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武汉保陈再道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驰去。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主车、后卫三列火车；还调来了四架伊尔１８，两架子爵，两架伊尔１４飞机，另有四架“米８”飞短途；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
自从一年多以前罗瑞卿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这次南巡，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门之隔。遵照毛泽东吩咐，这次南巡还带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１４日晚九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杨成武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后，直奔“百花一号”，来到乘飞机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地。周恩来告诉杨成武：“谢富治、王力也到了武汉。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叫来的，武汉驻军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电话，也要来武汉。”
毛泽东到武汉后，热得淌汗，一再提出要去游长江。但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的，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劝毛泽东晚些时候再游长江。
从７月１５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与此相应，“中央文革”那几个人也一口咬定：“陈再道是武汉的谭震林。”当时的谭震林正因所谓“二月逆流”挨批。毛泽东曾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他不相信，所以决定亲自来看一下。出发前，他亲口对总理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夜，十二点半。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十分活跃，他坐在沙发上吸烟，杨成武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内容主要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标语点了王力的名。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就刷了标语。”毛泽东问：“谢、王到造反派去过？”“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到过‘百万雄师’吗？”“今晚去了。”“偏于一方。”杨成武听出了毛泽东的态度。
◇王力被抓起事端
７月１８日晚上八点。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
周恩来乘飞机离开武汉。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谢富治热血陡涨：“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７月１９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干部讲话。王力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不料“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欲加之罪的“兵变”
很快，正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也得到王力被抓的消息。每逢夏季他在京时都住在浙江厅，这里凉快。“我要写封信。”林彪一声吩咐，秘书便将纸笔准备好，铺在桌案上。“主席”，林彪写下两个字，握笔沉吟。他过去就讲过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对他林彪，有好多人是不服气的，主要是四方面军的。“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林彪写下了带有判断性质的最重要的话后，又写道，“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但写着写着，他又踌躇起来。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汇报来看，已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
既要影响毛泽东，又要不使毛泽东起疑心，林彪思前想后，叫来了戚本禹。“这封信你帮助改改，看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主席妥当？”戚本禹一看信，立刻明白分量有多重，就找陈伯达和关锋商量。陈再道未包围梅岭一号，他若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江青去见林彪，两人商量后，决定让邱会作飞武汉送信。杨成武接到邱会作传来的信后，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拆开信，见是江青的笔迹。“劝我去上海”，毛泽东望着信说。“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
周恩来也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
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便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他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凌晨３点，毛泽东的车队出发了。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最前面，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７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虹桥宾馆。
◇我看当作错误处理
７月２２日早晨８时２０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原来，王力受到２９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直至昨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在纸上记录，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他望着杨成武，又道：“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杨成武记录完毕，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掰着手指说：“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建军４０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词。”杨成武听了忙说：“不行。应该是老帅。”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说完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２３日凌晨两点半，杨成武飞到北京，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召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开会。陈再道等人闻令立刻起身飞往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结束“碰头会”，周恩来立刻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外交学院正在那里批斗陈毅。陈毅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拉住他问“有什么消息？”“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两眼放出光彩，立起身，蓦地喊了一嗓子：“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个会场怔住了，只见陈毅挺胸扬首：“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语录只有２７０页，片刻的惊诧后，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陈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五个小时后，即７月２４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陈毅的笑谈传入毛家湾，叶群给杨成武挂通电话。二十年后，其秘书这样回忆当时情景：叶群通话时非常热情：‘杨总长你好吗？林总对你很关心……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吗？噢！没有。”知道杨成武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叶群的心境可想而知。杨成武放下电话后，脸色也很沉重。身处在夹缝中，他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
◇矛头转向“军内一小撮”
７月２５日下午五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林彪登上天安门，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蒯大富始终留心观察林彪。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林彪每次都举手了！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他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在“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这话曾三次被人听到，另外两次是“九大”之后和九届二中全会上庐山之前。
２６日下午三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头炮定调：“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喝斥吴法宪，江青却轻描淡写打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斗争会开了七个小时，陈再道弯腰七小时。他见康生始终神情清冷，以为是不满这种搞法，便大声向康生呼救。不料康生阴沉沉地说道：“人可以变！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可以鸟瞰整个舞台，也一直处在警惕之中。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中央首长认为？”毛泽东缓慢重复一遍，“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着思索。
◇敲山震虎抓王关戚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决心渐渐形成。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三个大字：“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叶群看到这几个字，指使林立果：“你赶紧给江青写封信，说明‘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中央文革”也乱了。先是江青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陈伯达说：“《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急了，“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康老，当初研究‘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关锋叫起来。“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老夫子即陈伯达。
８月２５日凌晨１点，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将周恩来的讲话纪录交他本人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１６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８月７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了许多攻击陈毅的话，矛头暗暗指向周恩来，这就使周恩来表态更须慎重。“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２０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说：“毛泽东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我走了。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２６日中午１２点４０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刻见周恩来，把这三人抓起来了。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两个月。他处理了武汉、温州等地的武斗问题，９月１６日开始乘专列巡视杭州、南昌、长沙。９月１９日，毛泽东重返武汉，又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９月２２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在郑州停留接见河南省领导刘建勋、张树之时，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放一遍，你们都听听。”这是江青９月５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会时的讲话，录音播完时，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吸烟，沉默许久，终于发话了：“‘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
９月２３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驰回北京。２９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九百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望望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根据权延赤：《杨成武见证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