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十年来，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中心，并形成了中国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独特经济模式。但在入世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正面临着六大挑战：对外开放的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对外开放区域重心转移；对外开放产业重心面临调整；步入高成本时代；多重经济悖论并存；外部冲击加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十年来，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从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接受者、学习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制定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和推动者。进出口额2010年比入世初的2001年增长5倍，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中心，并形成了中国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独特经济模式。但在入世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也正面临着六大挑战。
一、开放条件发生明显变化
首先，入世之初，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而今正步入重化工时代，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劳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依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出口规模的开放道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与入世之初相比，贸易摩擦明显增加，不仅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摩擦加剧，而且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升值压力攀升，出口收益率收窄。
再次，入世之初，中国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刚刚消失，而今出现了储蓄存款余额稳定增长且居高不下、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双过剩”，利用外资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在“双过剩”条件下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意味着要重点鼓励富含多重竞争力载体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这将使内资企业面临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治理制度完善、拥有丰富的参加全球化经验的跨国公司的更激烈竞争。
二、对外开放区域重心转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重心在珠江三角洲，90年代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入世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重心向环渤海地区转移。而今，区域开放重心正快速从南向北、从沿海向内地转移。这使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必须面对三大课题：
一是如何避免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占GDP12%左右的珠三角地区因区域开放重心转移而出现投资撤离、增速放慢、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衰落。
二是环渤海地区作为新的区域开放重心，同时也是中国重化工产业的摇篮，这一区域内密集分布着装备制造业、军事国防工业、钢铁、能源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如何在开放中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成为必须考量的课题。
三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和边境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区域，如何在开放重心内移中维护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成为重要的课题。
三、对外开放产业重心面临调整
入世之初，中国一方面沿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验，在扩大和深化产业开放中，以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制造业大转移的契机，大胆承接境外制造业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带动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张；另一方面，随着入世后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产业重心。
而今，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体系已经确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作为零部件主要供应商，中国作为加工组装基地，欧美作为技术研发、设计和最终产品需求市场，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重要内容。短期内全球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热潮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全球配置方兴未艾。服务业的开放和承接全球服务业务转移，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产业重点。而中国相对脆弱的服务业以及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都在考验着新一轮的开放。
四、我国正步入高成本时代
这是入世十年后中国面对的特殊开放环境。
在中国启动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升值的压力增大，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资产价格重新估价，资产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也使出口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下降。
虽然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理论上进口产品价格可以下降，但是，由于中国进口需求规模扩大，进口依存度高，中国成为许多大宗产品（如矿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出口商会利用中国进口扩大的机会和寡头垄断地位提高价格，导致人民币升值下进口产品价格不跌反涨，而进口投资品价格上涨，会增加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在经济增长率持续走高、生产加工能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资源压力日益凸显，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并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也出现上涨趋势。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代，不仅资源类产品需求扩大推动其价格上涨，而且环境压力与日俱增，一些发达国家谋求征收碳排放税，祭起新贸易保护大旗。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企业的环保投入增大，成本上升。
另外，为了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必须提高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使企业的劳工成本上升。
总之，在资产价格、出口成本、大宗进口产品、资源类产品、环境成本、劳工成本全面上涨趋势下，较长时期内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不可小觑。
五、多重经济悖论并存
宏观经济环境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开放。如今，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比起入世之初情况要复杂得多，多重经济矛盾和悖论困扰着我们。
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矛盾。在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放慢，而培植新兴产能，短期内无法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增长，而要保增长，就会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
调结构与降失业的矛盾。在调结构，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中，原有的就业可能沦为失业，而要保就业，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就可能受阻。
扩内需与低工资的矛盾。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决定着最终消费需求的规模，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又遇到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们对未来预期不乐观的制约，而要提高工资水平，又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投资欲望和投资需求。
扩内需与分配不合理的矛盾。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而改变现存的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又触及财政、企业和高收入阶层的利益，并非易事。
涨工资与稳外需的矛盾。提高劳工收入水平，增加工人工资，则企业成本上涨，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在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只有稳定外需，才能维持经济稳定运行，要稳定外需，提高工资就显得相对困难。
控通胀与保增长的矛盾。在控通胀中，必然要压缩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要保增长，投资、消费需求扩张又会助长通货膨胀。
控房价与金融安全的矛盾。高房价成为恶化投资创业环境、影响社会稳定、制约房地产以外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在抑制高房价中，由于银行的优质贷款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房价较大幅度下降会影响银行业的收益，优质贷款转化为劣质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上升，影响金融安全。
控房价与债务攀升的矛盾。地方财政越来越依赖土地转让金收入，甚至堪称“卖地财政”。如果房价下跌趋势形成，已经达到12．5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将面临很大风险。
六、外部冲击加大
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失业率仍处高位，一些国家财政赤字大幅攀升，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制约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张；南欧的希腊等部分国家债务危机还在发展，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构成拖累；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经济刺激政策出现分化，影响世界经济贸易复苏。 2010年，美国GDP约14．6万亿美元；当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超过1．3万亿美元，债务余额达14．3万亿美元，人均4．5万美元；赤字率9%，债务率100%；失业率9%左右。美国的出口振兴计划、再工业化战略，都无法根本改变美国经济困局。
而且，美国加强金融监管会导致热钱流入中国的风险上升，增加中国流动性管理的难度；美国加强金融监管使境外美元回流困难，巨额国际收支赤字长期化，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概率增大；美国在推行出口刺激计划中，会持续压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降低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制约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势头。欧元区经济回升缓慢，制约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扩张；欧元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升值趋势难以改变，会进一步降低中国出口欧元区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制约对欧元区出口的迅速增长势头。甚至欧元区经济风险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还会全方位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长。
过去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受住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脚步稳健而有力。今天，在多重挑战面前，我们也面对新的机遇：世界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期，全球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产业和技术创新处于酝酿期，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只有抓住机遇，勇敢接受挑战，才能创造中国经济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