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应立足于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内向型与外向型、“反应”与“塑造”三对关系的分析以及对21世纪国际关系五大走势的阐释，来探讨这一历史性课题。唯此才能高瞻远瞩，体现出战略性、塑造性、持久性。

关键词：国际定位;当代中国;关系;走势

在思考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时，有几个特殊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判断与选择。

一、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首先是一种生存策略，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时要懂得示弱，要学会隐藏待机，以图大业，这是其最初的涵义，也是原意。其次，韬光养晦又是一种谦卑的美德，不好张扬，懂得着力于自身德性的提高。

1989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第一层涵义的考虑，是有道理且被事实证明有效的。今天，中国的主流见解把韬光养晦解读为“不当头”，并且视为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这是有待商榷的。首先，韬光养晦的原意是生存策略，无论我们怎样包装、解释，这一点都很难改变。而用于国际关系时，这种策略的权术阴影和负面意义无法消除，因为它会导致不信任感。其次，把韬光养晦提升为“不当头”的战略缺乏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不当头”是我们从韬光养晦中推导出来的，并且以邓小平的论述为依据，并非韬光养晦的原意。把韬光养晦提升为对外关系的战略，需要进行许多解释，去排除该词中存在的权术内涵。与其下这么大功夫赋予韬光养晦新的涵义，不如弃而不用，以更简洁、更明确、更容易让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表达我们的观点。再次，要防止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要尽量避免国际社会的误解，这样才能更有效。韬光养晦既然容易让人感到隐晦，无从把握，就应该从实际出发作出修正与调整，绝不要因为是邓小平说的就不能变，不敢变。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一切要以条件、时间为转移，不能僵化。鉴于上述理由，建议在我国对外战略中逐渐淡化并最终放弃这一提法。

当然，在没有提出替代性的词汇和理论表述之前，我们应权且使用韬光养晦的概念，因为它已深刻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定位。在现阶段，韬光养晦作为一种“不当头”的战略，往往与不作为、少作为、夹着尾巴做人相联系，这样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的定位就是少出头、少表态、少得罪人，只有在涉及我国主权和极为关切的安全利益时才作出鲜明的反应，一般情况下只是原则性的回应，回避实质性的抉择。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甚至到中共十六大召开前，韬光养晦的理念的确主导了我国的对外战略。十六大以后，伴随着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对韬光养晦作为一种战略的质疑与探讨开始增多。而质疑与探讨的焦点就是：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到底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是依旧被动地、谨慎有余地应对国际事务，尽量避免直接表态和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还是同正在崛起的身份相适应，更主动、更积极地去作为，包括发表意见、提出议案、创建机制、承担责任等。显然，在国际定位中，中国要有更大作为，这是反思韬光养晦，也是区别韬光养晦的最鲜明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把韬光养晦解释为不作为，从而与有所作为的定位相区别，这种通常的观点是不准确、不妥当的。韬光养晦也要作为，事实上也在作为。但是它的确过多地考虑了作为的范围、限度，尤其是反复权衡作为的后果与影响，从而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情势发生了变化，当国际社会大都认同中国的崛起，并抱有或多或少的期待时，这种韬光养晦式的作为就显得不够合拍了。所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为的确应成为思考中国国际定位的一个重要指向。中国外交的实践已反映了这种指向，博鳌亚洲论坛的创建、上海合作组织的强化、朝核危机的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正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国际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偏颇有时甚至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也在大讲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批判韬光养晦。但他们所理解和主张的作为，是依据权力政治原则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着干，用强硬的态度、手段捍卫国家利益，甚至直言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种作为有悖于历史潮流，而且会误导国人，并导致国际社会的对抗性反应，从而损害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

二、内向型与外向型

当代中国的大战略，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对外战略都具有内向的、内敛的特点，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定位。内向型的大战略或国际定位，其立足点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想过多地卷入国际社会的是是非非;其主导原则是尽量保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自身的崛起赢得时间。内向型的思维、偏好与取向是中国的传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开始受到冲击与反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参与全球化力度的加大，简单、片面的理解并固守这一传统已不合时宜。所以，东亚金融危机后，强调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强调负责任大国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强调对外开放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都表明中国的对外战略正在发生着适度的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那么，在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内向型与外向型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内向型着眼于自身的问题、自身的事情、自身的实力、自身的发展，这无疑是必要而合理的。不把自身的问题解决好，不把自身的事情做好，不把自身的实力提高，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不断完善且可持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大的作为。以中国的现实而言，的确面临着很多严峻的内部问题，比如经济层面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工资偏低与消费不足，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市场经济规范化、法制化不足等;政治层面的官员腐败，政治透明度的欠缺，权力运行机制的不规范，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较低水平，官本位的盛行，公众治理与监督的薄弱等;社会层面的道德的整体失序与下滑，公共精神的欠缺，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泛滥，群体事件的增多，刑事犯罪与暴力倾向强化，社会凝聚力、公信力的下降等;环境层面的污染加剧，二氧化碳排放量走高，整体环境赤字加大，资源耗损严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日益突出等。只有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才能真正牢固，社会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充分体现，也才有精力、有资格、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正是至今为止，中国一再强调着重自身、修炼自身、提高自身的缘由，这一点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也得到反映。美国专栏作家布雷默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拥护现状的大国，美国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国际实力。”①还有人指出：“今后20年，中国的首要任务仍将是内部问题，要集中解决大量国内问题。毕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继续进行经济和政治现代化，并非小任务。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相信，今后20年是他们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②

外向型着眼于外部世界，更多关注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各个层次的互动与依存中，如何合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并不断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与福祉。相比内向型而言，外向型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积极姿态，其国际定位渗透了责任、自信和大国意识。外向型与内向型不是零和博弈、相互替代的关系，尽管双方有着各自明确的特点与取向，但毋宁说它们是一国对外战略、国际定位的两个侧面。对当代中国而言，内向型的思考与定位，有助于我们冷静地审视自身，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外向型的思考与定位，则有助于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与回应对外关系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塑造大国意识与风范，担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好。虽然两者均不可偏废，但相对而言，从我们更熟悉、更认同的内向型定位向尚不熟悉甚至还有所争议的外向型定位的适度转型是必要而迫切的。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而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回应国际社会的期望与质疑，还是提升自身的实力与素质，都要求反思和超越内向型的国际定位，以更宏观的视野、更成熟的大国意识与心态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其次是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已导致国内与国际事务的界限被打破。许多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国内的问题，但真正解决起来仅靠协调内部因素、处理内部关系却难有进展。这表明，局限于国内视角去解决国内问题已行不通，像前文提到的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走出去”战略、防止环境污染、改变消费模式等，都关涉他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通盘考虑，协调各种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解决。

总之，今天的中国在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上都无法切断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无法回避与国际社会的对话，无法漠视来自国际社会的种种反应，必须勇于面对。这就要求在对外战略和国际定位中，加大外向型力度。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维护我国利益，包括日益增多的海外利益;才能实现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走向共同繁荣，构建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

三、“反应”与“塑造”

对外战略中是被动地回应还是主动地塑造，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定位选择。反应性的战略与定位，具有被动性、对策性。一般而言，该战略的特点是针对某种国际形势、事件、问题作出相应的判断，提出相应的对策。国际环境变化了，对策也随之变化。显然，任何一国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都少不了这种必然也是必要的反应，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更是如此。但是国家对外战略中包含着必要的反应，与国家对外战略定位于反应型战略完全是两回事。定位于反应型战略就意味着不主动去改变现有的国际环境，只是消极被动地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国际事务中往往表现为搭便车、少作为、不表态(或少表态)。与韬光养晦和内向型偏好相呼应，中国对外战略具有反应型特征，这同样源于我们的传统，受制于我们的实力。因实力所限，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不能在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国际机制的创建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句话，在国际关系中不能有更大作为，这无可指责。但束缚于不作为的传统，没有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意愿，则需要反思与修正。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遵循反应型对外战略，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个阶段，实力因素与不作为的传统、意愿恰好吻合，从而遮掩了这一传统、意愿的缺欠。当实力大幅度提升，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的条件后，反思和超越不作为的传统与意愿，就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它对我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定位转型有重要意义。

反应型的战略与定位转向何处，显然应转向塑造型战略与定位。塑造即“主动引导、推动国际环境向我需要的、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变化”③。那么，什么是中国需要的国际环境呢，就是世界的稳定、和平、发展与和谐。一个和谐的世界不仅为中国所需要，符合中国之利益，实际上也为世界所需要，符合人类的共同意愿与利益。正是这一点，使中国的塑造型战略与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或雄心勃勃试图称霸的大国的塑造型战略区别开来。前者要构建和谐世界，后者则要称霸世界。塑造型战略体现了更多的自信、责任与建设性介入。自信是对自身的实力、理念、定位的自信，相信不断增长的实力会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相信和平、和谐等造福于人类的主张、价值会赢得世人的尊重，产生日益增强的吸引力;相信大国的意识与定位既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负责要求对世界尽更多的义务，维护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维护国际法的权威，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权，在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创建国际机制方面有更大贡献。建设性介入强调用好的理念、价值去渐进有序地改造现行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使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总之，塑造体现了积极性、主动性。而塑造型战略与定位就是用一种更宏大的视野、更坚定的信念、更明确的主张去引领世界。当代中国已在塑造、引领世界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和谐世界的提出就是最突出的标志。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在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战略性决断，并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创造性方案，如联合国改革、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都是亟待塑造的议题。中国能否在这些议题的解决上有更大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塑造型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四、对21世纪国际关系基本走势的评判与认识

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应该认清大势，顺应大势，唯此才能高瞻远瞩，体现出战略性、塑造性、持久性。

纵观当代国际社会，21世纪的国际关系有五大走势值得关注。

其一，从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

国际政治的原义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伴生物，更确切些说，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从此后，就有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在该体系框架内运作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体系确立的最基本的原则是领土国家、主权国家以及国家平等的原则，在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这些原则不断被强化，最终形成了支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即政治领土化、主权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狭义的国际政治不仅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也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以及国际关系的内容和议题的日益丰富与多样，狭义的国际政治开始受到反思与质疑，于是出现了反映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打破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唯一性，关注跨国家、跨领土、跨领域的政治行为与现象，相对强调世界共同体层面而非国家层面。显然，这种世界政治已不同于狭义的国际政治，冲击着传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拓展了国际政治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世界的相互依存更为全面与深刻，全球性问题方兴未艾，全球共同体的意义更为突出，所以，在世界政治的大拼盘中，正在开始生成一种全球政治。这种全球政治是指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显而易见，全球政治所凸显的就是政治的全球性，涉及政治的主体、规模、规则、机制、利益和价值导向等方面，而其精髓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全球政治反映着政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政治的整体性表现为政治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个零散的国家，而是人类这一整体，从而超越了传统政治的分割性。比如，当代人类有着现实而急迫的共同利益，而且面临着威胁生存的共同问题，这只有立足人类这个主体才能理解。政治的共同性表现为存在于世界政治万花筒中的共同价值与趋向。比如，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转型，政治的民主化、多元化、网络化，尊重人权、国际规则以及认同共赢、责任、合作等新政治理念等。虽然这些共同趋向还远未成为主流，但它们却体现着全球政治的新质。

其次，全球政治的利益与价值导向是人类中心。利益是政治的内在驱动力，而价值则是政治的目标。传统的政治是国家中心的政治，国家主义深嵌于全部的政治行为与规范中。全球政治则倡导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比如，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就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就应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追求目标。

不言而喻，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进一步凸显着全球政治，无论人们自觉与否，接受与否，人类这个新主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价值都日益尖锐、突出，逐渐走进国际关系的中心议程。理性地审视这一进程与趋势，积极协调全球政治、世界政治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其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

权力政治是传统国际政治的本质，也是现实主义所推崇的经典政治。权力政治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权力本位、权力至上。追求权力是政治的本质，争夺权力是政治的必然，权力决定利益，决定一切，在国际政治中，归根结底是权力说了算。二是有藐视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天然倾向，容易导致强权政治。权力政治信奉的是强权、暴力，国际法与国际机制往往成为一块遮羞布，有时甚至连这块遮羞布也被丢弃。三是权力政治的主体是国家，讲的是国家权力，重视的是国家权力的争夺与更替。“权力更替论”、“霸权稳定论”、“道德无用论”等均是权力政治的体现。

权利政治是在对权力政治的反思中被挖掘、被关注、被张扬的。权力政治所造成的对抗与斗争，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威胁到人的权利。在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时代，这种政治已愈来愈失去生命力、合理性。权利政治则突出了以人为本，以法律为保障的权利追求。与权力政治的三个特征相对应，权利政治的特征是：首先，权利政治体现了权利本位，讲求权利维护与追求。权利政治进入国际关系的视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界标。二战中的血腥屠杀，唤醒了人类的权利意识。《联合国宪章》表达了这一觉醒与关切，从此，权利的尺度越来越重要，追求与维护权利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之一。其次，权利政治倡导法治，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强调国际法、国际机制对国际行为的规范作用，从而重视国际法、国际机制的建设。再次，权利政治相对而言更偏重个人主体，从而与立足国家主体的权力政治区别开来。在权利政治看来，个人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细胞，既是构成各种共同体的基础，又是各种共同体所要呵护的对象。换言之，无论是国家共同体还是超国家共同体，都必须把维护人的诸多权利作为其存在、行动的宗旨。权利政治并不否认国家应有的权力或权利，但认为国家权力或权利的核心恰恰是把维护人权视为自己的责任。

显而易见，权利政治代表了21世纪国际关系演进的方向。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走向已非常明显，从人道主义干预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从国际禁雷协议到联合国的发展报告和安全理念中人的因素的提升，都反映了这一指向。进入21世纪后，围绕保护的责任，国际社会已推出或通过了数个报告、决议，其指向都是切实维护人的权利，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这充分表明权利政治已获得了历史的合理性。中国在倡导和推进权利政治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理应有更大的作为。

其三，合作政治与国际机制的凸显。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冲突、对抗长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于是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也被称为战争史、冲突史、对抗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一主题推向极致，造成了空前的人间悲剧。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战争与革命的主题最终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对抗的基础、对抗的环境、对抗的思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合作第一次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倾向。于是，合作政治走上了历史舞台。21世纪以来，从反对恐怖主义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现实的需要使国际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更加懂得，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进步。没有合作，就没有世界的和谐与发展，甚至也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当然，国际合作并不意味着矛盾、冲突的消失。国际合作的基点是寻求共同利益，采用对话、协调的手段，实现双赢、多赢。这一点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合作的意识固然重要，但要实现合作、协调就必须有制度性安排与建设，这就把国际机制凸显出来了。国际机制涉及规范与组织两个层面。规范表现为国际法、国际协议、国际条约以及国际会议中被大多数国际关系行为体认可的有约束性的条款与原则，用于指导国际行为;组织则包括众多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担负实施规范的职能。当代国际机制的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国际机制涉及领域扩大，数量增多。可以说，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几乎都建立了相应的国际机制。其次，国际机制规范、整合国际事务的力度加大，强制性提高。再次，各国对国际机制的认同度提高。尽管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颇有差异，因而从国际机制中受益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讲，各国都日益认识到国际机制的规范、整合作用乃历史大趋势。最后，国际机制正在被渗入诸多非国家因素，走向全球机制。国际机制原本是国家间协调建立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制度性安排，但随着超领土超国家政治现象的增多、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以及相应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国际机制自身正发生着变化，更多地包容非国家行为体，从而把国家间的国际机制转变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和决策国际事务的全球机制。

从趋势上讲，国际机制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所以，当代人类应以更开放、更宏观的视野审视这一趋势。但是，国际机制在实践中所暴露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并且令人忧虑。西方大国主导国际机制，安排并实施规则，更多体现和维护大国利益，这种不公正严重制约着国际机制的正面效应。所以，在认同国际机制的历史合理性、大力推进国际机制发展的同时，必须强化国际道德对国际机制的约束作用，使其朝着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完善。

其四，议题政治与全球治理的凸显。

传统的国际政治是围绕国家权力、利益、安全开展的政治，所以必然是国家政治、权力政治、高级政治。而当今国际关系则开始出现一种新型政治，即议题政治。议题政治是一种突破国家主体，淡化领土界限，关涉领域广泛，以议题(问题)为对象而进行的政治。如生态、毒品、国际恐怖主义、难民、人权，甚至像气候变化、禁毒、国际金融危机等更特殊的议题都成为政治关注和实践的领域，并由此形成了生态政治、毒品政治、气候变化政治、人道主义政治等。议题政治是伴随全球性问题的兴起而兴起的，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传统的国际政治的理念、方法已难有作为，这种现实需要为议题政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议题政治的明显特点：一是全球视野，要求超越国家、领土的界限，从超国家甚至全人类的角度审视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二是行为体的多元化，尤其是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因为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非国家行为体;三是低级政治、非传统安全受到重视，从而弥补了传统国际政治在该领域的缺失和不足。总之，议题政治一方面修正、限制着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力政治，另一方面开拓和建设着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兴政治。当我们审视21世纪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国际金融问题，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时，对议题政治的重要性和进一步发展，自然会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议题政治要求全球治理。当政治超越国家、超越领土时，传统的等级式的管理模式就会失灵。于是，非等级的、超越国界的、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对话的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既是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机制，又是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作为机制的全球治理要求有起码的共识与规范，以协调各种关系;作为过程的全球治理则注重处理具体事务的议题、程序的安排和行动方案的选择，要保持灵活性与张力。全球治理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课题，在全球化编织了全球网络，全球性问题链接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后，不要说国内政治的那套统治模式不适用，就是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间的治理(即国际治理)模式也有了很大局限性。因为单凭国家的力量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事务和交错重叠的诸多关系，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转向，从政府转向非政府，从国家转向社会，从领土政治转向非领土政治，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转向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化管理。而这正是全球治理的要义。这种转向呼唤一个成熟的全球公民社会，所以在全球治理受到关注的同时，全球公民社会也在生成、发育、壮大。当然，这一切还只是一种体现国际关系新质的趋向，所以不宜夸大其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

其五，环境政治的凸显。

环境政治(或生态政治)是基于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政治。这里的环境是指广义的生态环境，涉及到气候、资源、环境污染等多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政治也应属于上述的议题政治，但由于环境政治的特殊性，它正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领域。

环境政治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的，这同我们所熟悉的产生于社会的政治问题显然不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凸显的问题，到90年代后更为突出，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主题之一。这种关注首先是一种价值的关注、理念的关注、人文的关注，随之引发了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呼唤，并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模式与战略。这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综合性很强、覆盖面很广的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政治领域，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导致了环境政治、生态政治的产生。因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社会行为与社会实践，此时，政治的考量，利益的权衡，诸多矛盾、关系的协调就提上了日程。

环境政治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政治的全球性。环境政治所涉及的生态、资源、环境等要素都是超国界、关涉人类整体的，所以它天然地要求全球视野、全球理念、全球战略、全球价值、全球合作，从而也构成了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基本区别。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棘手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离开环境政治所倡导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规则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

21世纪将是环境政治的世纪，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提升到人与人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所以，以生态环境为切入点审视和处理相关政治问题的环境政治必将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总之，21世纪国际关系的五大走势展现了人们尚不太熟悉，也未必认同，甚至拒斥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理念。这些走势远未成为主流，它们所包含的新质也远未成熟。但是，这五大走势所指示的方向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极富时代意义。因此，我们应当认真思索，认真对待。在思考当代中国国际定位时，自觉地审视、探究、理解这一宏大背景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转引自王帆《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

② 转引自刘贞晔《“中国世纪论”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③ 郭震远《中国对外新方略：和谐、塑造、协调、共赢》，载于《中国评论》200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