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作为一个强者和中心出现在“世界”格局中的时候，作为边缘和弱者的反应会是怎样?我想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了一半重要内涵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分析常常处在这样一个格局里，就是对强者和弱者关系的道德化反应。这方面的分析非常多，强者不能欺凌弱者，如果欺凌了弱者，我们就有在道德上谴责以及反抗的理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弱者面对强者时的政治反应会是如何?弱者面对强者的政治取向会是怎样?我们面对西方时，不仅是西方人在建构一个西方，比如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所建构的西方，它是强者的西方，是中心的西方，是艾森斯塔德和詹明信所说的“单一现代性”的西方。这个西方大概是我们近二百年来一直习于理解的西方。但是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广泛的殖民体系建立起来以后，非西方对西方的反应，我认为是更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决定在西方之外，我们怎么看西方的问题。我想从中国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萨伊德的东方学是一个需要矫正的视野，因为他站在弱者的道德反抗立场来谈论1500年来的世界政治格局。我认为这个反应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检验的。萨伊德本人到了后来也显得非常反讽，他没有办法通过东方学的学术清理，去让西方人来尊重东方，而只好回到巴勒斯坦扔石头。到最后，行动胜过了理论。但行动能不能成为典范?这是我们的一个困惑。
我今天要对中国建构的“西方”进行分析，我分析的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所主动建构的“西方”。
西方对我们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在我们的道德反抗话语里，我们今天还没有清理清楚，我们始终乐意从发生学的角度谈论问题。我认为发生学在某种程度上远远不如类型学的分析重要。前者往往使我们陷入分析的尴尬。比如原来像詹明信这种左派人物，我们中国人是很有好感的，因为他承认现代性的多元发生。结果他到中国来演讲的时候，强调的还是西方的单一现代性，这让我们国内的左派非常失望，大大地批判他还是个欧洲中心论者。像艾森斯塔德本来是专门研究现代化及其反抗的，到最后也是讲西方的单一现代性。
就单一现代性的结构指向和多元现代性的功能指向而言，我相信这两者差距非常大。而这一差异正是类型学切入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是，西方是陌生者。人类学非常重视陌生者这个概念，陌生者来了我们怎么反应、怎么定位?从十六七世纪开始我们逐步接触西方，到17世纪我们还没有办法对西方进行定位，所以西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强势状态，到19世纪西方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对西方的定位都还没有确立。这一文化反映可以说是非常迟缓的。
直到20世纪，我们真正面对强大的西方，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建构，从帝国形态转变为民族国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方就变成对我们来说最具有政治涵义的一个对象。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我认为中国建构的西方，在内涵上必须清理清楚它有三重涵义，而不是今天人们习惯的、作为一个含混概念的西方。
第一，它有一个自然空间地理的涵义。各位看一下地理学思想史，中国古代的西方几乎只是指西域，最多指中东，借中东我们跟罗马有交流，但罗马没有成为我们一个自然地理空间的对应体。在现代历史打开以前，所谓“中西”是指中国和西域而不是中国和西方。西方这个概念原来是没有的。西方这个概念，原来指的是西方的西方，叫“泰西”。“泰西”是“极西”，“极西”在哪里?我们不清楚。还是传教士向我们献媚，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心，所以西方就变成我们的边缘。此时，我们对西方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文化根本感受不到“泰西”一来，即将给我们带来另外两重涵义的“西方”的强大压力：一重涵义是我们今天用得最广泛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这两重涵义上的“西方”，都是他者形象、外来形象，自然地理的西方离我们太远，我们不太知道;地缘政治的西方一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便发现它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挑战者，我们应付不了。
到19世纪中期，我们终于发现，中国经过艰难的政治转轨，西方获得第三重，也是最新的涵义：它不仅是一个侵略者，还是中国人找到的从帝国形态向民族国家形态转变的国家典范。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中国人找到的国家典范，绝不可能是非洲或者拉美。相反，我们总结拉美的教训倒是更多一些，国内经济学界和拉美研究界的学者都警告我们不要成为拉美第二。这时候，在中国对西方的所有解读中，基本上是把西方当作国家典范来对待。而对这个国家典范产生的心理反应，又是非常矛盾的两重建构。一重建构是我们的心理怨恨，西方这个国家典范，是打上门后我们才发现的。因此今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这种怨恨心理固化为强烈的道德感觉。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就是：虽然你强大、我弱小，但你“不应该”打我!你应该像父母教育子女一样有爱心，循循善诱“你们要向西方学习”。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踏入现代国家门槛后反政治思维的最集中表现。我们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基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实力逻辑支持的关系。到今天我们还较为单纯地以道德逻辑看待国家关系。我们固执地认为，西方不应该打我们，应该引导我们;我们认西方为老师，结果是老师打学生。这样的怨恨心态，使我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一波三折。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日本人学习西方，仅仅30年就成为世界强国。而我们中国学习西方，如果从1500年算起，有300多年了，学习西方还不像样。回顾历史，在晚明，我们基本上对西方没有做出自觉反应，因为当时我们在文化上非常自信，而西方也羡慕我们井然有序的帝制结构。到了民国时期，我们的反映态势也同样，蒋介石一方面悉心跟随西方，但另一方面拿出的治国方案是《中国之命运》，把西方骂了个狗血淋头，说要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治国，结果也是失败的。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也是一个以西方及其西方内部的反现代性结构交错作用的结果，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我们面对美国这样一个政治怨恨对象交错作用的象征性人物，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被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拉扯的矛盾性。人民共和国在“文革”及其以前的国家建构，实际上是对美苏较量的国际拉扯的反应。所谓中国单纯学苏联，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看。苏联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架构。在这种拉扯中我们如何学西方?我们必然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泥淖。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对西方还是非常怨恨，但是哪怕我们认为自己在多元现代性的格局中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现代性类型，对不起，我们的模板还是西方的现代性。这是中国现代性多么矛盾的处境。
清理这样一个三重意义的“西方”结构，是因为1840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意识形态把“西方”与中国扁平化为一个道德化建构，一个中国足以抵抗西方的道德建构。这一立论中，我们的“西方”是模糊的结构。我们就此建构的西方，导致自己对近代历史解读的两重错位。一重错位是指，“西方”一方面是指我们因应于西方学建立起东方的“西方”，另一方面是指西方人建构的西方出现在东方。这两个 “西方”在中国究竟是指什么意义上的西方?两者之间常常打架。由此第二重错位又来了，那就是我们把一个并不同质化的西方同质化了，并以这个同质化的西方作为谈论中西关系的前提。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西方?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近代以来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殖民，到后来建立起来的英国霸权、美国霸权，就具体所指的“西方”而言，都是独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处于激烈竞争的国家间关系。英国人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赶出殖民地，英国殖民体系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体系来说是一种替代关系，而不是由此建立了包容西班牙、葡萄牙利益的“西方”殖民体系。但由于它们在地理上都属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同属于侵略东方的国家，因此被笼统地作为同质的西方对待，并被东方人看作一个没有差异的、强大的西方联盟。
问题由此产生，我们中国建构的西方，是从西方各国侵略中国或东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个同质化的、共同的西方。这个同质化的西方，具有三重同质含义。第一，它的思想世界是同质的，那就是法国人表述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我们对通常所谓的英美经验主义路线与德法理性主义道路，以及它们内部之间更为复杂的区别掉以轻心。第二，在制度上西方是同质的，就是今天被称为民主制度的国家。当然这个民主制度区别非常大，英国的议会主导和美国的总统主导完全不一样。但我们对西方的复杂化制度不理解。第三，西方的日常生活模式是同质的。其实我们对西方的多元生活事实也不了解，像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大腹便便，吃麦当劳长大，一身肥肉，不深入细致考虑问题。有人形容得好：美国和欧洲的基本格局都是“前店后厂”，美国人买卖欧洲思想，欧洲人则生产思想。中国人建构的西方仅仅注意到前一部分的类同性，忘记了后一部分的差异性，结果把西方完全同质化了。即使我们在反对将西方同质化的时候，使用的仍然是同质化西方的思维，因为跳开西方、东方这类概念，我们就不会处理地理上的具体西方国家与某一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习西方，要建构民族国家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我们对离析出的西方又要进行具体国家还原。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等，是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具体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时候，我们要应对的是一个似乎“分崩离析”的西方，而不是俨然整合的西方。因此，必须学会与每一个西方国家打交道。此时，从近代以来被同质化的西方思维所困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就成为我们中国人跟发达国家争取国家利益的必须。一旦我们陷在同质化的西方思维中，就难以寻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利谈判局面，因为你不得不在全方位应付一个西方的情况下，丧失掉争取国家利益的一对一的有利谈判局势。可见，对西方是什么的两重错位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落入单一的同质化的西方建构，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准确辨认。就此而言，对于非同质化的西方的回归，具有独特的价值——萨伊德想从西方的东方学中清理那种东方学的价值，而还原作为独立国家组成的所谓西方，恰恰是与萨伊德做相反的思想运动，是一种从中国或东方人建构的同质化的西方中还原为具体化的西方国家，并从中吸取有利于中国或东方国家的具体因素的必须。
最后，中国人建构的西方，三重含义处于逐渐剥落的状态。首先，自然地域的西方率先剥落，因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同质化的西方。譬如，中国人从来不反省在自然地理意义上，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日本究竟属于什么意义的西方，为什么东方的日本成为西方七国的一员?这一重概念在我们建构的西方中已经剥落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弄清楚作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的日本，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二重就是作为我们国家典范意义上的西方的剥落，使得我们将作为国家典范的西方依附在地缘政治的西方概念上，弄不清楚地缘政治上我们与具体的西方国家或临时的西方国家间联盟的竞争，与我们必须悉心学习的西方之间具有的重大差异。前者是在敌意与利益之间合纵连横;后者是在全心模仿和超越之间提升自我。这是两个具有鲜明差异的“西方”概念。
另外，我们在边缘—中心的建构上，在强者—弱者的建构上，总是把西方摆在中心位置、强者位置。要注意，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认可的强者和中心，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对于西方中心论，一定要清楚两种关于西方成为中心的动力，一方面是西方作为中心、强者的自身动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或者“落后”国家自认的、西方的强者和中心。比如，今天最反讽的是在地缘政治上，我们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美国总统一表态，我们就笑得一张脸都挪位了。这里头就是两重动力作用的结果。既然讲台湾是中国领土，那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你美国怎么讲关我何事，我根本不理睬你。但为什么美国一表态我们就很兴奋?这里面就有我们中国人自认的西方强权，这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对强权做出的反应。我们把国家典范建构当作地缘政治的附属品，以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争端可以放置到国家典范意义上处理。这是一种严重的国家话语紊乱。而这一点我们在国家话语里从来没有得到有效清理。
因为我们误解作为强者的西方，所以我们建构的西方，在历史上经过两重过滤，就产生了把西方作为一个强者定位的文化产物：一方面，我们对西方产生的抵抗心理，导致我们对强者逻辑解释的国家审美倾向。今天盛行的多元现代性之说，就有国家审美倾向的嫌疑。这一倾向最为典型的表达就是，我们绝对不服西方的现代性就是正宗的现代性，我们硬是要创造出一种所谓“中国的”现代性。因为单一的西方现代性实在是缺乏观赏性，让这个世界显得单调乏味。多元现代性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颇可观赏。正因为这一国家建构的审美倾向，我们对西方是口服心不服。即使是像我们认定的西方“乏走狗”蒋介石，他显然也想用《中国之命运》表达的儒家治国理念来反抗西方。中国的国家领袖是很过瘾的，从晚明开始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都是这样通过反对西方来捍卫国家利益。但究竟是否反抗西方才凸显国家利益?这是我们必须追问的问题。难道日本现在没有它的国家利益?它西方化之后就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通过这一诘问，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中国通过哪两重过滤来应接西方呢?第一是通过日本，我把日本叫做“西方”的二道贩子。我们对西方的反应，大多是借助日本做出的。比如说我们在政体选择上，通过日本的“共和”翻译西方的“republic”，由此奠立我们中国人现代的政治观念，甚至是制度认知。但这造成我们的糊涂认识。我们以为现代的republic，就是我们周代的共和。这类过滤，促成我们将“state”翻译成“国家”，似乎现代国家也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形态。这可以说是日本人带给我们的西方认知障碍。我们对现代国家的反应，无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对公私分化的现代国家政治结构，都显得非常迟钝。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总是习惯于对民众耳提面命，要求人们提高私人品行与德性境界。其实，私人领域德性的国家干预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1949年前的“新生活运动”，与“文革”时代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类直接由国家权力倡导的道德运动，并没有明显提高私人德性水准。
这里面有一个悖谬态势，我们做的事别人认不认可，但我们在心理上自我安慰;另一方面因为典范在外，我们必须要将政治问题道德化。这种悖谬处境，导致我们的道德化选择和政治化选择的错位。如何面对这种错位?我们似乎有点进退失据。这就是日本这个“西方”的二道贩子带给我们的难题。冯天瑜所著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对之做了较为系统的清理——由此可见我们对西方国家典范认知的东方化动力和障碍。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对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划分不清楚，思想上或观念上泰半根源于此。国家领导人不关心国家事务，却关注私人生活事务，动辄对私人事务动之以情、施之钱帛，恰恰在这个时候显现出领导人对公职的严重失职，但我们的人民很受用这种公私不分的做派。这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国家建构还有问题。
第二重过滤是因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导致国家典范的分歧，驱使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选择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国家典范。于是，另一个西方国家典范的二道贩子——苏联，就成为我们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模仿对象。苏联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国家，但它实际上也没有跳出现代性的泥沼。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想要生存，就不能拒绝资本主义。但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将马克思的这一教诲读进去。苏联通过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模式给我们中国一个强烈的鼓舞，使我们在“可恶”的“西方”之外看到了另类现代化的希望曙光。我们把苏联拿来做现代国家的典范，但没有料到在国家结构上它也是西式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类型上并没有跳出现代国家的框架结构。而且由于苏联在国家形态上是通过政党建立的国家，这反倒使我们学不像典型的民族国家，把国家建构成了民族国家的扭曲形态——政党国家。虽然政党国家绝对是现代国家形态，但它解决国家问题的思路与民族国家大为不同。它是一条国家建构的歧出之路。从今天的视角看，中国模仿苏联的几十年几乎浪费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宝贵时间，将近30年的悉心学习，不得不让位于重新学习现代主流典范的正轨。
“西方”的两个二道贩子搞得我们百余年时间都无法持衡地立定国家典范立场，我们面对“西方”，究竟应当直接学习呢，还是应当直接超越呢?历史的选择是清楚的，但理论的清理是不力的;而且在历史反思的时候对历史的深刻反省是不到位的。一直到1978年，我们对国家进行重新建构的时候，西方才又成为我们的国家典范。这是邓小平改革呈现的中国国家建构的状态。这个我们就不必说太多了，我们都是亲历者。在这时候，作为中国建构的“西方”的同质化过程，我认为就完结了。为什么?因为通过我们对国家典范的重新确认，“西方”又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对西方进行具体国家“还原”的过程就开始了。此话怎讲?当我们国家崛起的时候，我们是同个别的、具体的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是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互动的，从来没有一个钢铁般牢不可破的、联盟的“西方”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打交道。因此，原来建构的同质化的“西方”，就此打散为地域上的、具体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结构。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体验：我们跟美国谈判好了，不等于跟日本谈判好了;跟日本谈判好了，不等于跟欧盟谈判好了;跟欧盟谈判好了，不等于跟加拿大谈判好了，我们得一个一个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才足以签订加入WTO的协定。这个时候，所谓的“西方”，或者是西方的反现代性建构起来的那个西方，就只是一个观念的虚构，它促使我们明确意识到，西方其实从来没有同质过。西方不过是根据具体国家利益组织起来的临时同盟而已，它们之间既不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永久的敌人，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对西方的各民族—国家开始有了深刻的复杂性体认。而这个国家利益的具体体认投射回来，作为我们思想文化的建构，促使我们发现，所谓英美道路和德法建构的大不一样，所谓英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张力，是我们能够成功与这些国家打交道的认知前提。这就使我们关于国家典范的思想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从90年代开始，原先作为国家典范意义的、漠视西方国家具体利益差异的同质化“西方”的离析过程，变成还原西方是具体国家之西方的异质化的过程。这似乎就是刘小枫、甘阳声称的，要读出的“另一个西方”。
什么是“另一个西方”?“西方”就是在各别的国家运行中显出现代性和复杂性的各个民族国家的西方，而不是我们将具体包含在各个西方国家运行中的相同因素离析出来的那个同质化的西方，即不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中的那个西方。要想观察到真正的西方，我们就必须将西方还原。怎么还原?依国别还原。我们要读意大利、罗马、希腊、希伯来，那是他们古典源头的复杂性，不了解这个复杂的古典源头，就不足以深刻理解现代西方那种实际上显现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的多姿多彩的多元西方。对现代西方，我们读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这样一个多元的现代西方，就此我们才能理解和掌握西方内部的张力，了解一个真实的西方，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西方。在今天西方人仍然对西方进行同质化建构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跟随在西方人的后面，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对西方进行异质化还原的现实要求。我们要从一个不确定地学习抽象的西方的30年改革的国家哲学，走向一个还原个别的西方国家，并从各个西方国家中寻找我们自己国家建构的积极因素。
直截了当地一问，今天我们的国家典范是什么?无疑，“西方”在我们眼里又陷入模糊状态。我们走过一个塑造西方的Z字型道路：西方最初是含混的，从自然地理意义上“泰西”，到地缘政治的侵略者，再到作为我们国家建构典范。其中我们通过二道贩子学习了西化的和反西化的西方。这段历史还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清理，以便回应萨伊德清理西方的东方学建构的那个“东方”相对应的、有东方人自己建构起来的东方的“西方”。可是，当我们再走回头试图发现这个西方又是个啥西方，答案仍然是不清楚的。这一回答可能呈现为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刘小枫、甘阳他们试图读出的“另一个西方”，实际上依然不是西方人的“西方”，而仍然是中国人自己的“西方”。
我的结论是：中国人建构的“西方”，始终是我们自己的“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