫于国际环境压力和条件限制，朝鲜在这一时期的核开发战略，走了一条迂回前进的外交倡导无核化、实际推进有核化的道路，即: 利用无核化目标为外交杠杆，打开朝美接触与谈判的大门; 同时，无论在美朝双边谈判还是六方会谈多边外交中，都不停地推进核武器开发计划，不断增强自己的核实力地位; 而不断增强的核武地位，又有效提高了朝鲜在无核化外交中的谈判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始终在有核与无核的“核门槛”前保持战略模糊，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无核化外交与秘密核武开发双轨并进的路线。

而美国在 1990 年代初期，鉴于朝鲜已经开始从宁边核反应堆乏燃料中秘密提取钚材料，并威胁退出 NPT，因此开始日益聚焦朝鲜核问题，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给朝鲜半岛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的时期。

一方面，朝鲜半岛朝韩之间的政治外交平衡被彻底打破，出现了不利于朝鲜的巨大倾斜。冷战时期以中国、苏联和朝鲜为一方，美国、日本、韩国为另一方，形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战略三角。中、苏两国在国际社会各个场合以及涉及半岛的每一个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舞台上，均全力支持朝鲜，在外交上拒不承认韩国; 而美国拉着日本一道，在任何涉及朝鲜半岛的问题上，都完全支持韩国排斥朝鲜，外交上也拒不承认朝鲜。1975 年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交叉承认”的建议，第一，美国和日本同朝鲜建交; 同时，中国、苏联必须同韩国建交; 第二，朝、韩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个出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之手的建议，其实是颇具建设性的。但是在当时的战略态势下，该建议遭到了朝鲜的坚决反对和明确拒绝，因而中、苏、朝—美、日、韩政治三角不得不延续下去。

但是随着 1980 年代后期冷战形势缓和，苏联同韩国实现了邦交关系正常化; 冷战结束后，中国也开始对自己在半岛的 “一边是盟国一边是敌国”的冷战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从而到 1992 年，中韩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苏、中在冷战结束前后分别同韩国建交，使韩国未经 “交叉承认”就“无条件”地先后获得了苏联以及中国的承认，而朝鲜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与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却迄今未能获得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承认。这种巨变，不仅使朝鲜和韩国在国际政治与外交格局中的均衡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冷战时期朝中苏的 “三角同盟”不复存在，而美韩同盟及美日同盟构成的 “战略三角”则得以持续并加强，半岛安全态势出现了完全不利于朝鲜的逆转。

另一方面，冷战突然结束给朝鲜带来的巨大冲击，使朝鲜进行了带有根本性的战略调整，转向以对美国外交为中心，努力建立新型的朝美关系，并缓和与改善南北关系。

1991 年，朝鲜通过联合国渠道开始同美国秘密接触，并于 1992 年 1 月实现朝鲜-美国有史以来的首次高级别政治会谈，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容淳率领代表团访问纽约，同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特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就双边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金容淳在会谈中向美方表达了要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传统盟国中国拉开距离的政治信号，金容淳-坎特会谈，也为随后举行的朝美围绕朝鲜去核化问题的谈判，打下了政治基础。

在 1991－1992 朝美密集接触的同时，朝韩之间也展开了实质性的两大会谈，一是南北和平和解与合作会谈，二是南北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会谈。美国对于这两大会谈，更强调和重视无核化会谈，而对韩国施加了强大影响。为实施美国总统布什 1991 年 9 月 27 日宣布的美国单方面核裁军的决定，并敦促南北双方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美国在同年 12 月全部撤出了部署在韩国的战术核武器。朝韩双方遂于 1992 年 1 月 20 日签署了 《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双方还于 1991 年 12 月 31日签署了 《关于和解、互不侵犯、交流与合作的协议》(亦称 《南北基本协议》)。

由于美国对朝鲜核计划的强烈质疑，以及美韩对于半岛无核化的强烈要求，朝鲜虽然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从乏燃料棒中提取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易裂变材料，但出于改善对美关系的战略需要，朝鲜依然明确提倡 “朝鲜半岛无核化”。从 1990 年代初直到 2011 年 12 月金正日委员长逝世的 20年时间里，朝鲜一直在努力进行核武器开发活动，但同时也一直高举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旗帜。

正是出于上述策略，朝鲜虽然一直强硬拒绝履行它于 1985 年签署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全部义务，例如拒不签署 《核保障监督协议》，但 1992 年 5 月，即朝美实现高层政治会谈、而且朝韩签署 《南北基本协议》和 《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这两大文件后不久，朝鲜终于在朝美谈判中同意由 IAEA 专家对朝鲜宁边的核设施进行实地核查。然而这次专业性核查不仅没能化解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担忧，反而引爆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在对宁边核设施核查后，发现朝鲜向 IAEA 申报的提炼钚的数量，明显少于宁边实际再加工处理的钚数量，因此怀疑朝鲜少报瞒报钚材料用于制造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朝鲜就进一步核查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朝鲜于 1993 年 3 月表示将退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克林顿政府随即就朝核问题与朝展开了长达 89 天的密集谈判，最终朝鲜宣布 “暂停”退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程序，依然遵守该条约。在此基础上，美朝双方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于 1994年 10 月在日内瓦正式签署了 《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 (简称 《框架协议》)。该协议规定: 朝鲜 “冻结”全部核计划及其所有核活动，美国每年向朝鲜提供 50 万吨重油作为 “核冻结”的补偿; 美国无偿为朝鲜建造两座各为 1000 兆瓦的用于发电的轻水反应堆，朝鲜将销毁可用于生产钚材料的 5 兆瓦重水反应堆，并将全部乏燃料棒运出朝鲜; 美国将部分解除对朝制裁，解冻朝鲜在美资产，朝美政府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逐步走向大使级外交关系。

《框架协议》不但消除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危机，而且开启了朝美全面对话与谈判的大门。从 1994 年到 2002 年期间，双方围绕共同以及各自关心的核、导、恐怖主义、互设联络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项目、双边经贸关系等 22 个问题，进行了政治级别和工作级别的大量谈判，并且就其中 16 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在朝美密集谈判与对话期间，美国开始向朝鲜提供各种无偿援助，特别是在应对朝鲜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上，1995 年到 2006 年朝鲜第一次核武器试验之前，美政府向朝鲜提供了大约 109. 2 万吨无偿粮食援助。

通过广泛议题的对话与谈判，朝美双边交流逐步迈向了高级别政治互访。2000 年 10 月，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次帅作为金正日委员长的特使正式访美，美方对这位来自尚未建交而且处于 “交战敌国”状态的朝鲜特使，给予了邦交国家的最高规格接待: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会见赵明录次帅，美国副总统戈尔为赵明录举行欢迎晚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国防部长科恩分别同赵明录举行会谈。在一系列会谈后，朝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 《美利坚合众国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简称《联合公报》)，确立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朝鲜暂停所有同导弹技术相关的发射活动、美朝互不侵犯、加强双边合作、迈向全面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和目标。

朝美 《联合公报》签署不久，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就访问平壤，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委员长举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会谈，就改善关系等广泛问题交换意见，气氛相当友好，特别是在无核化以及导弹开发问题上进一步交换意见，达成一定共识，在继续进行 2000 年 5 月开始的 “履行框架协议谈判”(the Agreed Framework Implantation Talks) 的同时，还探讨了朝美早日开展关于导弹开发问题的谈判。

但是2001 年美国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上台，实行以 “ABC”为特征的新对朝政策 (All but Clinton，即凡是克林顿的对朝政策都要改)，给朝美在无核化共识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改善进程带来了巨大变数，而 2002 年 10 月朝美平壤会谈中，双方在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问题上陷入严重分歧，而且美国共和党新政府迅即废除了其早就不满的 《框架协议》，朝鲜作为回应，也在 2003 年 1 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朝由此再次陷入对抗危机。为了把一触即发的朝核问题重新纳入对话谈判解决的轨道，中国多方斡旋，发起了六方会谈。

然而，以 “无核化”为目标的六方会谈，并没有改变朝鲜一面高举无核化旗帜，一面坚持开发核武器的迂回战略。2005 年 2 月，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它已经制造了核武器，已经成为核武器拥有国; 为了阻止事态而化发展，在中国代表团主动提议起草，并多方斡旋后，六方会谈各国集中围绕半岛无核化以及解决半岛持久和平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密集谈判和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并一致通过和发表了六方会谈 《9·19 共同声明》。朝鲜根据该声明规定的义务，切实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无核化行动，例如对宁边的若干核设施采取了拆除和 “去功能化”措施。尽管如此，朝鲜已经加速的核武器研发并未停顿下来。

(三) 跨越 “核门槛”全面推进核武化阶段 (2006 – 2017 年): 开发原子弹、氢弹及弹道导弹，完成 “核武开发历史大业”

经过长期的外交博弈和科学物质准备之后，朝鲜于 2006 年 10 月，正式跨越 “核门槛”，悍然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在 2008 年六方会谈彻底陷入后，朝鲜进一步加快了核武器开发步伐，2009 年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并加快了浓缩铀项目的建设进度。2010 年 11 月，朝鲜有意邀请美国核专家访问宁边，现场参观了浓缩铀加工生产线，透过美国学者向美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表明: 朝鲜拥有了以钚和铀两种易裂变材料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2011 年末金正恩执掌朝鲜最高权力后，通过提出 “并进战略” (发展经济和发展核武并行推进)，彻底摈弃了无核化旗帜，把开发和拥有核武器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不仅全面开发核裂变弹头 (原子弹) 和核聚变弹头 (氢弹)，而且加快开发能够携带各类核弹头、近中远各种打击范围的弹道导弹。在 2013－2017 年实施 “并进战略”4 年期间，朝鲜先后进行了 4 次核试验，三次潜射导弹试验，以及数十次各种不同类型的弹道导弹试验，通过如此密集的核试验核导弹试射，朝鲜初步开发并建立起包括原子弹、氢弹以及中程、中远程、洲际、潜射弹道导弹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核武库。

朝鲜在核、导武器开发的巨大进展清楚表明，经过几十年在人才、技术、生产制造等各方面的积累，朝鲜已经拥有了较为成熟的钚生产能力，并建立起量产规模的浓缩铀生产系统，这就为朝鲜利用钚和浓缩铀两种资源制造尽可能多的核弹头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而朝鲜经过六次核试验，不仅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核弹制造技术，而且 2016 年第五次核试验表明它已经实现了核弹小型化; 2017 年 9月的第六次核试验表明它已经拥有了氢弹。朝鲜在弹道导弹方面的突出进展，特别是 2017 年所进行的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使得朝鲜有了底气宣布其核武器能够覆盖美国全境。

朝鲜开发和掌握能够打到美国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乃至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并多次宣称要对美国实施 “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不是真的要同美国打核战争，其真实目的有二: 一是要以核武器为盾牌和威慑工具，威慑美韩同盟对朝的企图; 二是以核武器为战略杠杆，美国重视朝鲜，平等对待朝鲜，彻底改变对朝敌视政策，同朝鲜 “建立一种着眼长远的战略关系”。

同美国做朋友而不是做敌人，是朝鲜 19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始终不变的政策追求。从 1992 年 1月朝美纽约第一次高级政治会谈，2000 年 10 月朝鲜规超格接待美国国务卿访朝所传递的信息，2012年 3 月时任朝鲜副外相的李永浩在纽约闭门会上通过即将出任国务卿的克里转达的金正恩口信，到金正恩本人数次会见美国前篮球明星罗德曼向美方传递的信息，都明确表明了朝鲜要结束同美国的敌对关系，做美国朋友的政治意愿。而对于美国目前绝不容忍的朝鲜核武器，金正恩则公开郑重承诺朝鲜要坚持 “不扩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做 “负责任的国家”。

但是，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执意发展核、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经过 2013 到2017 年密集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招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施加的多边制裁，以及美、韩、日、欧盟等追加的单边制裁，也同步大幅增加，这使朝鲜发展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陷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朝鲜跨越 “核门槛”加快核武开发的第三阶段，核武库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进展对于朝鲜的经济发展而言，则变成了日益加重的 “机会成本”，“发展经济与发展核武并举”的战略在现实中日益演变成 “二者只能选其一”的问题。

(四) 国家战略调整阶段 (2018 年迄今): 核战略让位于经济建设为中心

2018 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致辞，重新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并随即启动了朝中、朝韩、朝美元首外交，这对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以及重启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朝鲜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朝鲜在 2018 年开始重提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在 2018 年 4 月南北首脑峰会联合宣言以及同年 6 月美朝第一次首脑峰会联合声明中，明确确立 “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大目标，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出于新时期朝鲜国家战略中心转向经济建设而做出的方向性调整。2018 年 4 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连续通过了 《关于宣布核经并进路线的伟大胜利》 《关于顺应革命发展新高阶段要求，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推进科学教育事业实现革命性转变》等三个重要决议，决定将全面停止核试验，全党全国集中全力发展经济，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提高国家科技和教育水平。

上述决议，尤其是第二个决议，标志着朝鲜进行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转移，确立了从 “发展核武与发展经济并举”，转向 “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新的战略中心任务。这种类似于中国 1978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深刻影响了朝鲜长期的核武开发战略，朝鲜不仅主动采取单方面行动炸毁了丰溪里核试验场，拆除了朝鲜最新建造的西海卫星发射场中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而且主动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全部拆除宁边相关核武器计划的设施。

朝鲜国家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采取的有关去核化措施，无疑给曾经长期陷于僵局的半岛无核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带来新的希望。但是，由于朝鲜与美国之间以及南北之间的相互战略猜疑互不信任根深蒂固，由于朝鲜的去核化事关朝鲜自身的根本安全与生存利益，因此无论是朝鲜自身的去核化进程，还是整个半岛的无核化进程，依然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2019 年 2月朝美领导人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朝美对话进程陷入僵持局面，深刻反映出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曲折性和不确定性。

纵观朝鲜从 1950 年代以来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从秘密启动核武器开发计划的同时坚持无核化口号，到公开宣称发展 “先发制人打击”的 “核遏制力”，做 “堂堂正正核国家”，再到积极开展元首外交，推动建立朝美新型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其政策和策略的发展变化，在上述各个阶段各有不同，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两个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拥核自保，二是拥核自重，即以核武器保障朝鲜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以核武器提高朝鲜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提升自己同美国进行博弈—对话—合作的战略权重。

三、中国对朝鲜核问题以及半岛无核化的政策

中国在朝鲜半岛一直谋求实现两大战略目标:第一，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二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取代 1953 年的“临时停战协定”。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永久和平两大目标的相关政策立场。2013 年朝鲜开发核导步伐加快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时，明确指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立场十分明确，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有关各方都应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表态，既向朝方，也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对历史负责的原则立场。

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习总书记对于解决朝核问题的上述表态，就具体体现为 “三个坚持”，即: 坚持无核化，坚持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从 1994 年爆发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就一直通过 “三个坚持”，来斡旋有关各方在保持和平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实现无核化; 而这在 2002 年爆发第二次朝核危机之后，也成为中国发起并推动六方会谈不断进展的指导方针。

但是，从 1993 年到 2003 年中国正式发起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之前，中国对朝鲜核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措施，基本上是采取不直接介入的立场，而只是通过外交斡旋来鼓励朝美直接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在促进朝美直接对话的同时，中国也应邀直接参加了美韩联合建议的日内瓦四方会谈，但该会谈始终聚焦如何通过谈判和平协议取代 1953 年的 《临时停战协定》。而对于朝鲜核问题，四方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在美国朝鲜于 1994 年签署的 《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下解决。

2002 年 10 月，由于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问题，导致 《框架协议》破裂，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美国总统布什威胁称 “不排除任何选项”，导致朝鲜半岛战争危机骤然升高。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美国同中国进行了紧急磋商。中国政府针对急剧变化了形势，在朝核问题上改变了以往 “不直接介入”原则，转而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展开了密集的斡旋外交，并于 2003 年 3 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美朝中参加的三方会谈，随后又推动和发起了由美国、朝鲜、中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共同参加的六方会谈。

中国发起六方会谈的目的，以及这个多边会谈的核心议题，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参与六方会谈的中国外交官多次公开坦诚，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实际上并不在中国手中，而是在朝鲜和美国手中，中国在六方会谈进程中所能做的，就是要让朝美双方共同交出和平解决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钥匙。从这一务实立场出发，中国把自己在六方会谈中的作用和角色，定位为谈判的组织者、矛盾分歧的斡旋者、解决方案的倡议者。在充满矛盾分歧的六方会谈进程中，中国作为发起国、主席国，所承担的最根本职责，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根据有关各方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及不同主张或诉求，综合而均衡地策划谈判议题和路线图; 第二; 发挥中国独特地位和优势，在有关各方之间劝和促谈，推进会谈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争取阶段性成果。

同六方会谈中其他各方相比而言，中国在与会各方相互关系中占有一种独特地位和优势，尤其是中国同朝鲜和美国，都保持有稳定的双边关系和顺畅的沟通协商渠道。这无疑给中国在这场多边谈判中发挥策划者、组织者和斡旋者作用提供了便利和优势。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中朝之间还是中美之间，都长期存在着诸多复杂而消极的不确定因素，这使得中国在六方会谈的外交斡旋中，对于朝美双方的影响力，均很有限。

中国这种既拥有独特优势地位，而又影响力有限的角色，使中国在六方会谈进程中的技术层次问题上，以及在议题框架的确立和共识性原则的整合等方面，能够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 但是，对于六方会谈始终面临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根本性问题，即怎样彻底地、可验证地、不可逆地销毁朝鲜的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以及在全面实现无核化的同时，怎样全面解决朝鲜在政治、安全、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合理关切，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实际的主导权去推动有关各方达成全面解决问题的一揽子交易。即便在这种有限条件下，中国依然推动有关各方在 2005 年 9 月结束的六方会谈第四轮会谈上，形成共识并发表了 《9·19 共同声明》，它不仅为有关各方共同确立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必须落实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框架，而且该文件为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确立了 “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 “谈判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这两大支柱，这就为有关各方围绕“核”与 “和”两大问题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性框架。

从中方策划、起草并积极斡旋各方谈判所通过的 《9·19 共同声明》的内容看，中国对于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基本思路，就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点:

第一，朝鲜必须彻底放弃一切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 与此同时，朝鲜在安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的合理关切，必须全面解决; 朝鲜彻底弃核的进程，与有关方彻底解决朝鲜合理关切的进程必须并举，必须按照 “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公平原则，同时而对等地加以解决。

第二，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永久和平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在六方会谈解决无核化问题的同时，“直接有关方”应该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 “永久和平体制”。

六方会谈虽然通过了包含有上述重要原则的共同声明，确立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原则和共同基础，但是在分阶段走向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任何一方向前每迈进一步，都不清楚下一步孕育着怎样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朝美、朝韩之间高度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往往孕育着更大的分歧甚至是危机风险。这也是《9·19 共同声明》之后六方会谈推进 “去功能化”进程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朝鲜公开跨越 “核门槛”之后，明显加快了核武器开发的步伐，并在 2010 年 11 月有意向美方公开了其秘密开发的浓缩铀计划，间接证明了美国利用巴基斯坦情报在 2002 年 10 月指责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并非没有事实根据。而随着朝鲜在核武开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决议表决中，也开始从弃权，转为积极参与决议草案制定并投赞成票，从赞成一般性的谴责，到支持实施必要的制裁，从 2006 年 7 月到 2017 年 12 月，中国参与制定并投票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进行核、导开发的 12 个决议案，为履行联合国安理会上述决议，中国商务部、工信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等相关部门还先后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公报和法令，指导和管理中国企业落实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

中国在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问题上，一直坚持均衡原则，一方面强调坚持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不仅仅是朝鲜的去核化; 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不应该拥有核武器; 朝鲜必须为其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肆意开发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行为付出必要代价，承担相应后果; 另一方面，中国强调绝不能把制裁作为目的，安理会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必须为外交解决问题留有足够空间，朝鲜核问题只能通过重回对话轨道，通过全面落实坚持 “9·19 共同声明”各项原则来加以解决。

2017 年 3 月，中方针对朝鲜半岛因朝鲜加快核、导试验步伐和美韩联合军演不断升级而使半岛深陷危机的形势，提出了解决半岛问题的 “双暂停”和 “双轨并进”思路，强调把实现半岛无核化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相结合加以推进，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实现半岛长治久安。2018 年朝鲜半岛局势在中朝、朝韩、朝美之间一系列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出现积极向好的发展势头，给政治解决错综复杂的朝鲜半岛问题带来历史性机遇。但 2019 年 2 月朝美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给半岛政治解决进程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半岛局势再度进入继续对话还是重回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国对此积极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对话，并具体提出: 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共同制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总体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按照分阶段、同步走的思路，明确每个阶段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具体措施。在各方同意的监督机制下，由易到难，循序推进。

应该说，错综复杂的朝鲜半岛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紧密关联的 “核”与 “和”两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从六方会谈中国提出 “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 “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两大目标，到2017 年 3 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 “双暂停”迈向 “双轨并进”的解决思路，再到 2019 年 3 月中方正式提出 “共同制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总体路线图”的建议，中国始终坚持把实现半岛无核化同实现半岛永久和平稳定两大问题紧密结合，综合解决，从而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总之，中国始终坚信，一个无核化的、永久和平的朝鲜半岛，符合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本地区所有有关各方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一直主张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坚持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同时，建立起半岛永久和平体制。

四、结论

(一) 朝鲜半岛长期处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下的严峻现实，决定了无核化与永久和平问题两大问题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并行推进。中国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但同时也一直主张在朝鲜彻底弃核的进程中，必须同步解决其在安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理关切。

(二) 朝美之间根深蒂固的战略互不信任，是和平解决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最大障碍。这种互不信任的根源，正是来自朝鲜半岛迄今一直存在的两种不正常状态: 一是朝鲜半岛迄今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从 1953 年签署 《临时停战协定》至今，直接有关各方尚未谈判建立一个可以取代 “临时停战”安排的永久和平体制; 二是朝鲜半岛迄今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半岛和平一直建立在 “相互威慑平衡”乃至 “相互核威慑平衡”基础上。如果不从根本上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不建立起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就无法在战略信任基础上稳定而可持续地推进无核化; 而不实现半岛无核化，半岛就始终也不能摆脱基于 “相互核威慑”的 “核恐怖和平”，半岛就毫无真正的和平可言。

(三) 针对朝鲜半岛 “核”与 “和”两大问题互为前提、相互牵制的困境，中方在六方会谈中主持起草 “9·19 共同声明”时，就集中了各方共同利益诉求，明确把 “直接有关各方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同实现无核化并列为解决半岛问题的两大目标。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螺旋式升级甚至滑向战争边缘的时刻，中方郑重提出朝核导活动与美韩联合军演 “双暂停”，实现无核化与建立永久和平机制两大问题 “双轨并行”的倡议和思路。为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并行推进实现无核化以及构建永久和平体制的总体路线图，分阶段，同步走，在政治解决进程中，并行实现无核化以及永久和平稳定。

(四) 朝鲜半岛从 “热战”到冷战的历史教训深刻表明: 一个无核化、永久和平的朝鲜半岛，符合半岛北南双方以及本地区所有相关方的根本利益。2019 年 2 月举世关注的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虽然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双方在半岛无核化以及持久和平这两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两国只能通过坚持不懈的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坚定支持朝美双方相向而行，巩固并推进业已形成的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中国也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作者简介: 杨希雨，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