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出激进的观点立论于两个阶段性变化：一是经济上已经从百年资本短缺走向三大资本全面过剩；于是中国的“单一制”政府试图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从“亲资本”转为“亲民生”。二是政治上从世界最大“小资国家”得以使交易费用内部化的“大众民主”转变为中资崛起争取利益的“精英民主”；但后者即使得到默许，也势必致乱于小资仍占绝对比重的社会结构；何况精英群体坚持百年激进而模仿之西方体制业已陷于过高负债的政治危机。
中国执政党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意见，体现出新世纪以来政策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改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的“百年激进”。
中国人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自1840s至1940s有百年屈辱；由于“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而不论何朝何代何党何派都力图参照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模式发展“跟进型”工业化。据此，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秉持的激进思想体系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客观上和中国快速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形成之后的大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是吻合的；是故，历代政府政策体系之内涵性地具有亲资本的本质特征也是类似的；据此形成共识，应是文化崛起、和谐社会之思想基础。尽管无需依据外来之意识形态化理论做是非判断，但对本国资本化的不同阶段经验过程及相关制度演变之不同，仍有做比对分析之必要。
之所以说近年来的战略调整是告别百年激进，在于几个重要经济社会结构阶段性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
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所作的，不外乎是以西方制度为派生物的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老一代学者马洪早在1998就提出我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中青年学者林毅夫则于1999年分析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据此，我们近年来进一步提出讨论的经济上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判断是，不仅上世末我们就已经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则是金融资本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实物产业并走向金融相对过剩的十年。
也许是在新世纪这第一个十年感受了进入资本过剩阶段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痛苦和海外困局之后，才很快就有了与时俱进、统筹协调的国家创新战略。
我在新世纪以来的有关讨论中多次提出：中国在经济基础方面遭遇的是三大资本同步过剩——从上世纪末的产业资本过剩进入到新世纪初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剩。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主要在于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实物经济领域，投资者无论办商店还是工业，都有利润迅速摊薄、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困境；而只要实物经济领域没有投资机会，就一定会导致金融资本异化于实物经济追求投机领域流动性获利。
但在中国，国家垄断下的金融资本虽然过剩，也仍有另外的作用——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运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断制造负债转嫁制度成本。与此同时，放弃金本位约束之后的政府也得不断增发货币扩张信用；因为，而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够缩小债务压力。因此，以主权独立的国家把握货币主权，以政治强权不断制造货币信用，是向社会转嫁政府负债的直接手段。
历史地看，自二战以后，世界上的所有的跟进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资本极度稀缺。因此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比较激进，而且实质性地具有政策体系的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例外——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内涵性地亲资本——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解释。直到1999年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试图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接着，从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因此现在叫做“民生新政”。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则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
至此，中央政府层次上已经表现出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
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我们就还得有至少二三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改出亲资本体系的政策变革当然不能激进，需要比亲资本时期单一制政府强力推进资本化的政策更缓和些。
任何物质发生演变客观上都有范畴之间相关性，中国产业资本扩张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过程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正常演变——二战后美元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量货币信用破坏了其承诺的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当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再以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的时候，当然会导致政府凭借权利垄断货币发行权派生的货币信用的无限扩张，这又导致最吸纳增量货币的虚拟经济领域不断的扩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金融化、资产泡沫化。而当发达国家因国家竞争而普遍促进实物产业外移加速自身经济泡沫化时，又会以自己泡沫化的货币信用来要求其他实物经济国家让出金融主权，以使西方的泡沫化的经济能够得到实物经济领域中的资本化利益。这就是1994年GATT转变为WTO的实质：把以往只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能纳入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农业纳入进来。遂使之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适应西方结构变化的逐渐完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对其具有维护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也就被主导国家当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可见，西方从产业资本阶段的自由主义向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观依据的，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个人类资本主义文明的阶段性演变影响到中国，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思想界也会认为这就是跟进型发展的新方向。如果不带任何派系观点来看，中国人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化和全球资本化带来的危机代价和尽可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1971年是个历史性的重要年份。
一方面当西方的主导国家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残存的黄金本位，开始自发进入货币无限扩张，促使这个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演变成金融化，最后演变成全球资本化，其实也就是西方主流金融体系的全球资本化。
另一方面，就在1971年，中国也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大转向——从1950年代战争需求形成军重工业，到1960年代初开始的、地缘环境紧张条件下的经济方针仍然主要是发展战备经济，实行军重工业经济在空间布局的调整，这样以军工为重点的经济是不创造可供社会消费的商品和收益的，并不满足民生对经济的需求。就出现了60年代的经济困难。而从经济结构调整角度来说，启动的年份恰是1971年毛泽东问政四位老帅，请他们对国际形势做评估；给出的结论恰是未来20年不会打大仗。于是我国1971年开始，试图将军重打头的工业转向民生。最初要通过调整与西方的外交关系，配合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来改造中国偏军重的工业结构——朝向民生。
所以，中国的经济制度调整也起步于70年代初期。我们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要引进外资来改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时候，都会相对激进地按照外资适应的制度要求来改造本国制度；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当然会有严重代价，主要表现为1974年财政赤字超过100亿，以及第三次上山下乡。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7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虽然很重，但是，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约束性困难会是如此深远，于是乎有了1976年毛泽东临终委任的政治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八二方案”——几乎成倍地继续引进82亿美元西方设备！越是大规模引进越造成严重财政赤字，遂有1980年累计赤字超过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发生了经济危机及相应的改革……
鉴于，中国建国以来大部分时期是典型的“资本即国家”，所以才是典型的强政府经济。西方当代是已经从殖民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主义——资本与政府合一，发展为产业资本崛起之后的两个主体分开，其间是必然是有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
1950年代的一五计划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中国人做，二五由于苏联人停止投资没有出台，三五本来打算调整结构却赶上战备、导致计委撤销，四五和五五赶上文革10年……
可见，中国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经济其实是从1980年代后才有条件实行的，亦即五五以后。所以，中国以前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其实主要是激进地亲资本政策惹的祸，而非计划经济之祸。
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分散的作坊手工业经过漫长的作坊时代进入工场手工业，才发生了对设备和动力的要求才需要有K，但这个K却是主要通过殖民扩张得来的，而非中国人这种一点点的内向型资本积累。中国过去的资本原始积累虽然还是马克思所说L与K的关系，但创造了L代替K的模型。我们是在资本为零甚至是对外严重负债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高度集体化及其伴生的制度建设，才得以把成规模劳动力集中起来近乎无偿地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替代了稀缺成度为零的资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且还主要用农产品偿还外债。
所以从大的阶段来判断，中国在前100年虽然激进，但那主要是为了形成国家资本为主的工业化，完成的是从资本积累到产业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
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以人为本是改变过去以资为本的发展前提，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则是战略性转型，表明经过了长时间的跌宕起伏，我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向过去一样激进地亲资本了。此后，转向了亲环境、亲民生的政策体系。
二，政治上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
很多人接受外来意识形态影响，遂以为过去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需知，这也缺乏事实依据。其实中国1949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若搬用西方理论，算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典型的小资人群特性。
1950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很清楚指出，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那时候，客观上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我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国内战争或者叫做国家独立战争，是用几千年传统的农民动员口号“耕者有其田”为目标实现土地平均分配为内容才完成了所谓“国民动员”，才得以进入“现代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相对而言，大多数农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没有条件进行国民动员，连进行国家政治建设都没有前提条件；其中很多国家的社会还处在游牧或采集文明的族群、或者传统的农耕部落阶段，与现代政治国家是完全不同质的。
总之，没有发动大多数农民加入土地革命，就等于没有完成国民动员，就无条件实行现代政治意义的国家建设，也就进入不了西方引领的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家间纵横捭阖的现代政治竞争。可见，参与世界现代化政治体系的竞争是有历史条件的，对此，需要结合现实问题加深认识。
可以说，当年我们在土地革命为主的国家动员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这个小有产者群体在整个社会变革中间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
如中国199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打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进城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福利、没失业保险、没医保……，当然不是农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为他们仍然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追求综合收益”机制影响的、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的那种工业人口，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此外，1994年分税制的作用下，他们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甩给内地政府和农村社区，当然就加剧了内地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20年高增长的很长时期内虽然对1-2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剥夺，却没有形成经典意义的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所以才有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
现在，当我们要激进地把农民地权私有化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了。2003年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行之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集合”的村社所有权事实上被剥夺，很多地区农民也不能按照人口变动再分地了；于是80、90后新生代打工者，概因不能回家分地而变成无地流动人口，遂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城市产业工人后备军。于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一亿），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转变为突然拥有2亿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
这个涉及农村财产关系的制度演变在以往的农村基本制度基础上多跨出了半步，便具有推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势所必然地演变成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历史作用。遂使经典理论百年难以“落地”的难题陡然得到解决……
以前，因为小农经济或称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因此，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而加强投入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可见，在农村领域的变革中，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制度成本。执政党若想维持集中体制，就得维持广大农民作为小有产者的地位，不能过于激进地打掉农民借助于村社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财产基础。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今年年初社科院作出的结论：中国出现了3亿多中产阶级人群，是为中资。
中资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资利益差异显着，遂在政治主张上试图与官方垄断的大资分权——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中资参与分权的精英民主。这种作为阶级的政治诉求不仅与以往小资群体的大众民主势成水火，而且与大资谈判如同与虎谋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之客观需求。
过去执政党推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曾经面对与小农经济和小资交易费用过高的制度成本、而有效地利用小资产阶级认同的大众民主，内部化地分化、弱化了社会矛盾。而产业资本扩张到过剩阶段执政党调和大资、中资利益矛盾已然困难；如果再努力代表当代崛起的中资利益、满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则如何将精英民主与小资产阶级所习惯的大众民主相结合，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挑战！结合好，社会就稳定；结合不好，甚至激进地按照西方的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虑政治改革，可能就会使得以往得以内部化解决的矛盾转化成外部性最大化，也就要出很大的乱子。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政治主要矛盾有二：
第一，新生成的工人阶级迅速成为自觉的独立阶级，而民间资本却比民国年间还不成熟，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径依赖般地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执政党如何调适这个经典理论意义的对抗性矛盾，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二，不同于官方垄断大资的、新崛起的中资阶级要求精英民主，和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利于小资产阶级矛盾内部化处理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对立。如何调和？这种政治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依据激进思想家对西方民主的想象来调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国还不具有照搬过来的客观条件。
必须警醒过去百年激进遗留的政治想象。客观地看西方从197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其实质是政权信用危机。而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政府债务攀升到占全球政府债务70%以上，债务危机引发政府破产和政治动乱（如最近希腊、法国、英国的罢工等），则是政治危机——发达国家政治体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导致过分负债。
亦即：今天西方政府维持“体制优势”的过度债务危机实际上既是政治体制危机，也是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危机。因此，这套危机迭起的政治体系不能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人过去虽然百年激进，但近30年可以说是“天佑中华”——我们刚要按照这套东西搞，发明这套东西的地方危机就爆发：我们1980年代中期刚要市场化改制，1988年通货膨胀爆发迫使我们停下；而苏东激进地搞了全面改制就垮了。1990年代中期我们刚要学日本韩国的大财团制搞“联合舰队”，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财阀体系垮台，我们又收住了。新世纪我们刚完成金融商业化改制要像美国学习金融化加入全球资本化，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不得不打住了……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政策的特点，就是告别激进。
附言：
最近我的研究成果是讨论建国以来工业化进程中的4次外资外债和8次经济危机，及其如何向三农转嫁。结论是：只要能向三农转嫁代价的就在城里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就在城里硬着陆，就砸出来了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