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体制，江户时代（一六○○——一八六七）以前的天皇制与明治维新以后的天皇制性质迥异。“天皇制”这一概念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他们将天皇制视为封建制的残存制度，将其置于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连续性中进行分析。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构成“天皇制”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特质却未能得到揭示。
近代天皇制并非是某人有意识有计划之所为。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日本的统治层受欧美列强胁迫不得已而开国，为了渡过迫在眉睫的危机而利用了天皇制。在这种意义上，近代天皇制只是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历史进程的一个产物。日本这一东北亚的岛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被收编进新的国际政治版图。近代天皇制成形于日积月累的政治手法，而这些政治手法目的自然在于克服近代以来日本遭遇的种种危机。因此，它不仅覆盖了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的整个政治进程，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日本思想仍持续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从幕末到明治
首先回顾一下从幕末到明治时期的历史进程。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利（Ｍ． Ｇ．Ｐｅｒｒｙ）受命担任特使，迫使江户幕府废除锁国制度。佩利于一八六三年七月抵达浦贺，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这部《日美和亲条约》昭示了美利坚合众国在一八五○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位置。其时，美国于一八四○年代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位的纺织工业国。对美国产业资本主义而言，如何有效地与英国相互竞争以争夺中国市场，已成燃眉之急。
美国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一八四六 —— 一八四八年）获取了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的港口。开辟这些港口与上海或广东之间横越太平洋的直航航线，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因此，位于美国西海岸到中国的航线之间的日本列岛的港口就不可避免地被盯上了。如果能在日本的港口补给煤炭和水，那么在中国市场与英国的竞争就可以稳操胜券。这一资本主义的课题正是美国强迫日本开国的最大目标。其后，列强与日本缔结了一系列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为基础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这是日本不平等条约时代的开始。而且，当时的孝明天皇未曾钦定这些条约。于是，围绕着这些不平等条约，幕府与天皇截然对峙。
日本民众对欧美的坚船利炮的恐慌导致了“尊皇攘夷”的奇妙的排外主义。这种心理和感情使人们失却了对欧美列强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事实中最重要部分的认识，因此而产生的空白只能凭借祭起“尊皇” 这种旧的新权威主义来填充。原因很简单，因为天皇未曾“钦定”这些不平等条约。“近代天皇制”这一装置的起源就涵蕴于此。因而，明治维新政府最初面对的重要外交课题就是改正幕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权贵们的精神结构非常矛盾：这边厢，他们对新形成的对欧美列强的从属关系欲推还迎，而表面上却致力推动条约的改正；那边厢，则是迅速内化着以“万国公法”为中心的欧美列强的外交理论。为了确保本国领土的安全，为政者用欧美列强这一他者半强加的理论，将国内的制度、文化、生活习惯，尤其是国民的意识和感情伪装成一场自发性的变革，但实际上这却是殖民地化。我把这一状况称为“自我殖民地化”。
由于与欧美列强缔结了“安政五国条约”，日本脱离了曾经具有“朝贡”关系的清国而独立。从而，以日本的“天皇”而不是清国的皇帝为中心的“尊皇攘夷”的另类的华夏观念得以确立。在此意义上，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幕府政权还权于皇室的所谓“大政奉还”，到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宣布恢复君主体制的“王政复古宣言”， 明治维新的某些逻辑就具有了其独特的现实性。这些逻辑旨在结束幕府与“尊皇攘夷”派之间的政治对立，以避免内部的混乱。
因为朝鲜政权与清国存在“朝贡”关系，因此它不可能接受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尽管朝鲜的大院君采取了排外主义的“攘夷”政策，但按朝鲜的逻辑，可以称为“皇”与“敕”的权力主体只存在于清国。在“朝贡外交”圈，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这样，“万国公法”式的国家理论与“朝贡外交”式的国家理论微妙地并存着。在时间的摩擦中中国被半殖民化，朝鲜采取锁国政策，日本则因开放门户而自我殖民地化。这三国各自所采取的对应欧美列强的策略迥然有异。结果，这一地区的霸权关系于一八七○年代发生巨变，前后相比，已经是性质殊异。其要因在于日本权贵们内化“万国公法”的过程，亦即日本自我殖民化的正当化过程。
在理论上使自我殖民化正当化的是福泽谕吉。在一八七四年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 三极构造，即欧美列强为“文明”，非洲和澳大利亚为“野蛮”，日本和清国为“半开化”。 “半开化”虽落后于“文明”，但与“野蛮”相比还是“文明”的。藉此逻辑，朝鲜被刻意描绘成了“野蛮”。“文明”与“野蛮”的殖民主义式的二元对立主义言论，最终归结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最为典型的言论是福泽于一八八五年发表的“脱亚论”。“脱亚论”宣称清国与朝鲜为“野蛮”，惟有日本在向“文明”转化。这一典型事例表明，对于用欧美列强的逻辑自我殖民地化的事实，日本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军人敕谕》
“富国强兵”政策基于一八八二年出台的《军人敕谕》而制定。福泽的“脱亚论”与此不无关系。“文明”国的最重要的证明是拥有用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但不能忽视《军人敕谕》这部文书高度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天皇与大日本帝国臣民牢牢地结合起来。日本希望以“万国公法”为基础效法欧美列强，以成为与其同样的殖民地宗主国。为了这一目标，必须挑起与亚洲的周边国家的战争，以统治其领土，令其成为属国。而将北海道和冲绳殖民地化，正是这种构想付诸实践的发端。
《军人敕谕》的颁布与日本帝国的北海道殖民地化政策、与政治家相勾结的商人以及与政府的利权相关的大型疑狱事件，有着直接的关联。《军人敕谕》出台的最直接原因，是压制谷干城等四名将军就北海道开拓使低价转让国有财产这一腐败事件上奏反对意见*9熏以及由此引发的军队内部的反政府运动。《军人敕谕》第一条“军人应尽忠节守本分”项下明记“不惑于世论，不拘于政治，惟一心守已之本分的忠节”，即因为此。在这种意义上，“军人敕谕”在被颁布之初，应该只是一部极其暂时的、为了对应当时的政治局面的政治文书。但是，事实上背诵《军人敕谕》成了征兵制下的全体士兵的义务，并且这一制度在以后的六十多年中一直得以持续，结果，《军人敕谕》作为象征构成大日本帝国的天皇与士兵、或者天皇与“臣民”的基本关系的国民性文本而发挥了作用。
《军人敕谕》由 “前文”，以及“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五项组成。“前文”历史性地为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在国家中进行了定位。其中，明治维新以前的历史被清楚地分割为“古代”和“中世”二段，即“政治”和“兵马”二项“大权”尽归“天皇”掌握的“古代”，与这二项大权旁落入武士之手的“中世”。对于“武家政治”的七百年，《军人敕谕》予以全面的否定。从而，通过幕府、外国、“皇祖”、“皇考”、“朕”这些复数的主体的再描述，明治维新获得了崭新的解释。
更加重要的是，《军人敕谕》以“朕”这第一人称为中介，展开了一场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与“臣民”结合为一体的文本运动。明治维新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通过“朕”与“臣民”的新的关系而在事实上“更改了兵制”。为了不让“中世”以后的“失体”在未来重演，“朕”这一第一人称向“汝等”这一第二人称宣布，“朕即汝等军人的大元帅”。“军人”这一新的主体在此被分离出来。与“军人”相对的“朕”绝不将“文武大权”“委”于“臣下”。在此，“军人”超越“臣下”而作为“臣民”与天皇直接相连的地位被制造出来。在用“朕”这一第一人称称呼的国家主体天皇，与被称为“汝等”的第二人称的“极深”的“亲密”结合关系中，“保护”“国家”才成为可能。而且，这种“亲密”是通过诸如“朕”即“首脑”、“汝等”即“股肱”之类的身体性合一的比喻而表征出来的。
“朕”这一第一人称先是确立“汝等”这一第二人称，然后召唤“汝等”（大众）与“朕”进行身体性的结合。在话语的进行中，“朕”与“汝等”的距离由远而近，最后“朕”与“汝等”于文本内部已是浑为一体。“汝等”与“朕”结成“一心”“保护”“国家”，“我国之苍生”因之才能享受“太平之福”，云云。这样，当士兵们被要求朗声再现《军人敕谕》这部内涵了特殊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关系的文本时，朗诵这一发声行为不时地唤起与天皇一对一的结合关系，在音节、节奏的反复中，这一结合关系也一并被反复地再生产。这种唤起的结构内涵了神人之间应答式的宗教性心理。
“朕”与“汝等”以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两个主体相合的方式出现，这种相合诞生下“国”这一被“保护”的对象。武士政权时代中“臣下”对藩主的效忠，被作为“臣民”的“军人”对以天皇为象征的“国”的“忠节”所代替。正是在此，为 “国”尽“忠”的国民军的逻辑得以产生。它完全不同于向藩主宣誓效忠的藩兵。通过这部《军人敕谕》，士兵们从村落共同体中被切离，并且重新以作为“国体”的“天皇”为中介，与“国”相连，与靖国神社相合，进入永远相连的永恒的逻辑，而被组合进“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范畴。
必须注意的是，《军人敕谕》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以前出台的。根据一八八九年制定出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实施立宪君主制。翌年的一八九○年，帝国议会开幕，此前天皇的绝对权限被相对减弱，重要的政治决定由议院内阁制的政府进行。但是，发动战争本应由国家权力决定，事实上却是由宪法外的《军人敕谕》所规定，并在作为大元帅的天皇的名义下进行。在此意义上，产生了超宪法地解释战争的可能性。一九三○年代对中国战争中，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部的一意孤行正是依据宪法外的《军人敕谕》而进行的。结果，《军人敕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被赋予强烈的宗教性色彩，它俨然被作为宗教国家主义的圣战而被描述。
《教育敕语》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第二年，第一次帝国议会召开。在一八九○年发布的《教育敕语》的开篇，天皇以“朕”这一与“皇祖皇宗”相连的第一人称主体，宣称此“国”从一开始就是由深厚的“德”进行统治。这样，《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条”中“ 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这种带神话色彩的话语被作为历史而实体化。同时，根据“重国宪遵国法”的说法，宪法本身成为了皇祖们遗留给现天皇的教诲，保证天皇的政治权威性。进而捏造了“臣民”始终对历代天皇“一心”尽“忠”“孝”的历史。
在江户时代，只有仅占明治初期总人口的６％的武士阶级才处于必须尽“忠”的君臣关系中。德川时代的君臣关系包括大小诸侯、实力派武士、将军、天皇四类的“君”，他们各拥其臣。而大小诸侯、实力派武士、德川将军这三类君臣则统治着“民”。在这一结构中，因为效忠对象不同，“忠”呈多元化的倾向，君臣对民的支配是阶级的、身份的。
“臣民”这一新的表述使德川时代的社会组合完全失效。旧日的“臣”“民”之间的阶级和身份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被取消，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旧日的“臣”降格为今日的“民”，旧日的“民”升格为今日的“臣”。也就是说，武士不是臣而是民，农民和市民因成为军人而可以上升为臣。与此平行的是，多元的“君”“臣”关系，被以天皇为惟一之君的一元化状况所取代，在天皇之下，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主义这一点上，“臣民”的概念远比维新时期的“四民平等”的口号更理念性地得到贯彻。结果，此前与“忠”这一精神构造无缘的９０％以上的人，被强制性地灌输这种新的观念。因此，《教育敕语》成为在学校这一场所的仪式中必须反复奉读的文本。而且，武士阶级的君臣关系表现为可视性的互酬关系，即受之于君恩的土地和稻米，与发自于臣一方的忠。与此相对，由天皇的“德”带来的恩惠是不可视不可计量的。因而，皇恩既可说是无限的大，亦可说是单独的无。如果想使皇恩可视化，那么由殖民主义的对外侵略带来的扩张是惟一途径。
通过“国体”的理念，即“朕”与“尔臣民”的特殊关系，《教育敕语》成功地构成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内在的“矛盾”，即天皇权力的绝对性与立宪君主制的制约间的“矛盾”，然后再通过“国体”的概念规定成功地将之隐匿。要准确地把握由《教育敕语》产生的支配性结构，恐怕仅仅认识到天皇制意识形态对国民的洗脑，以及以天皇为大元帅的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性是不够的。
《教育敕语》所提示的神话式的“国体的理念”是以天皇之名而使国家官僚统治绝对化的言论。正因为如此，每当全国各学校举行仪式之际，《教育敕语》才必须被反复“奉读”、“捧读”，并加以再解释。于是，在这种朗声“奉读”行为的现场，在学校仪式的进行中，通过《教育敕语》的朗声“奉读”这一行为媒介，“国体”这种仅仅是观念的产物在对师生的身体性动员的形式中得到实体性显现。因此，“奉读”的现场只不过是一个确认的场所，一个反复确认皇国的意志是否传达到了每一个“臣民”的场所。位于“国体”中心的天皇利用《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两个言论装置，通过与“臣民”的身体性和精神性的结合，希冀自身能够获得“臣民”的同一性的欲望被反复地再生产着。
更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对战死者的合祀使《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两大文本所产生的“臣民”与作为“国体”的天皇的结合成为永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使死者与天皇相结合。以靖国神社的合祀为核心的国家神道浸透于一般庶民的精神生活，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日俄战争是一场国民总动员的战争，其战死者数目之多远非甲午中日战争所能比拟。
把为视同“国体”的天皇而战死的“英灵”集中于靖国神社，然后天皇亲自参拜，表达对“英灵”的祭奠，因此，战死者们的死就被定位成为国捐躯。这就是靖国的思想。靖国神社虽然叫做“神社”，其实与传统的日本神道毫无关系。靖国的思想其实是关于战争与国家的宗教教义。具体说来，大日本帝国陆海二军的许多士兵们因身为大元帅的天皇的命令而死于甲午、日俄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如何在与国家即“国体”的关系中赋予这些死以意义，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靖国的思想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为动员国民参与战争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装置。
事实上，明治国家已对欧美列强表明了政教分离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以靖国神社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神道被认为不是宗教。战死的士兵，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既然是为了作为“国体”的天皇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就与信仰无关，其“灵”在靖国神社被合祀，受到既是大元帅又是祭司的天皇亲自拜祀。全体臣民都可以因为天皇而死而获得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永恒性。而这是通过靖国而被赋予的。靖国的思想隐含着近代民族国家强迫国民自愿地在战争中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巧妙的意识形态手法。
因此，在今天，以小泉纯一郎首相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反复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其目的就在于使现在的日本重新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即全面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并为此可以行使武力。而且，希望使现在的日本成为可以战争国家的这部分势力，把更改宪法第九条的和平国家理念作为前提，意图更改现有的《教育基本法》。须知，《教育基本法》于一九四七年制定，它脱胎于对《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教育的否定。这丝毫不偶然。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陆海二军的大元帅的天皇颁布了《军人敕谕》，作为既是大日本帝国的元首又是国家统治者的天皇则颁布了《教育敕语》，作为靖国的祭祀者的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当这三种均出自天皇的行为结成三位一体的时候，近代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就完成了。
“二战”以后的天皇制
那么，这种三位一体的近代天皇制体制在战后的日本被解体了吗？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对大日本帝国臣民”广播了十四日写就的《终战诏书》。这部诏书在日本一般被理解为是对《波茨坦宣言》的接受，但实际的行文却在表明了“接受共同宣言的精神”之后紧接着写道：“曩所以向美英二国宣战，实亦出于求帝国之自存和东亚之安定，夺他国之主权、侵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志也。”对战争的问题也只限于对美英二国“交战已达四年”，对中国的侵略则只字未提。不仅如此，《终战诏书》对《开罗宣言》这部《波茨坦宣言》的前提也拒绝做出回应。
《开罗宣言》剥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占领的太平洋上的南洋群岛，并要求归还中国的领土即台湾、满洲和澎湖列岛，宣布朝鲜独立，称“从其用暴力和贪欲而掠夺的一切地域中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对于《开罗宣言》明记的殖民地解放，《终战诏书》却缄口不言。所谓“夺他国之主权、侵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志也”之说，仿佛殖民地统治的野心与事实都完全不存在一样。
发表《终战诏书》的核心目的是昭和天皇裕仁对侵略战争的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负责的问题。同时，这部文书缄口不提中国的侵略战争，将包括对华侵略在内的全部战争都作为自存自卫的行为加以正当化。因为这部《终战诏书》，日本被从亚洲分离出去，沦为锁国状态。在亚洲观的转换、日本人的思想变革这些时代的迫切要求中，由于军事上败北这一事实而被他律性地展开的日本战败（＝“去帝国主义化”），才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去帝国主义化”不是缘自日本内部的人们充满痛苦的纠葛，而是外部力量的结果。此处产生的空白是，没有向深刻影响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自我意识的方向发展。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自觉十分暧昧，历史认识扭曲，此事是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经过了五十八年的今天，那仍然是与战争赔偿、战争责任的界限的不充分性紧密相关的歪曲的亚洲观的一个重要根据。
以护持天皇制“国体”为最优先前提的旧“大日本帝国”的统治层，与企图利用天皇的权威推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麦克阿瑟做了一场交易。这一交易在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和“战争放弃条款”的新宪法的基础上成交。麦克阿瑟在ＦＥＣ（远东委员会）开始活动之前，保留了天皇的地位，而且有必要先于ＦＥＣ（由多国组成，美英之外还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受日本战争侵害最严重的中国、菲律宾、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强烈警戒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代表参加）制定出ＦＥＣ最后也不得不赞成的和平的、民主的宪法。正因为此，与众多的日本人所知道的事实不同，麦克阿瑟决定让昭和天皇掌握主导权制定出贯彻着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宪法，并将此事上报联合国。“决意抛弃战争，与万邦修谊”是以裕仁的名义宣布的。
重要的是，麦克阿瑟身为军人，“放弃军事力”是与自身的存在理由直接相关的，为何他要将这一原则写入新宪法呢？麦克阿瑟如是说，今后“如果要保卫日本领土不受外部侵略，我们必须依靠空军更甚于陆海军”。假想敌是苏联。日本是岛国，这种军事判断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从其前提上进行考虑，冲绳正位于美国的防卫线上。他进而举出准备强力有效的空军作战需要足够的面积，申述了使冲绳要塞化的必要，然后，关于日本本土则宣称，如果将冲绳要塞化，那么日本不保留军队，也可以确保日本不受外部的侵略。从而表明了日本不需要重新实施军备的判断。
保存天皇制“国体”、围绕放弃战争和放弃军事力的新宪法的条款，以及“冲绳的要塞化”三项，作为密不可分的三件套发挥了作用。宪法第九条是说服国际社会（包括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受害国）使天皇制得以延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把放弃军事力写入宪法，由此失去的军事上的保障是根据冲绳要塞化这一麦克阿瑟的政治性军事性判断而成为宪法上的规定。实际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裕仁发表了关于冲绳的意见。这似乎在回应麦克阿瑟的基本战略。其中宣称：“天皇希望美国军事占领冲绳及琉球其他诸岛。据天皇的意见，这种占领不仅有利于美国，也将起到保护日本的作用。天皇认为，这种措施非但可以对抗苏联的威胁，而且应该是担心占领结束后左翼和右翼抬头，发生苏联可以以干涉内政的口实加以利用的‘事件’的日本人都承认的。”
为了维系天皇制和自身政治基础的稳定，裕仁出让了冲绳。须知，冲绳曾经是最后一役的冲绳战役的战场，而且伤亡惨重。在裕仁之名下，冲绳被褫夺了脱离殖民地化的契机，作为美国的军事要塞再次被殖民地化。免于追究天皇对冲绳战役的责任，一九七二年冲绳回归本土后，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天皇制“国体”被视为抑止“共产革命”的惟一国家装置，保存天皇制“国体”这一行为，等于全面免除了裕仁的战争责任，与他相关联的“近代天皇制”的殖民地统治的责任也变得含糊化，甚至最终不了了之。事实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裕仁既没有被追究也没有被宣判应为战争负责。甚至“满洲事变”之前的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其责任也没有被叩问。
从战败至占领军司令部（ＧＨＱ）管制的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主体的裕仁被作为外来他者的麦克阿瑟元帅所挫，而且这一受挫感以新的自我形象出现了。也就是说，裕仁脱下大元帅军服，换上西装到全国各地巡视，开始展示新的殖民主义的权力主体的形象。同时，着军帽、墨镜、烟斗、军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与以前的大元帅相对峙的麦克阿瑟元帅的形象，代表着阉割了裕仁的新的殖民主义的主体。战后天皇制的维系，才是日本在军事上追随美国的最大原因。因而，战后的国家主义永远都是作为遮掩追随美国的装置而发挥机能，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已。而且，麦克阿瑟保存“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制“国体”的做法，也是美国意图扩大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的装置。曾几何时，天皇还是位于美国外部的他者，而今天，天皇昔日对美国的攻击性则已经被收编进美国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扩张的策略中了。
新的支配与服从
美国和日本相互模仿的“日美协商性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隐蔽了在新宪法下的日本国民作为殖民地统治的加害者与旧殖民地的去殖民地化过程相关联的契机。也就是说，“日美协商性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中包含着新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或者从支持这一关系的一系列占领时期的言论中产生出来的主体化同时又是隶属化的关系。正是这种悖论性的关系把除冲绳以外的日本列岛都划入了安全地带，使之可以漠视以前“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发出的声音。
战败后的废墟和黑市表征出日本的“野蛮”和“未开化”。日本依靠“文明”象征的美国的援助重新振作，在“冷战”结构下的“日美协商性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下，通过朝鲜战争这一“热战”，以美国为鉴迅速复兴了经济。由此，日本再次确保了“半开化”地位。一方面，日本成为亚洲反共的堡垒，以对付现在是如此，将来亦是“野蛮”的“独裁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中共”、“北朝鲜”；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过去曾是“开发型军事独裁政权”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作为另一种“野蛮”而工具化，同时通过“经济上重新进入”的行动，将之当作测定自身的“文明”程度的镜子。这样，这种败战后的“文明”、“半开化”、“野蛮”的三极结构得以成立。从一九六○年代的日美安保条约到越南战争期间高度经济增长和“象征天皇制”的结合，使这种新殖民地无意识与新殖民主义意识作为一种认识模式成形。
始于朝鲜战争特需定单的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是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被定位的。在冷战结构中，美国要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生产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以军需生产为中心。美国企业的日常商品的生产日渐不足，日本的企业恰好于此时补充了上来。日本财界和传媒把朝鲜战争特需时的景气称为“神武景气”，“神武”取自第一位人间天皇的名号。当美国沉溺于与苏联的核竞争以及遭逢古巴危机时，日本却获得了战后两次的景气时期，这被称为“岩左景气”。这一命名则出自神话，天皇的血统之源头是天照大神，这位太阳女神曾经隐入岩石中，世界因之黑暗，女神重新从岩石的左边出现。
当美国轰炸北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中时，日本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段景气时期被命名为“伊邪那歧景气”，取自于生出日本国土的男神的名号。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总是通过天皇制神话被言说。这与日本战后的企业是依靠天皇制的组织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事实密切相关。创业者被视作小天皇一样的绝对者，全社内部编成如同上意下达的军队组织一样，全体社员成为忠实地执行上司命令的企业战士。我把这种企业形态称为“象征天皇制的日本型共同体主义的企业”。
日本经济只是寄生于美国发动的战争，但当它的以利润追求为目的的企业生产性被数字化为国民生产总值时，却被描述成天皇之国，即神国的伟大性造成的奇迹。前首相森喜朗称日本为“神国”的发言，就是以这种在与天皇的关系上把经济成长加以定位的历史源流为背景的。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制。恰如一个村落共同体，企业中的利害关系可说是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似的一体感，依靠这种一体感，维持着催生“过劳死”的恶劣劳动条件。
到一九八九年，昭和天皇裕仁的权威始终支持着这种意识形态结构。但是，在同一年，冷战状态告终，日本的泡沫经济也结束了。为了在与美国企业的世界性竞争中取胜，“象征天皇制的日本型共同体主义的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而放弃了日本，转向亚洲地区。正因为此，一九九○年代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问题才被以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重新提起。同时也不能忘记，最忠实地模仿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战后的日本，依靠美国成为了亚洲的现代化的榜样。
一九六○年代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称日本是成功地模拟和效仿了美国的亚洲的“现代化”的榜样。这件事本身就象征性地表征出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两面性。即不仅是日本美国化了，美国也日本化了。也就是说，越南战争期间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和“约翰逊—赖肖尔路线”之所以能够产生和维持，就在于美国与日本可以说是惊人相似的双生子的国家形态。
当然，赖肖尔称日本出色地模拟和效仿了美国，与之相对抗言论也同样存在，而且呈现出相互补充的假相，比如，坚称日本与美国根本不同的日本特殊性论和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在美国，那显然是继承了泡沫经济时期的“Ｊａｐａ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论，这种论调是支持蔑视日本的感情的理论基础；而在日本，则是继承了日本可以说“Ｎｏ”的经济国家主义。
这种美国对日本、日本对美国的近亲憎恶式的二元对立主义总是把亚洲的各地区作为第三项加以排除。这种言论的结构与昭和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如出一辙。通过把日本的战争限定于与英美二国，抹杀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赖肖尔的“现代化”论，把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亚洲各地区的“发展”和“进步”的榜样，强加于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印度等“开发型军事独裁国家”。一方面，赖肖尔视日本的战时的侵略主义为对“现代化”的特殊超越，刻意麻痹了亚洲各国对在经济大国背后进行的军事大国化的危惧；另一方面，赖肖尔的言论促使了那些国家的经济从属于美国和日本。
不能忘记的是，赖肖尔担任驻日大使期间，邀请众多的“拥有自由的想法的人”、“拥有稳健的想法的人”到美国，长期从事培养亲美知识人的活动。其范围不限于知识人，也扩展到工会和市民运动的相关人士，日本“左翼运动”的反复分裂也明里暗里地被利用了。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美国的相同做法也正在用于中国和韩国。
战败后的日本认为亚洲各地区的去殖民地化的问题是事不关己，然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构结束以后，可以回避这种态度的主要条件被完全清除。印度支那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越南—柬埔寨战争、中越战争等亚洲各地区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持续了四十年以上，而不应忽略的是这些战争都是在以前的“大日本帝国”实施殖民地统治或军政管理的地区爆发的，其主要原因中相当部分的责任显然在日本。无论站在何种理论上看，都不可能把回避责任合理化。因此，我在二○○三年八月出版了重新追究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的书（小森阳一著：《天皇的玉音广播》，五月书房，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我的议论虽然是围绕着以上谈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其间的关联方式而展开的，但目的不是要唤起历史记忆。在今天，作为有日本国籍的人，如何能面向未来，寻绎出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向性的问题，才是此刻的判断，同时也是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