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城事件中造谣的陈某，面临法律的制裁。却有个别学者在网络上为陈某鸣冤，宣称他造谣属于“言论自由”，他被关押是“因言获罪”。多名法律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反对这种说法，他们共同认为造谣与言论自由没有干系，因造谣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中国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谣言作斗争。不能因为谣言的价值取向符合某个群体的理念或利益，这个群体的人就帮它造势，为造谣者辩白。中国历史上，谣言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中国人应当对它做一次严肃的告别。
首先，导致社会骚乱的谣言制造者应当予以惩治。这种惩治一要坚决，二要严格依法进行。造谣者应承担造谣本身的法律责任，骚乱后果的严重性与造谣本身的法律责任关联，尤其要依法认定，量刑不能成为对犯案人的报复和情绪宣泄。不能对他们搞运动式的从重打击。
谣言十分可恨，但谣言往往并非恶性群体事件的深层主因，而只是它的导火索和助燃剂。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强调谣言对破坏社会秩序的作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是片面的。铲除谣言，除了打击造谣者，彰显法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铲除谣言造成社会恶果的根源，消灭谣言的社会能量，把它变成一句废话。
一段时间以来，最活跃的谣言都出在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方向上，比如针对拆迁、城管，以及针对官员腐败等。各地基层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些领域的日常问题，平时就推动信息公开，坚决不向老百姓隐瞒事实，要让社会的信息需求通过合法渠道及时得到充分满足，这是最终把谣言从中国公共事务中赶走的必由之路。
谣言都具有攻击性，对付一旦出现的谣言，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地政府平时对批评性舆论的态度。基层政府应坦然回应来自民间的各种质疑，增强政府声音的公信力。要勇于接受批评，必要时做公开自我批评。只有这样对付谣言时才有足够的力量，才不怕它们。一个基层政府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自我批评，永远说的都是自己的成绩，那么一个针对它的谣言就很容易获得“天然的可信性”，因为人们对它“不像自己说得那么好”早就有所猜疑。
当然，对付谣言绝非一日之功。从官方信息透明做起，从依法惩办造谣者作为突破口之一，从主流社会明确表达厌恶它的态度做起，我们尽管不会很快达到铲除谣言的最终目标，但我们也决不会原地踏步，让整个社会被几个廉价的谣言逗得溜溜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