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史，其次是朝鲜经济发展的问题。尽管意识到外援尤其是中、苏的经济援助，是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资料短缺，鲜有针对经济援助的专著问世。研究战后中国与朝鲜经济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
1953年8月5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本文将梳理1953-1960年中国援助朝鲜的过程。
准备时期（1953-1954）
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是苏联。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给苏联使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恢复工业所需要的苏联的帮助。同一天，朝鲜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照会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并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在8月5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中全会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
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苏联政府就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8月7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对恢复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
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缩减了还款数额。这个援助力度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
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如此等等。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止到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
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1954年4月22日，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19%，杂粮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9.22亿元，进口总额1.27亿元，其差额7.85亿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万吨，大豆17.8万吨，棉纱3950吨，棉花35590吨，棉布8847.6万米，煤炭345.6万吨，焦炭26万吨，橡胶1.12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超过80%的工业项目重建是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不算军事项目共90个），占此期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20%。
朝鲜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被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的事实是，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三年计划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国家财政收入总额1954年871亿朝元，1955年979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1954年806亿朝元，1955年999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年439亿朝元（占54%），1955年608亿朝元（占61%）。1955年出现财政赤字20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108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93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1955年1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1954年9-12月）间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而计划是300万吨。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15亩）30-35公担，但实际上不到20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大大增多。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
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了燃眉之急。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粮食危机则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金日成在会议结束时提出：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准备自己应付一切困难。金日成如此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分别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而这无疑是对金日成权威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10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5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
6-7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1800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3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5.7亿卢布的债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Ivanov）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
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再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朝鲜不得不取消事先商议好的金一副首相访华的安排。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11月28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抱怨说：周恩来不久前召集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讲述了国内状况，表示中国在“二五”计划结束前无法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并将被迫压缩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和煤气。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只得再次转向莫斯科。金日成请求苏联在1957年额外援助棉花1500吨，并帮助解决该年度3100万卢布的财政赤字。金日成一再强调，“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劳动党中央1956年12月全会决议宣布，三年计划的资金来源不少是靠兄弟国家的帮助，而“一五”计划将主要依靠国内资源。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加上东欧危机已经过去，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朝鲜富余但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责成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1957年，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
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然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苏联新任大使普扎诺夫（A.M. Puzanov）4月10日通报，朝鲜将于5-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金日成表示将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不过，从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从平息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思想混乱，到协助苏联解决东欧危机，中共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苏共六月“宫廷政变”中支持赫鲁晓夫，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和作用愈加突出，毛泽东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和苏共已经成为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也有意在这方面负起责任。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Lee Yong-ho）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金日成对此有所感觉，并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劳动党在继续揭露和批判1956年8月“反党小集团”的同时，却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同意让他回到中国。在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崔庸健坚持不能释放朴一禹，认为这将是对叛逃分子的鼓励。但金日成力主或者给朴安排工作，或者让他回中国去。金日成强调，“中国同志一定会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随后，朝鲜决定8月底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讨“一五”计划和双边贸易的问题。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延期归还将于1961-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于是，朝鲜希望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然而，朝鲜人又一次得到意外的收获。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但认为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前双方贸易额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中朝年度贸易总额1957年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了。
为了彻底改变中朝关系，毛泽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为了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还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并准备派周恩来亲自前往朝鲜安排。最后，毛泽东表示想亲自去朝鲜访问，金日成立即说，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毛泽东的谈话“十分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朝携手迈进了1958年。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朝鲜则仿效中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朝鲜先后派出4个专业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和学习，主要报刊也不断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8月3日以李周渊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要“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在为时月余走访近100个企业、单位后，代表团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接着，朝鲜报纸开始发表社论，批判保守主义，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的口号。同中国一样，朝鲜也开展了除四害、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动，在工业建设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1万吨是有可能的，还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考虑给予满足。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做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1961年开工后起10年内还清）。接着，朝鲜方面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8月3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1万锭的绢织厂三个，1960-1962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套的轴承厂、年产1.5-3万吨的制糖厂、年产10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1959-1960年建成。提供日产30吨的造纸设备6台，1959-1960年交货；50吨/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4台，1960-1961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为其供应冶金设备17种29台（部）、选矿设备11种97台、大型机床15种20台、针织机50台、宽轨用小型机车7台、宽轨用磨砂车100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有关部门感到朝鲜的有些要求交货日期太紧（4种冶金设备、5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1963年起分十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1959-1962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
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为此，10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就有22项，并规定1958年底和1959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各朝方。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8年11月22日，当金日成时隔5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朝鲜干部到过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并谈到几年后携手进入共产主义。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其结果不仅把中朝关系推向高峰，而且最终巩固和加强了金日成在朝鲜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
与此同时，朝鲜也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中国无法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如生产载重汽车需要的5000吨冲压机，以及1300-1400吨不锈钢等。苏联大使感到有困难，表示能够提供的不锈钢数量只有朝鲜要求的十分之一。金日成不得不直接写信给赫鲁晓夫求援。1958年底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朝，带来了赫鲁晓夫的回信。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进一步得到苏联的援助，朝鲜的政治态度也需有所转变。在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含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批评。出席这次大会的金日成立即表示，报告内容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金日成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朝鲜一直在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丰富经验”。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金日成虔诚地接受了苏联对朝鲜不切实的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而赫鲁晓夫则答应满足朝鲜的进一步要求。3月17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5亿卢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朝鲜建设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1958-1959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40%，等于1956年的两倍，1949年的四倍。粮食产量超额12%完成计划，达到37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1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7%。5月8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1959年8月15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欢欣鼓舞的朝鲜领导人不断宣称，到那个时候，朝鲜人均主要工业品和谷物产量，不仅会超过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日本。
然而，同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严重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和匈牙利有关部门的报告，在1957-1959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消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朝鲜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缓冲”时期（1960）
对于这些问题，朝鲜领导人是有所感觉的。早在1959年中宣布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时，金日成就提到1960年将成为“休养年”，尽管没有进行解释。8月中旬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称1960年为缓冲期，即调节和整顿经济，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改为七年计划）的一年。为此，朝鲜开展了新一轮求援活动。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两年。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食，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苏联很快就答应将提供粮食。当然，这些临时帮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月2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9-10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1.5万吨棉花和10万吨粮食。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让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竞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59年10月初，苏联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赫鲁晓夫对朝鲜的访问，其实际原因是担心因此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赞扬《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苏联也不甘落后，半个月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和解。随后，赫鲁晓夫指示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朝鲜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朝鲜领导人十分兴奋，金日成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
此时，中国已经注意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报道“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显然，中国再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9月10日，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足见中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认真。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已同意全部取消给朝鲜的军事债务。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48人）。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9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但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再次取消访朝，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然而，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却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所有活动。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12月24日，苏朝终于签订了1961-1967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1961-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
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而且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小结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相比而言，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胜于中国，不过就“尽其所能”来说，中国的援助力度应该是最大的。在朝鲜重建时期，中国提供援助是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刺激苏联给予援助，另一方面使得朝鲜的需求层层加码。感激和回报是暂时的，烦恼和困苦却是经常的，说来就来。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对朝鲜援助的结果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