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民主，人们往往想到多党政治、自由竞选等。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种版本的解读会因为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而制约对中国民主发展的积极探索。因此，如何开发民主建设的新领域，从而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寻找可行的路径，这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主意味着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归根到底在于保证公民表达和参与的制度供给。所以，所谓的民主建设，其核心就是不断提高制度供给水平，以保障公民拥有并能够实现表达和参与的机会。因此，民主在今天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方式(也即“民主治理”)。民主作为一个复合概念说明，民主建设有着多项任务和多重路径，可以不搞全民公议、公投、公选、公决和公审(事实上那也未必是一种“善治”的形式)，但必须提供足够的公民表达和参与的渠道;可以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必须建立约束政府、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
历史上，中国政治不以彰显“公共性”为特征，少有“公共决策”、“公共管理”和“公共预算”等概念，多的是“国家决策”、“国家管理”和“国家预算”这样的概念。“政府主导+全能主义”集中概括了这一特性。这种特征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社会利益走向多元化、民众的独立自主意识被普遍激发的今天，因民众表达和参与制度供给不足而越来越变成了“短板”。因此，中国的民主建设是要走出公共性匮乏的困境，为民众表达和参与诉求提供制度供给。
基于以上对于中国民主建设的理解，可以进一步明确对于管理者的要求，通俗地讲，就是改变“为民作主”的做法，创造和维护一种“公共平台”支持民众表达诉求互相博弈，从中发现公共利益。这样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全能主义管理所遭遇的困境，而且可以极大地开发制度合法性的资源，改善管理绩效。具体而言，民主建设意味着提供民众表达和参与的制度渠道，这些制度同时满足了社会管理的功能，具有改善治理效果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它因为创造了纠偏机制(克服政策和制度“偏离轨道”的倾向)、平衡机制(抑制社会贫富极化、避免政府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克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官员激励和问责机制(堵塞政治体系中官员“搭便车”的漏洞)、腐败治理机制(利用体制外的资源达到“治官”、“治政”的效果)等而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社会开放和民智开启之后，民意要表达，公民要参与，这是大势所趋。面对这种民主趋势，可行的办法就是疏通民意管道，提高制度供给水平。因此，民主与其说是设计出来的，毋宁说是应对出来的。换句话说，“民主模式”的不同版本，不过是不同国家针对民众的参与要求一步一步应对的结果。不墨守成规，不刻意追求与别人的不同，以务实态度为原则，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改善治理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用改革创新来丰富民主之意涵，这恐怕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