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华：您从国家、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四个维度推导出公民社会，您是如何看待网络给这些领域所造成的冲击的呢?

雅诺斯基：当然，随着因特网的出现，这些领域之间发生了许多改变。例如，在网络时代，私人领域似乎越来越趋于丧失，因特网的到来一时使许多人担心不再能保持其隐私。但是，我只能说，在网络时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更加重叠在一起，大部分人仍然能够保持其私人生活的私密性。

实际上，随着因特网的到来，许多人更加重视隐私的价值，希望其家庭、婚姻、朋友、性生活等处于公众视线之外。从总体上说，如果你仅仅看因特网，你会说，“天哪，在这种时代还能保持自己的隐私吗?”但一旦你要寻找特定的个人，你会发现只能找到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在因特网时代，大部分人的私人领域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分夸大网络对私人领域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因特网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改变我有关四个领域的划分。

郭忠华：在您看来，这四个领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雅诺斯基：首先，从最底层的私人领域开始，这是一个在餐桌旁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领域，私人领域是餐桌旁的交流，它是一种家庭生活，但同时也催生出某些有关政治、权利等事物的一般性理念。在家庭等小群体中，有些人是意见领袖，群体中的其他人则在各种观念上都追随这一领袖。举一个例子来说，我的妻子是一名护士，当我们在餐桌旁谈论有关医疗方面的事情时，她就是意见领袖，我从她那里获得有关药品知识、医疗改革(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等信息。当我们谈到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话题时，我便成为意见领袖，她从我这里获得相关的信息。因此，政治观点以这种方式在餐桌旁被提了出来并得到讨论，朋友、政党等其他事物也可以从那里被提出来和得到讨论。

然后是进入第二个层次，即公共领域，它包括各种引起变化的中间性组织或者志愿团体，旨在改善政治或者社会生活。从团体范围的角度来看，涉及从政党到大学里的老师、知识分子等，同时也包括各种社会运动、工会组织、利益集团、志愿团体等。人们进入各种各样的团体从事志愿活动，在这些团体中，有些是要帮助人们解决困难，有些是要争取政治权利，有些是要向报纸等媒体表达它们所关注的事情，有些则是要进行游行、发起抗议。这一层次的活动和参与尽管没有使每一个人变得政治上非常积极，但却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技巧的志愿者后备军，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有效地投身于促进民主或者其他有益价值的活动中去。当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这一层次的积极因素，它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消极的因素。例如，存在着许多反移民运动的党派，如澳大利亚的自由党、美国的三K党等，他们也招募志愿人员，但他们所代表的却不是包容和积极价值。

最后是进入第三个层次，即规制领域(regulative sphere)，体现在各种规制制度上。具体地说，它包括由国家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当然，也包括各种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对于资源的产生方式和数量具有强大的影响，如经济增长、贸易平衡、就业等。规制领域的核心由一个国家的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文化价值、对话、讨论等组成，它们与制度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领域，事情事实上已经在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

因此，从第一个层次开始，你进入第二个领域，参与社会运动、志愿活动等，然后进入到国家领域，卷入国家或者地方政治事务，开始尝试改变既有的政治或者经济状况。通过组织政党、参与利益集团、参加选举、向媒体发布消息等方式，使你所关注的问题得到放大并影响政治领导者。因此，以私人领域作为起点，你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再卷入到国家领域。

郭忠华：你似乎没有提到市场领域，请问它与公民身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雅诺斯基：从总体来说，市场领域是一个希望赚更多钱的领域，但具体到公民身份而言，市场领域为公民身份的落实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比如工资等。但市场领域通常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领域，它不希望公民身份权利走得太远，因为这将花更多的钱。因此，我前面说过，它与公共领域可能存在冲突。在许多时候，它成为公民身份的反对者、成为社会运动的反对者。它会给国家领域施加压力。市场领域不在公共领域之内，除非它通过组织利益集团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向国家争取各种不同类型的政策支持。市场领域有时也与国家领域相重叠，它为国家提供其运转所必须的财政支持。但是，市场领域也会进入国家领域，争取各种形式的政策，从而与国家领域形成重叠。在美国，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个非常不好的决定，那就是企业组织可以给予候选人竞选所需的资金，这是两个领域重叠的又一种表现，但却使市场领域对国家领域的影响大大加强。

郭忠华：超越公民身份的领域划分，在您看来，公民行动主要可以划分为哪些类型?

雅诺斯基：各个领域内部的行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是公民纠正(civil repair)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新的法律或者行动来曝光过去存在的不公正、歧视和压迫等负面现象。在这一层次的行动中，垂直关系至关重要，因为纠正行动倘若要能产生作用，它就必须把第一层次的行动推进到第二和第三层次。水平关系在这一层次上主要是形成内部团结，并锻造出共同的群体价值。

第二种是公民退化(civil degradation)过程。如果说前一过程指的是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的话，这一过程指的则是公民社会的消极后果。公民社会可以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导致严重的社会分裂。显然，公民社会理论不能仅仅指望其良善的结果，人们有些时候也自愿加入到分裂、破坏性的行动中去，引发他们仇视性地聚集。总之，与前一过程相比，公民退化是一个相反的、创造分裂的过程，它们需要有公民纠正来加以中和。

第三种过程是公民维持(civil maintenance)过程。在公民社会领域，大部分志愿行动并不涉及重要的社会运动和公民纠正行为，通过加强现状，志愿行动和志愿者组织就可以长时期延续下去并促进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志愿者并不是直接挑战国家或者社会的其他部分，而是与国家活动形成互补，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家会愿意促进公民维持活动而更不愿促进公民纠正活动的原因。

郭忠华：您把公民身份权利划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四种。前面三种权利的划分已成为习惯性做法，但您为何把参与权利也看作是公民身份权利的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雅诺斯基：实际上，我所划分的四种权利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前两种权利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不存在直接的关联，而后两种权利则与经济领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参与经济管理和获得经济收益上。具体地说，参与权利主要指经济控制的权利，但我决定给它取一个更好的名字，因此命名为“参与权利”(participatory rights)。我想随着劳动大军中的人们越来越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会越来越希望能够了解企业或者工厂里的运转。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希望自己能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影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工作和权利。参与权利实际上是保护工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说明的是，我所说的参与权利主要指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参与权利。

郭忠华：作为访谈的结束，您能否就公民身份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作一总体描述?

雅诺斯基：在不同的政体形式下，公民身份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组合不同，由此形成的公共领域的制度形式也不相同。作为结果，有些类型的政体在公民身份权利与义务之间更加趋于平衡，有些则不那么平衡，这种差异有时甚至还相当明显。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公民身份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存在很大差别，而后者的公民身份又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差异迥然。在美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但较之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他们所享受的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却要少得多。社会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而且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但在共产主义政体之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可能要低很多，但是，他们却可能享有相对较高的社会权利。

*作者:特约记者 郭忠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