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这种以电视为中心的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

陈多友：小森阳一教授，以前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对话，话题涉及方方面面，每次都颇有建设性。你非常关注社会叙事和文化叙事，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这体现了你身为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前不久我拜读了你尚未正式出版的新著《心脑控制》（国内尚无译本，暂且这样称呼该书），其中主要探讨了后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对人的心脑进行操纵的问题，读后感触良多。所以，今天我想就此话题向你请教。

小森阳一：好的。我很乐意同具有同样关怀的中国学者探讨这个问题。

陈多友：众所周知，如今我们被紧紧幽闭在现代“脑化”的社会，从地处偏远地区的小学课堂直至知识信息高度发达的都市公共领域、从日常生活方式直至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从城市的地面直到高科技，都是“脑化”的产物。总之，谁掌握了关于“脑”的话语权，谁就能够成为支配者、统治者。因此，“脑科学”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小森阳一：是这样的。

陈多友：但是，现在“脑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被资本和体制方面给有效地利用了，知识的权力化、话语的政治化与大众媒介的产业化三位一体，达成共谋，牢牢地控制住了思想意识的传播路径与流布方式，限制、误导、扭曲、强制，大众媒介利用一整套巧妙的话语机制剥夺了民众的主体表达权利，混淆了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换言之，资本、财富和政治寡头对大众媒介的肆意恶用导致了人们的思考停止。

而且，正如你在前述著作中也已经涉及到的那样，“脑科学”被资本、财富和政治寡头利用的情形体现在大众媒介的方方面面，表现手法形形色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以电视、报纸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手段的巧妙运用。也即，现在非常有效地控制了人的心灵的主要手段就是电视和报纸等。这些媒体通过一种类似于市场营销的手法，比如说商业广告，利用颇具蛊惑性和欺骗性的广告词，把人的眼光连同心灵给遮蔽了。他们不是向人们传递信息、阐释事实，而是故意隐蔽一些东西、歪曲一些事实、捏造一些假象以此来混淆视听，达到其诓世愚民的目的，这样，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大众媒体墙”就形成了。

现在在日本也有很多学者对资本、政治与媒体之间的同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彻底的批判。身为著名理论家、批评家及社会活动家的你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下面就请你向中国读者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

小森阳一：好的。首先，我必须指出：由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手段的高度发达，致使21世纪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种心脑控制社会的现状。

我个人认为：政治家们明确地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脑科学上是在20世纪 90年代。现在的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乔治·布什曾经在1990年说过未来的十年是脑科学的十年。1991 年，在以乔治·布什为首而发起的海湾战争中，以CNN这个24 小时播报新闻的电视台为中心，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所谓的战争宣传。在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中，实际的战斗情形、前线的场面、死者和受伤者的影像根本就没有在报道的画面中出现过。但是美英空军把伊拉克的军事设施炸毁之类的场面却反复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其中，在此次海湾战争的报道中，最受全世界注目的是被从油田里流出来的油弄得满身油污的那些水鸟的影像。面对这些影像，乔治·布什把侯赛因·撒达姆说成是破坏地球环境的敌人。在此一瞬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似乎被赋予了保卫生态环境的地球防卫军的地位，而侯赛因则被刻画成了破坏地球环境的恶魔形象。

陈多友：那么，日本的媒体对此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

小森阳一：开初日本的媒体当然是跟着英美媒体人云亦云。经过两年多的追踪报道，后来才澄清，其实污染这些水鸟的油正是因为美军轰炸了油田才泄漏出来的。然而，当时世界上没有谁对这有记忆。

我在最近的5年间，曾经在我所任职的东京大学，对学生们就满身油污的水鸟这个影像作了一些调查。当时95%的学生认为污染水鸟的油是侯赛因倾倒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这种以电视为中心的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

陈多友：那么，这种“心脑控制社会”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得以实施的呢？

小森阳一：一言以蔽之，“心脑控制”最重要的手法就是设法使人形成某种快感或不快感，换言之，就是使人产生舒适和不舒适感觉的这种跟个体的生存直接相关的、通过大脑来进行判断的手法。对人而言，所谓不快的状态就是身体受到极度危机的威胁而感到的一种紧张的感觉。然后，通过缓解或解除这种紧张的过程，人从不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快感的状态中去。根据弗洛伊德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在出生后的12 个月间，人类的婴儿基本上是以快感和不快感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这个时期被称为“口唇期”。比如说，婴儿感到饥饿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身体陷入了危机之中的时候，他就哇哇大哭，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不快感告诉给身边的大人，并且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相应的关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大人的关爱的婴儿，其紧张感便得到缓解，渐渐地从不快感变成了快感，然后就香甜地睡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快感与不快感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来划分世界状况的情形，不是感知者本身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做某些事情，而是把所有救助的希望委托给他者的一种状况。通过这种快感与不快感的二元对立图式来区分世界，处于这一阶段的人，是欲望的集合体，而这种人本身对这种欲望是无法抑制的。但是，1岁以后的孩子便开始学说话。这是与人使用两足行走这种身体上的变化有关系的。然后，从2岁到5岁的期间里，大概以一个小时背一个单词的方式，根据自身遗传因子里既有的语言学习能力，来自主地学习语言。在2岁到 5岁的语言习得与学习阶段，人的大脑的皮层开始形成。刚生下来时人的大脑皮层仅有380克左右，到了 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 1，300 克。成人的大脑的重量大约是 1，400克左右。因此，如果说人在2岁到5岁期间大脑的90%就已经形成了是并不为过的。因此，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或者说其作人能力是由他自出生到5岁为止的这个阶段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所决定的。所以，可能自我们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了。在语言习得、学习阶段所形成的人的大脑皮层，可以抑制自己的欲望、能够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抑制；进而可以通过语言来推论事物发展的进程，展望未来等等。诸如此类非常能表明人的特征的活动都是由大脑的前部来承担的。换言之，人的大脑的前脑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开始扮演起重要角色，是人在长到2岁半以后进入快速发育时期的发达阶段。这个时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期”的发达心理阶段。

陈多友：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称呼人的快速发育阶段呢？好像也有人称呼它为“第一反抗期”的。

小森阳一：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期大人开始教小孩子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排泄。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开始接受排泄的教育，也就是在社会中接受自己排便、排尿训练的这个时期，是人最容易受到精神上伤害的一个时期。为什么他这样认为呢？这是因为，在学习排泄这个阶段，人类的婴儿开始蒙受到他所属的这个社会的整体语言体系的某种背叛。因为在这个时期婴儿不能够做被周围大人们所禁止的、所忌讳的事情，只能够做没有被禁忌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准做的事情、被禁止的事情自然就和不快感、紧张感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可以做的事情跟不可以做的事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学习排泄的时候，被完完全全地逆转了过来。本来被允许可以随便向尿布上排便、排尿的婴儿，突然有一天开始被禁止这样做了。对孩子来讲这只能说是一种不合理的体验。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人类的孩子，当然也包括我们，都体验了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却完全被逆转的痛苦，我们都曾被抛进了一个180度反转的世界里去。因此，对2岁半以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在这个时候时刻处在一种以前可以做的事一下子变成不可以做的这样一种紧张恐惧之中，在这种恐惧状态中一直习得、学习语言到5岁。因此，这个时期的孩子第一次使用“为什么”这一词语对一个已经被强加的结果去追问其原因，同时这也导致他/她对生存下去的根源性的求问。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自己使用语言的这个社会中，一一辨明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也就是“善”和“恶”的区别是由什么样的理由被决定的，这种因果论式的思考方式，就在这个阶段诞生了。要言之，我现在想要强调指出的就是利用所谓快感/不快感或者说非快感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把人推回到非此即彼之环境中的一种方法，也即，通过把人们思考原因和结果的能力零化掉，将人重新拖回到零岁状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种社会。

陈多友：也就是说，要想将人类束缚于所谓快感/不快感或者说非快感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上，必须采取某种语言策略。

小森阳一：的确如此。就是要剥夺人的语言能力，把他/她推回到零岁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设法利用语言具有的最基本的属性，这样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开始快速习得、学习语言的2～5岁的婴儿，睡觉之前经常会要求大人给他们讲一些故事，同样，换成现在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会要求大人给读一些连环画。那么，为什么处于特别喜欢问“为什么”的这个阶段的婴儿如此喜欢听故事呢？因为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的连锁被非常稳定地设定在故事里面。这个时期的孩子不会要求大人给他们讲新的故事。对同一个故事他们喜欢按同一种方式重复不断地听。那么，对操纵语言的人来说，又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故事呢？因为在这种被普通老百姓长时间讲说的故事中，有一种非常稳定的、被设定好的因果关系，而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世界。

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近代以前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故事里面，有人们通过语言去建构起来的因果连锁的基本形式存在于其中。通过这种让大人给讲故事的形式，孩子们也凭借故事的手法、将自己的经验用语言这种手段建构到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在某个语言体系里，每个个体的记忆方式跟该语言体系里面所形成的种种传说、神话、故事形式之间，其实有很深的关联。生活在该语言圈里的人们的记忆，是通过这种故事形式，来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的。因此，在这种所谓的“心脑控制社会”中，大众媒体主要是通过以这种故事为媒介所形成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起作用的。因此，作为心脑控制的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方法是重视把世界上所流通的神话、传说中所共有的人物形象作为原型进行分类的荣格派分析心理学。

陈多友：那么，如此说来，是不是就引发了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的出现？即正试图对民众实施心脑控制的资本和权力方，势必会将人文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在各自学问上的所有积累，都作为控制社会的方法来加以利用。

小森阳一：此言得之，比如说，我小森阳一本人在年轻时代所钻研的一些理论成果，事实上现在也全部被这些恶势力所挪用，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必须负起某种责任。

陈多友：是啊，学术如果没有向量规定，说不定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古人才会说“吾日三省吾身”呐。那么，接下来，请你谈谈，媒体是怎么样通过操纵语言把人们拖回到掌握语言以前的那种快/不快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去的，好吗？

小森阳一：那我就介绍一下实施者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其基本要点也即，在语言里除了有客观的概念之外，同时，也有种肯定的价值跟否定的价值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潜藏于其中。比如说，在日语里，对一些客观问题，例如关于气温的高低问题就有好几种表述。假如把气温高叫作“热”，把气温低叫做“凉快”的话，“热”就是不快“凉快”就是快。但是，同样是气温这种客观的东西，假如把气温高说成“温暖”，把气温低说成“冷”的时候，“温暖”就是快，“冷”就是不快。所以，在语言的表述里面，在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利用语言里面预设的肯定与否定的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把它作为心脑控制的基础。刚才我举的例子其实很简单，但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在语言所度过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很多语言内部都蕴含了某种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只是我们大家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东西不太留意罢了。所以，对于想达到心脑控制目的的资本和权力来说，在某一个语言的共同体里面，每个单词、每个短语它们是怎么被无意识化并怎么被和那些潜在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他们最关心的关键所在。所以，想要实施心脑控制的这些人所关注的是，近现代文学最强烈否定的，用法国解释学学者保尔·利柯尔所使用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死掉的语意”。

陈多友：“死掉的语意”？这似乎属于隐喻的范畴。小森阳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其隐喻意义。也就是说，在某个语言共同体中被反复使用的，大家已经不再认知它为一种比喻的那些表现，实际上它们依旧是和社会基础紧密相连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所以，要想达到控制心脑目的的人会彻底地进行一些市场调查，这种市场调查最关注的就是前述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比喻、已经死掉的语意。也就是说，只要把每一个词语中含有什么样的快和不快的集体的记忆通过调查寻找出来，并把它们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中，挪用到政治上加以发挥也就变得可以操作了。

有学者称呼这是政治修辞术，需要专门研发炮制，你怎么看待这种语言策略呢？

小森阳一：我们可以称呼它作“政治修辞术”或者别的什么名词，总而言之，它是实现心脑控制的手法。诚然，关于这种手法，有许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开发运作。例如，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叫Zaltman的研究所里，研究者们已经把这手法研究出来，把它们商品化后出售，并且已经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事实上，如今决定美国布什政权政治手法的是一个叫Frankrance 的市场调查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

陈多友：可以说得具体一些吗？

小森阳一：可以。我想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布什刚一上台，美国就退出了旨在控制二氧化碳排出量的所谓的《京都议定书》。这是因为，在布什政权诞生之前，石油能源产业是他最大的道义上的支持者和经济上的援助者。当时，为了兑现在竞选时向自己的拥趸们许下的承诺，布什政权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他首先在舆论方面制造了这么一个流行词，就是把之前人们所说的“地球温暖化”这个措辞，也即英文的“GlobalWarming”改成了大家听起来比较舒服一些的另外一个表述。使用“warming”这个词的话，就一定有了一个方向性，也就是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地球的环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很剧烈的变化，在这个措辞里面潜藏着这样一种危机意识。也就是说，Frankrance 已经留意到了一些跟不快感联系在一起的词汇。他向布什政权建议：把全球气候变暖这种说法废止，改用“气候变化”这个词语，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除以前词语里面的不快感。也就是Global Warming这个英文词语的表述说，原来用的话，有一种方向性，负的方向性，负的价值取向在里面，但是当把它改称为“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 这个词的时候，这种方向性，这种价值的判断全部都变得含糊化了，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得到了来自国民压倒性支持。

第二个例子就是布什政权所采取的以富裕层、富人为对象的减税政策。那时，也出现了重要词语的变更现象。比如说，富人去世给后人留下遗产，针对这种遗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原来是用英文“Estate tax”这样一种字眼表述的。当然，用“Es-tate”这个词的话，就会给人留下特权阶级的印象，是使人感到很“快”的一个词汇。因此，市场研究家Frankrance 就建议布什：不要使用这种听起来很舒服的“Estate Tax”这样的词语，应该把它改成一个不快感的词汇，所以他就把同一种税负改成一个叫“Death Tax”（死亡税）的称呼。因为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十分令人畏惧、有很不吉利的印象，所以，当这种税负改了名称之后，和继承遗产完全没有关系的穷人都觉得应该把这项税收去除掉，因此，遗产税也就抹掉了。

对全世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第三个例子，就是 2002 年布什在所发表的政府白皮书报告里面，提出了一个新词语“War on Terror”。按照美国法律的定义：“由国权所发动的战争，也就是说由政府发布宣战布告而进行的战争”才是“war”。如果按照这种解释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没发生过一次战争。美军所实施的军事行为只是在联合国宪章指导之下进行的作为制裁或是自卫的战争。

陈多友：前面两个例子都很好理解，但是，第三个例子好像涉及到了非常复杂的国际化知识与逻辑，若是不经过特别宣传，相信普通民众未必清楚“战争”与“制裁或是自卫”之间的差异。

小森阳一：是的。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 条，也就是“个别自卫权的使用是被容许的”这一条款，对阿富汗发动了战争。也就是说，直到前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队所实施的“伊拉克攻击战”，似乎也是在以英文“defense”这个词语的名目之下所进行的一次自卫战而已。自越南战以来（除了这次战争之外），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战争从来没有给美国人记忆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防卫名义发动的战争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2002年，美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伊拉克攻击战。这次战争也是在美英两国联军行使所谓的集团自卫权的名义下，也即在“defense”的名目之下所进行的。

但是，市场研究学家 Frankrance 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建议：不应该使用“defense”这样的字眼，应该把它改成“war”（战争）这样的词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美国范围之内，“war”这个词语，二战以后在美国的英语媒体里面，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比喻在使用的。比如说，像扑灭爱滋病的运动被称为“War on AIDS”，扑灭贫困的运动被说成“Waron Poverty”。这样，它一直是被作为一种比喻性的词语使用的。根据Frankrance的一项研究发现，日常基本上只看电视了解社会的美国普通黎民百姓，对“war”这个词语有非常好的印象，在他们看来“war”这个词语是跟拯救人、解放人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就对作为一个正面意义上的“war”这个词语的记忆而言，美国众多老百姓只记得美国参与的那场正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之后，关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如何发挥自己正义作用的，成为了历久常新的历史话题。好莱坞的战争电影在反反复复地制造着美国民众对于“war”所持有的这种正面的集团的社会的记忆。大家可能也已经留意到在“War on Ter-ror”这个反恐战争口号中有一个重要的关切点，即以“terror”这个词来做对象语是非常抽象的。依语言使用方法的确切性而言，在称谓作为对手的敌人时，一般应该使用“terrist”这个词语。但是，假如使用了“terrist”这个词语的话，那么，“war”这个字眼就不能使用了。如果要使用“terrist”这个词做目的语的话，与此相对的正确的动词应该是“arrest”逮捕这个词。也就是说，通过使用“terror”这样的抽象的词，“war”这个动词的使用就成为了可能。换言之，只要使用了“terror”这样抽象的目的语，那么，对于这种恐怖行为，按照什么样的基准把它从世界上消灭，其实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的。所以，对美国来说，既然它没有什么划一的标准，那么无限战争和长期战争也就变得可能了。

因此，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诸如美国的）心脑控制社会，资本与政治实际上就是利用某种手段把社会变成一个支持战争日常化、战争持续化的工具的。

陈多友：那么，如此情形在日本社会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

小森阳一：日本的心脑控制社会的发达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美国。和美国的布什政权一样，在日本，把布什这一套心脑控制伎俩运用到政治手腕上的是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权。

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日本的媒体把小泉的这种一句话“One phrase”表述手法戏称为“Onepolitics”，也就是一句话政治。但是各个媒体通过大量生产这种一句话政治，电视台得到了很高的收视率，报纸也得以扩大发行量。小泉的心脑控制手法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2005 年夏天他在众议院进行选举时所使用的手法。他当时启用了一个叫世耕宏成的扮演宣传者角色的心腹。世耕宏成通过使用一家叫NTT的日本最有名的传媒公司的餐券来打开大众传媒的门户。世耕宏成在选举之后还出了一本叫《专业广告战略》的书，得意洋洋的把他的全套的心脑控制策略公诸于世。

陈多友：小泉纯一郎政治是一种保守政治，其政治命意显然不同于日本此前的任何政权。这一点应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应该是：其政治战略是如何成型的？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小森阳一：首先，他的战略里最重要的手法就是制作了一句很有名的口号、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流行语，那就是“不要挡着我改革”。自民党和专业的公关公司签订了和约，本来按大家的一般性理解的话，“不要挡着我改革”这样的一个否定性的表述，它意味着某种拒绝。

虽然它是否定型的口号，但是“不要挡着我改革”这句话还是被选为竞选口号。这是因为在“改革”这个词里包含着这一时期和日本社会紧密相关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而这些记忆被自民党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刚才我也谈到心脑控制方法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呼唤、召唤一个词语里面潜藏着的本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或者是半意识化的集体记忆，并使其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成为心脑控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他们对“改革”这个词语进行了研究，研究它有着怎样的意思、这些意思在过去的日本社会是怎样被注入这个词语中的，它又如何蕴藏在民众的集体记忆里，如何使全体当事者共享了某一个故事。自民党研究了在“改革”这个词语里面如何蕴含了长期的记忆、中期的记忆、短期的记忆，他们试图利用这些记忆，对这三个记忆进行召唤并使它们发挥作用。

陈多友：具体来讲，长期的记忆、中期的记忆、短期的记忆分别作何解释呢？

小森阳一：那就先从作为长期记忆的1993年“改革”这个词语里蕴含了什么样的记忆开始吧。

1993 年是自民党第一次沦为在野政党的一年。1993年 6月以宫泽喜一为首的日本自民党政权成为最后的自民党政权，以此为契机自民党发生分裂，以党内的小泽一郎为首的一批骨干分子从自民党中分离出去。为此，继续淹留于自民党内部的细川护熙集团，在情急之下，不得不跟社会党等政党建立起联合政权。当初，该联合政权的口号就是“改革”。

当时，日本的媒体非常的轰动，因为自1955年以来所形成的所谓“保守”对“进步”的这个二元体系，也就是说稳拿超半数票的执政党自民党对无论如何也拿不了超半数票的在野党社会党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政治版图（五五年体制）被改写了。媒体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也正因为如此，细川护熙政权这个联合政权也是民众支持率最高的一个政权。当然，1993 年的集体记忆到了 2005年，在民众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被唤起这种记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此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但是，自民党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设法明晰地唤醒了大家的如此集体记忆。2005年，大选所面临的最终的问题主要是自民党党内的对立问题。确切地说，围绕着如何把日本的这个“邮政公社”改换成“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党内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对立。参议院明确地否决“邮政民营化”法案，为此，当时主张邮政民营化的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主流派，反复地对反对这项改革动议的自民党党内的反对派呼吁：假如我们在这一点上被否决，我们就会再度成为在野党，再度回到1993年，他试图唤起党内同僚对 1993 年危机所发生过的记忆。也就是说，1993 年当时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所使用的“改革”这个词语，小泉试图把它挪用过来，把它作为提高自己政治声望的一个关键词。他曾对当时负责宣传的世耕氏说，自己想使用“不要挡着我改革”这个竞选口号，想为大众制造出一个改变初衷的感觉。在此，很明显，我们看到了他想唤起中期记忆的一种策略。他的意图主要是唤起作为改革者的自民党的集体记忆。

因此，2005 年他打出的选举海报，跟整个2001年的海报内容设计完全如出一辙。刚才谈到了长期、中期记忆的形成，进而，我们可以从他要解散国会时所作的演说中看到他如何试图唤起短期记忆的运作逻辑。当时，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参议院已经被否决。为此小泉就地解散了国会，然后他就在电视里对媒体这样说：“虽然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了，但是，我想问全体国民一个问题，大家对邮政民营化究竟是YES？还是 NO？”

陈多友：“YES？还是NO？”，真是个咄咄逼人的问题啊！

小森阳一：也就是说在这一瞬间，小泉似乎给大家制造了一种幻想，一种在日本直接出现了民主主义的幻想、幻觉。在议院里议案被否决，就立刻把议院解散掉，这其实是违背议会制民主主义根本的行为。但是，小泉利用了一般民众对国会议员所抱有的一种非常羡慕、尊敬的心理，给人一种与国会议员相比他更想倾听国民大众意见的感觉，给了坐在电视机前的普通国民一种优越感。在他直接发问是YES还是 NO的瞬间，好像国民大众成了比国会议员还重要的存在。而且在邮政法案之上，在面对众议院选举这样一种叩问政治全体构想的总选举上，他也制造了YES还是 NO这种非常图式化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他把邮政法案究竟是YES还是NO的这种单纯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跟刚才涉及到的“不要挡着我改革”这样一个跟中长期记忆有关的关键词结合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一般选民的思考拖回到一个快感还是不快感的这种非常机械的二元的结构里面。小泉在解散众议院时所作的首相演讲，据电视媒体方面所作的调查，其收视率达到了24%，在历次同类演讲中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小泉的这个演说是在自己的官邸里作出的，同样，他的演说画面也被自民党宣传本部用来当作自民党选举时使用的宣传影像四处散布。大家应该明白，作为首相，小泉的手法跟自民党的操作必须是有所区别的。但是，自民党的宣传本部买了跟首相官邸同花色同质地的背景窗帘，并且小泉当时穿的西服也和之前演讲时如出一辙，此外还有一模一样的衬衫，一模一样的领带，通过这些一模一样的手法来制作他自己宣传用的画面。面对他们共同制造出的“邮政”=“改革”的这种单纯的原理，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所有媒体都没有对它质疑过。并且，非但没有人质疑，人们甚至还把反对邮政民营化的议员都看作是“改革”的反义词，都给他们贴上了“守旧派”的标签。

从该词语的意味来看，“改革”就是快感，“守旧”则被赋予了不快感、不舒服这样的印象。因此，在一瞬间，人们思考的不再是政策的好坏问题了，因为人们的思考就被拖回到了快或不快的单纯的二元结构里面。与此同时，小泉的选举本部还使用了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也是非常具有语言策略性的选举手段，那就是在各个有反对邮政民营化的议员的选区里面，安排一个专门与其作对的候选人。对这种候选人媒体全部赋予他“刺客”的称呼。“刺客”至少在日本的古装戏里面多少是具有正面形象的一个词语，所以通过这样一种安排，他把整个选举的现场变成了一部戏剧。在如此的状况当中，我本人最感到担忧的现象就是，全国主要的杂志、报纸，很明显地采用了对谎言不加任何质疑便原封不动地予以报道的这么一种匪夷所思的态度。把谎言很平静写进报道里，逐渐失去分辨真实与谎言的能力是现在传媒业的现状。

陈多友：也就是说，全体日本国民唯媒体马首是瞻了。如此政治策略显然是一种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墙实施愚民教育的骗术。

小森阳一：是的。我想介绍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5 年 9 月 5 日投票日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朝日新闻的报道里是这样写的：在大官僚越来越膨胀的今天，民间的疾苦越来越明显，最近大官僚都做了什么呢？对于国民发出的如此疑问，两党都想由自己这方来回答。

朝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文章中首先凸现的就是大官僚组织体系对民间的这一二元对立的结构。然后，他们把邮政公社描写成大官僚组织的一个代表，那么，通过邮政公社的民营化，它就能够变成了民间的东西。

然而，这个说法明显是违反事实的，实际上邮政所所管辖的邮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营化，实际上已经是邮政公社了。而且，其所有的员工的工资也没有从国家税收中支出。所以邮政公社民营化的主张抹销了基本的事实。而且，他在使用民间这个词语的时候，也把资本在整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资本和劳动者完全对立的立场等等一概彻底抹去不论了。

我们说，在日本经济衰退过程中，在人们试图恢复经济景气的时候，其实付出代价的是民间；虽说是民间，但真正付出血汗的是劳动者，这些血汗让那些资本发生增值、把民间的资本养肥，但是，小泉的说法完完全全的抹去了这个基本的事实。

陈多友：可见，小泉政治的实质就是通过媒体捏造所谓的二元对立结构，混淆视听，骗得民众的信赖，去打击政敌，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的。

小森阳一：也即，通过他制造官民对立的这种假对立，一种抹去其它真正本质上对立的言说就产生了。换言之，在一个判断里面，存在着另外一个被判断的二元对立，另一个被判断的二元对立里面又生成了新的被判断的二元对立，这是一种类似二进法的累进关系、一种语言的阶乘。他设定了一系列的二者必居其一的结构，然后让你挑选其中之一，逼着你作出一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邮政民营化的二元对立，他问你是YES还是NO，然后在此基础上生产出一个官民对立的二元对立，再问你是 YES还是 NO，最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的单纯的二者择一的结构。

这样一来，谁也不会对“邮政民营化是YES还是NO”这样一种单纯的问题提出反论。在这种平静之中，也就是说在小泉肯定会赢的形势之下大家迎来了投票的日子。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些鸡零狗盗的言说都是非常单纯的二元对立图式，但是，它们每天都被小泉所代表的自民党通过影像的方式反反复复地在电视上播放，小泉本人也经常亲自献身直接面对大众做动员。因此，小泉获得了自民党单独计票过半数，与参政党联合计票过三分之二的战果，在斩获了三分之二的高得票率后他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选举后，我看了一些相关的社会调查的结果，我发现了一项和大众传媒非常有关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即，每天平均看3个小时电视的民众中有72%的把票投给小泉纯一郎。换言之，我发现了一个事实：自民党通过“改革”这个词语，唤起了日本民众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长期的、中期的、短期的集体记忆，那么每天长时间看电视的人，就完完全全地被嵌在心脑控制圈套中无法自拔，乖乖地成为这种心脑控制的俘虏。

陈多友：不过，只要稍微理智地思考一下，我们就能够发现，如此政治手法似乎并不十分新鲜，回首历史，总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

小森阳一：正如你所言，小泉们使用的手法并无太多新意。其实那只不过是1930年代纳粹德国开展情报战略之际所开发的、所谓的“沉默的螺旋构造”的当代翻版罢了。

陈多友：“沉默的螺旋构造”？许多人或许对此已经淡漠了。

小森阳一：“沉默的螺旋”由4个阶段构成。

第一个阶段就是持有权力的人大声地叩问谁是敌人？也就是说，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把大家推入到快跟不快，快感跟非快感的这么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状态之中。原因很简单，这和人的动物属性有关，如果有比自己强的敌人出现的话，人就会产生恐惧的情感，感到恐惧的话就想逃离。相反，假如判断出敌人比自己弱小的话，人们就会由恐惧变成愤怒，然后对敌人施以攻击。也就是说通过感受恐惧和愤怒这两种暴力性的情感，制造一个假想敌就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种战争社会的心理。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由权力者来指定谁是敌人，但是因为这种指定太过突然，所以明确地判断和明确地反驳一下子还难以实现，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权力者指定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出来反对，然后通过这种沉默，权力者再证明自己对假想敌的指定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并且在理论上向民众再次证明这一点。

然后，对在第三个阶段稍晚时候出现的批判声音，权力者就把他指定为全国的公敌，或者说某个集团整体的公敌，把他从这个社会中排斥出去。这样就进入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所有人在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里，面对权力者所指定的，事实上在理论上在结果上没有做任何证明是否是正确的所谓假想敌，他们会全体动员起来对敌人发动攻击。

陈多友：在纳粹宰制的沉默的螺旋时代，这种大众动员手法通常是通过公开集会、街头演说等等的大规模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在今天这样的电视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把此类宣传活动用更简单更方便的方式，在日常化的家庭生活中演示出来。如今即使大家不走出家门，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视轻而易举实现以集体的名义抹煞正义的大众运动。

小森阳一：是的。现在，每个人独处孤室，整天面对电视机的话，就会变得非常暴力，这是当今状况下心脑控制社会成为可能的一个最大的要因。

陈多友：那么，针对心脑控制社会通过某种政治流行语、政治标语就能够控制人们心灵的这种现状，有谁能够对它进行分析揭露呢？

小森阳一：我个人认为：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别无他人。

一般而言，传统上文学批评是对大家写出来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但是，我个人认为在21 世纪这种方式已经发生某种本质性的改变。能够对艺术语言表现进行批评的，必须是对各种言说之间的联系有能力进行系统地、历史地分析的学者知识分子，并且这种分析也是基于文本分析的。

我觉得：假如没有谁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把权力与资本所制造的，煽动大众的流行语去一个个地识破，去对社会的这些语言结构、对社会的集体记忆去进行解构，对这个社会以某种默契的手段去引导、对这些现状去进行分析，并把这个分析付诸于语言去进行表达的话，这种心脑控制的社会就会蔓延至全世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采用如此行动的话，心脑控制社会就加剧，并形成日益恶劣的后果。

基于这种意义，如何超越如此心脑控制社会并重组改变它？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自身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就成为了我们所必需面对的责无旁贷的课题！关于这几点今后我想利用各种机会与相关学者，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知识者继续进行探讨。

在近代初始，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我思，故我在”。在21世纪伊始的今天，对我们来说究竟什么才是必要的呢？在这里我想仿照笛卡尔话语方式来表明我的立场，那就是“我疑，故我在”。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今天有机会与你共同探讨大众媒体与心脑控制的问题，非常荣幸。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陈多友：谢谢小森阳一教授。“我疑，故我在”，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非常精辟的。现在，心脑控制社会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现实，作为东亚地区的人文学者，我们必须携起手来，有所作为。我衷心期待着下次对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