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进入第二个十年。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成功宣誓和推广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概念，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有显著进步。第二个十年，如何延续和夯实以往的势头，化解或控制不断累积的矛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崛起，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战略任务。
一、中美在亚太博弈的近期态势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崛起，核心在中美，基础在亚太。因此，处理好在亚太地区同美国的关系，理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近期，在世界权势重心继续东移、中东北非乱局持续发酵、日本地震引发连锁效应等一系列背景下，中美在亚太互动的态势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美国阶段性地“回眸”中东，但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并未有实质性减少。亚太事关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誓言将战略东移进行到底。2010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布局年，而2011年则成为其亚太战略的实施年。中东北非乱局爆发之初，美忙于应对，外交精力有所牵扯，战略东移步伐似乎有所放缓。但随着中东北非乱局渐显轮廓，美在拿捏政策尺寸方面主动性上升，在“打卡”问题上退居幕后，避免过多卷入纷争，同时挖掘美作为和平时期唯一全球超级大国同时经营两个外交重心的自身能力，力争确保战略东移不受冲击。这是美国21世纪全球战略转向的大势所趋，不会轻易地因一时一事而轻易改变。奥巴马政府近期明确表示，利比亚乱局不会改变“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现实，美亚太战略不会受中东乱局影响而动摇。
从实践上看，奥巴马确实也未因当前中东北非乱局而削弱对亚太战略的继续经营。在2010年全方位推进亚太布局后，2011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经济上，美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机制化建设方面并未放松，并力争借东道主身份，加紧将亚太经合组织改造成经济与安全并重的地区首要多边论坛；政治上，继续利用各种场合宣扬中国实力上升对亚太稳定的威胁，为其亚太战略强化合法性；推动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并将其暗指中国，同时高调宣称将组建庞大规模的外交使团参加今年在新西兰举办的“南太岛国论坛”，夯实美国在亚太外围的力量布局；安全上，则继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深化同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及东盟的军事合作。
（二）中美正面较量有所降温，但二者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风险仍未降低。当前的中美关系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这是因为：一方面，年初的“胡奥会”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两国关系短期内改变了原来针锋相对、转圜困难的状况，双方各自调整政策口径，两国关系舆论氛围有所好转，实现阶段性“止跌回升”；另一方面，中东乱局也迫使美方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的正面刺激，以确保中国在联合国等重大多边场合与美配合。而且，由于自“胡奥会”以来国际上大事不断，国际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也是让大家感觉中美关系近来似乎相安无事的原因之一。
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在亚太的大幅拓展以及美国对亚太的全面“重返”，两者均具有历史必然性，引发两强相争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失控的冲突性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强化。老问题依然存在：2010年引发中美激烈博弈的“三海危机”（黄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且随时可能再度扰乱中美关系和亚太局势。新问题继续产生：由于中国军力提升与活动范围扩大、中国推动金砖国家“抱团”发展、以及今年中国航母试水等一系列举动对美敏感神经造成的刺激，以及美国采取相应的反制性言论与行动在中国引发的反弹，很可能再度造成中美两国在亚太的战略对峙。在新时期，两国的利益格局如何重新确认，中国的伙伴体系与美国的盟友体系如何对接，双方各自推动的地区机制如何包容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重大课题。如果处理不好，极容易形成中美在亚太的恶性竞争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对立。
（三）中、美、邻三方关系分化调整，对美相对有利的三角格局日趋强化。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加之震后的日本自顾不暇、呈现衰相，中国作为亚洲首要国家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一些国家担心美国又要因为中东事务被迫分神，“放任”中国在亚太继续做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中国心态糅杂在所难免，对中国的防范和抵制势必有所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美”、“邻”之间相互借重和“邻”、“邻”之间交错抱团的现象或将更加突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将形成一个中美关系相对紧张、中邻关系相对紧张、但美邻关系却十分热络的局面，使美国处于相对有利、而中国处境不利的地位。中国仍将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邻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会出现逆转甚至还会继续强化，但在美国利用其话语权优势不断渲染之下，邻国很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国疑惧持续加深，在安全上不断向美靠拢，甚至萌发联手对付中国的念头和势头。
二、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处境
亚太格局固有的多元性是塑造中国周边战略处境的基本因素，而亚太形势的近期发展则给中国提出了新的课题。总体而言，当前和未来，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处境非常微妙：面临的战略挑战前所未有，主动作为的空间也空前广阔。
就亚太的内在属性而言，中国在当今大国中的周边安全环境最为复杂。既有美作为全球主导国在这一地区的全面经营和暗中牵制，又有日、印、俄等地区大国分别把守东亚、南亚、中亚三方，形成潜在和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周边既是对中国国内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是恐怖极端势力滋生泛滥、各类矛盾深度纠缠的水深火热之地。新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整合与分治、繁荣与虚弱、稳定与动荡同时存在的特殊复杂局面越发突出。一方面，亚太渐成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中日韩及东盟、中俄与中亚各国等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成为推进地区稳定繁荣甚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南亚和中亚也是全球反恐、防扩的重点地区，吸引各国加紧经营、激烈博弈，尤其是美国加紧谋篇布局，深度塑造中、日、俄、印、伊朗等大国的地缘空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整合进入新阶段，美国加大战略投入，各国心态失衡加剧，各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竞争性矛盾”以及各国内部的“转型综合症”和“定位焦虑感”进一步上升，领土、领海、资源争议等“传统安全议题”及反恐、防扩、打毒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进一步激化。凡此均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严峻挑战。
不过，从整体而言，未来几年亚太地区大国力量仍将处于基本平衡的态势。在东亚，未来相当时期内，中国与美虽然矛盾突出，但中美实力构成迥异、影响却旗鼓相当的局面不会变，中国不可能将美挤出亚太，美亦无力将中国压至国境之内；东亚格局靠美军事保障力和中国经济带动力“双引擎”牵引前行的局面不会变，亚洲国家普遍经济倚中、安全靠美的两面下注型战略取向不会变。中美之间需要相互借重，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选边站”。因此，中美邻三角关系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维持“消极稳定”。在南亚，从目前态势看，美仍将在阿维持相当驻军，对巴实施拉拢与改造并举，与印合作仍有进一步升温可能，似将获得明显优势；但美在南亚也将面临北约支持减少、国内舆论压力增加等困难，以及俄罗斯与伊朗等大国及恐怖极端势力的牵制，与印在地区治理方面亦难免同床异梦。美精力仍将主要以反恐和收拾残局为主，无暇、无力将中国等地区大国作为主要战略目标。至于中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维持中俄共同主导局面，俄靠与各国传统联系继续维持全方位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联系有望深入推进，中俄关系基本维持顺畅合作。对美而言，“颜色革命”腿色后，中亚国家对美警惕性上升，美介入地区事务难度增大，美对中亚影响力短期内难获重大提升。就此而言，力量的大体平衡将确保格局的有序演进，如无特殊意外，亚太仍将维持“动而不乱”的基本稳定格局。
而且，当前各类矛盾仍基本可控，中国在某些领域还有较大的主动作为空间。过去十年，中国抓住机遇、合理运筹，在优化战略处境方面成绩突出。在大国关系方面，中俄“战略协作”全面铺开，中日“战略互惠”内涵日渐丰富，中印“战略合作”框架基本确立；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稳步拓展与周边经济联系，目前已成为周边多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亚太各国对中国已然形成了牢固的经济依赖；就地区机制而言，由于中国的积极推动，“上合组织”、“10+1”、“10+3”和“中日韩高层对话”等机制在地区整合方面成效明显。这些成果均为控制地区矛盾的升级和失控提供了有利条件。
着眼未来，对中、美和地区国家而言，虽然各方追求的核心利益彼此有竞争之处，但并非完全截然相对、不可调和；各方追求的共同利益因相互交融而继续扩大，只要处理得当，完全有可能存异求同，以同化异。而中国经过在亚太长期经营，已基本确立亚太经济引擎地位，甚至被认为是亚太“双头领导”之一。中国拉动内需、产业转型释放的巨大能量、军事能力提升对地区安全的潜在积极贡献等，都将使中国成为未来亚太变局中最有主动性和作为空间的国家。
三、中国“可持续崛起”面临的五大课题
亚太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无论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定义为“后危机时代”、“后地震时代”还是“后拉登时代”，它都将是以国际秩序深刻转型、各国力量对比生变、亚太板块激烈调整等为主调的大变动、大调整的时代。中国要延续以往的发展势头，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崛起成为“世界级强国”，不仅要承诺和确保自身崛起进程的和平与互利特征，审慎处理好同作为全球主导性大国美国的关系，更需要在这种深刻变化的环境中，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大战略思考。
（一）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中国崛起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较好地处理了崛起的时间问题，准确而巧妙地抓住了国际形势赋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加快自身发展建设，其结果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着眼未来，由于逐渐明晰的发展模式、尚待释放的巨大潜力以及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中国即便在争取发展时间方面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挑战，甚至处于风头浪尖的敏感位置，但绘制中国崛起时间坐标的主动权已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讲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中国未来需要更多考虑的其实是自身崛起的空间问题。
（二）向东和向西的关系。美国大力推动战略重心东移，使西太平洋区域的海权争夺更趋激烈。相比之下，中国的西部周边则较为平静，既未受美国因素大幅干扰，中俄也相处较为融洽。从长远而言，向东看是中国维护和充实自身海权的必经之路，有利于中国成长为一个陆海双栖的世界级强国；而向西看则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的西部周边及其延伸地带（包括中亚、外高、南亚以及大中东地区），目前仍处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发展潜力更大，并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对接空间，其丰富的能源、资源、人口和市场等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因此，着眼未来5-10年，在美国大幅推进战略东移的同时，中国是否要考虑推进自身的“战略西进”？
（三）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合作安全”，以经济合作实现我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互利共赢，并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整合。未来10年，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要矛盾逐渐从经济互利转向政治互信，逐渐由求同转向化异。美国看准这一时机，顺势加紧在亚太推进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点的“集体安全”体系，而中国在新形势下能否以及如何继续推进“合作安全”理念则倍受各界关注。中国应如何回应美及地区国家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质疑，如何以建设性姿态确立中国在亚太军事安全格局中的定位，如何以实际行动实现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包容发展”，是中国未来需要处理的重大课题。这既是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需要。中国应这方面预作思考，将工作做到前面。
（四）抓大和抓小的关系。所谓“抓大”，一方面是指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是中国周边安全中的最大外部因素，是各类难题纠缠难解的根本原因之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最需要审慎应对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是处理好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与我有“竞争性矛盾”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所谓“抓小”，是指加强同中国周边发展中小国的交往，把握时机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纽带，以小国家牵动大布局。这三个层次的关系均中国需高度重视并统筹谋划，不能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
（五）有为和有位的关系。要争取周边国家的战略信任，在亚太确立中国的形象与地位，新时期的中国应该更加积极有所作为。除继续将经济互利和包容发展落到实处之外，重点是在政治和安全层面多提供公共产品，在危机管控、机制改革、环境治理、灾难救援、发展援助等各方面提出一些被各国认可的倡议并付诸实际有效的行动，真正做到以作为求地位。这些已经在理论上探讨很多，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在操作层面尽快上手并持之以恒。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