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7年写下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其中列举了11种他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然后指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袖珍本）1967年11月版P330)。
毛泽东在文中所称的自由主义，和西方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liberalism有根本不同的内涵。检阅2009版《辞海》之“自由主义”词条，有两种解释，其一就是对liberalism的解释；其二则是对毛泽东本文中所指之自由主义的解释：“革命组织中放弃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和平的错误倾向”。当然，中国学术界现在所指称的自由主义又回到了liberalism，但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被指称的时候，还是大体上依照了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概念，也就是《辞海》中该条的第二项解释。有趣的是，共产党自称是一个“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红色政党，却把“自由”二字涂上了黑色。
毛泽东上世纪30、40年代反对自由主义，其后80、90年代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当下“五个决不”的政治宣言，那倒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逻辑。革命时期反对自由主义当然是为了对敌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邓小平反对自由化则是为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不被撼动；而当下宣示“决不”就是为了抵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制的思想，只是到了此刻，共产党才算真正瞄准了liberalism这个靶子。因为自由主义（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下同。）思想在中国几成泛滥之势，或许可以说有了一定的市场，如果重提反对自由主义或反对自由化又和执政党制定的成文宪法多有抵触，比如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关于依法治国的条款，故只得用“决不”宣示比较策略，既不违反宪法，又可以避免学理上的争论。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胡适有一句格言：“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以此为例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自由只是一种个人的感觉呢？在汉语的语境下的确如此。而自由主义则不同，它意指一种政治哲学。该哲学认为：“政治问题在最终的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应当用彼此承认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人际关系问题”。它属于欧洲（主要是英国）社会的一种政治传统，它的发展演变在欧洲的历时上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自由主义又被划分为古典的和现代的，而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政制支撑起了今天西方社会政治文明的大厦。这些理想便是：“公民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财产安全以及由明达的舆论控制政府”。而且，这种政治理想已经转化成一种宪政的制度予以体现，即，“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政治权威的核心应当归于代议制立法机构，政府各部门应该对投票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边沁，而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密尔，他们都是英国人。
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里，欧洲的政治逐渐从开明专制转向自由主义，其后200年政治思想的主流一直是个人主义的，即人们将自然（或天赋）权利当作政治信条。在执着此政治信条人们中，遂生出了一种哲学激进主义，“在某项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不允许任何妥协”。18世纪接近尾声的两场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正是被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所孕育，而被哲学激进主义所催生。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过火行为，实际上又培养出了对革命的反动。而古典自由主义恰恰是继承了革命时代的哲学个人主义，但同时又对社会和公共利益的现实和价值给予重视。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者既肯定其政治成就同时又希望抹去“革命”。自由主义者自觉肩负了这样一个使命，即：让政治自由为更多的人所享有，这样的自觉其来有自。在英国，早期自由主义的支柱是那些不信奉国教的宗教派别。起初，他们只是争取捍卫他们的宗教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又由于英国在整个19世纪都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大量的工商中产者出现并成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因而自由主义才“取得了国家哲学和国家政策的地位”。“给中产阶级政治权利，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并保护他们，英国的自由主义至少从意图上是代表了民族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利益”。
构成自由主思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古典经济学或自由放任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和政府是彼此独立的或者只是通过个人心理而间接相关。古典经济学一方面认为，自然秩序从内在上讲乃是简单的，和谐的和有益的，另一方面又觉得自然秩序缺乏道德性，而且它的法则与正义、理性和人类福利无关。
1841年，英国的煤矿被揭露出种种残酷野蛮的景象，产业工人的非人待遇与给予自由主义者强大动力的人道主义严重冲突，遂使人们对契约自由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就是主张政府应当作出适当的干预。与此同时，议会制定的那些合乎最大幸福（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立法又和思想自由相悖，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给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了威胁。古典自由主义此时处于守势。
转接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桥梁就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又译为穆勒），他通过思考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修正了那种培育他长大的英国经验论。在古典自由主义者边沁那里，他是将（每个人）最大幸福原则作为其立法判准，而忽视了个人遵循的是何种道德标准。边沁有一句名言：“如果儿戏能给人们同样的快乐，那么，儿戏就同诗歌一样好。”而密尔则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粗鄙的胡说，而他自己则如是说：“宁做失意的苏格拉底也不当如意的傻瓜”。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享乐主义的，而后者却表达了一种正常的道德反应。密尔认为，自由、正直、自尊和人格特性除了对幸福有贡献以外，还是幸福的固有属性。他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礼物当然是他在1895年发表的《论自由》。他批评此前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追求自由政制，并不是为了自由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政府。而他则认为，思想研究的自由、讨论的自由以及自我控制道德判断和行动的自由，其本身就是善。并主张，自由社会乃是一种既承认这种权利又以实现这种权利之方式型构其各项制度的社会。同时，密尔还担忧对自由的威胁并不是政府，而是那种对异见不予宽容的多数人，他们对持异见的少数人持怀疑态度并且愿意用人数上的力量压制和管制他们。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的问题只是从那些地位牢固的少数人中夺取统治权的问题。到1859年的英国，在实施了一系列政制改革以后，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出现，看起来自由的获得远不是政制组织机制中的一个问题，密尔意识到，自由政制肯定是以自由社会为支撑的，自由不仅是一种个人善，而且是一种社会善。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自由主义更偏向于保守主义，甚至有点消极，但它比古典自由主义更少幻想因而更具妥协性。现代自由主义肯定了自由的伦理价值，而这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所缺失的部分（古典自由主义依凭的是功利主义）。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它们从来都不认为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会有任何重要的自由。个人自由对社会的和法律的权利与义务的依附关系也是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探究的方向。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出行动纲领（它不像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非强力的，因为自由主义认为：“用强力的方法不让人们发表意见，既是对持这种意见的人使用了暴力，又剥夺了社会从该种观点的自由探究和批评中所可能获得的益处”。
自由主义是一种赞成改革但反对激进主义的政治立场。那种比较狭窄意义的自由主义，它所意指的乃是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居间性政制立场，它的政策主张既不像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既得利益集团死守利益格局不变，也不赞成用激进放的方法改变利益格局。而较宽泛的自由主义则被用来当作民主的同义词，但又不同于任何社会阶级（比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某一特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但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把它描述成一种旨在推行经济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政治理论，而自由主义者又有理由怀疑，一种全面的计划经济是否能够安排得同政治自由相适应。自由主义从不讳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它的敌人，因为它们二者都践踏了民主宪政。在自由主义看来，民主宪政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政制，如果这一政制遭到破坏，自由主义赖以立足的个人主义将会落空。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相互关系归根结底是道德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自由主义的道德标准将人作为目的，而共产主义将人视为集体的工具或手段，虽然二者都声称为人民争取自由，但一个将自由放在此时此刻，而一个则将其推延到无限的未来。自由主义也认为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之间难免冲突，但解决的办法是协商讨论达成共识，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应该用斗争的方式。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点滴改良，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以上所述就是自由主义的大致情况。
就对“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坚信不疑来看，毛泽东的确像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他用这一信条对中国进行社会改革的效果来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并不怎么成功。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救中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和牺牲，他当然要视自由主义为敌人了。可他所公开反对的自由主义却不是这个词所实指的那个东西。《反对自由主义》所列出的11种“自由主义”的表现，那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根本就没有丝毫关系。虽然他的那篇写作很难算得上真正的理论或哲学写作，但其意图却是明确的，旨在控制每个人的思想或行动，为领袖的意志立法，整肃党的组织，《反对自由主义》差不多成为一篇极权主义的宣言。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被误解，《反对自由主义》为始作俑者，特别是经过文革的“读经”运动，“自由主义”在中国成了过街老鼠。
论资格，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要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更老。当马克思主义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冷酷和血腥的时候，这一点它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自由主义认为，协调彼此对抗的利益是可以靠政治艺术、而不必使用强制就可达致，并且民主程序正是这种协调一致的有效方法。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劳资双方的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不可避免性”决定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以后，才能废除剥削制度、消灭阶级，达致永久的平等。
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便没有在西欧普遍出现，除了法国有过短暂的一现以外。这至少说明，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便没有战胜自由主义。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东欧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易帜也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地区的主流地位业已被自由主义所取代。当然，有些人认为东欧巨变正是自由主义思想渗透、甚至是西方的阴谋导致的结果，是真理还是妄说，还得假以时日方可明白。或者说，这些变化是否可以证实自由主义就是人类政治哲学发展的顶峰，依然为时过早。纵观当今小小寰球，拯救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使命就落在了我们的执政党肩上。如果历史的演进真的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共产党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反对自由主义。问题在于，自由主义的诱人之处在于当下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将至善（人类充分实现自我、没有统治和剥削）放在未来，而忽视当下，比如要人为了理想事业而献身（黑格尔直言不讳地主张：“人可以因其民族的利益而被牺牲掉”。）。也许在遥远的将来，可以达致这种至善，但自由主义也未必不能达致同样的目的，至少按自由主义的主张就不可能出现“想象的自由和现实的奴役”这种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局面。汉特－阿伦特在批评极权主义时讥诮地指出：“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的，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共产主义这经常宣称他们发现并掌握了更高类型的科学，而这种科学只有一些经由训练而认识到历史进步必须遵循的必然进程的的特殊专家才可以掌握，这种辩护还是完全避开了当下的自由怎么办。
当今世界的问题是什么？维护和平显然是第一位的，其中反恐怖主义和反霸权主义都是为了国际大家庭的和平，就这个目的来说，是那种为了理想和对兄弟的忠诚可以不惜生命、坚定且无情的行动的激进主义可取呢，还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可取？就中华民族而言，国家的和平崛起也好，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好，必需依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故维持稳定遂成为国内政治的首要任务。执政党一再提醒人民，没有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一切都将得而复失，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不稳定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如果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那我们或许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再来一次运动（抛开法律的行政）消灭这些敌人，比如重庆的试验；如果是人民的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权力的腐败引致了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公，那就要用宪政民主的程序加以克服或矫正。而执政党的逻辑是：维护稳定和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一回事，任何挑战和动摇执政党地位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稳定的因素。这样说来，自由主义好像就必须列入反对之列，因为它主张的民主宪政极易使得人们想到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代议政制。殊不知，这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自由主义从不作出具体的政策主张，那只是在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英国社会形成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政治文明，它实际上还要先于自由主义而出现，自由主义的哲学或许使它更完善更自信。担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受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他有意无意间将自由主义的标签贴错了地方导致。就像我们100年前国人争论是君主立宪好还是共和好一样，现在看来，那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挑起这场争论的实际上都是那些满脑子专制思想的人在私底下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幸亏中华民族有一个台湾样板，国民党蒋介石在台湾独裁专制38年后，开放政权，可并没有失去政权，虽有后来的民进党执政8年，可国民党作为台湾第一政党的地位是历史给予他的，而且由一个专制的政党蜕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党的过程中，既有人民的理性抗争，也有权力的妥协，这正是自由主义哲学对人们的涵养所致。
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已进入所谓的深水区，有人非常担忧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怎么解读？我以为还是被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给害的，因为我们只进行了经济上的所谓改革，而将政治改革一再延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伦理学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乃是经济的，相形之下，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肤浅的，因为它并没有触及不平等的根源。”而自由主义的观点则刚好相反，这一点，包括党内一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让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也许不是一件坏事。（本文除注明出处的引文外，其余引文均来自邓正来译、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的《政治学说史》，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