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方朝晖教授的大作《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10日），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么看中国近代的思想进步历程了。所以有进一步请教方教授之必要。
方教授由衷赞美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君主制，说它是“在当时条件下”，“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由于有“在当时条件下”的话，方教授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当时条件”的时段究竟有多长呢？包不包括中国近代史呢？方教授没有明说。从他后文闪烁其词的表露，如“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导致许多人忘记了这些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即”尊王“、”忠君“和”三纲“等--引者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又如“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方教授所谓的“条件”，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这问题就大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时下学校历史教学的标准答案。反封建，就包括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等旧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既然方教授把君主制说得那么好，还反它做什么呢？借方教授的话说，“只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傻子了”。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几乎无人不晓，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是在落后、挨打的痛苦、屈辱中起步的。当列强侵略，国人被迫走出封闭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才一步步艰难地认识到自己整整落后于西方社会一个历史时代。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梁启超说的“新时期”，即五四运动。此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接受。如梁所言，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梁启超在这里说得斩钉截铁，因有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为根据。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显现，北京政府聘请的外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长文，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杨度等一批文人组织“筹安会”，更是别有用心地为君主制大唱赞歌。对此丑行，梁启超拍案而起，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揭露，继之又拒袁世凯重金收买，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并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潜往他的学生蔡锷领兵驻扎地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结果全国纷纷响应，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呜呼哀哉。梁在《异》文中驳斥杨度、古德诺等人说：“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上百年，又如何解释呢？相比杨度等国内文人的投机心态，古德诺还多少有一点学者风度，他当时通过英文《北京宪报》声明，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中国国内学者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简单论断，强调一切应以“条件”为转移。“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古氏的辩解未使他摆脱与帝制丑闻的干系，舆论界讨伐之声不绝，《甲寅》杂志批评道：“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丧独立之良德，隳学者之声名”。愿后来者鉴。
方教授反复批评“要么民主，要么专制”的二分式思维，说要“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但他没有明白地说中国古代君主制究竟是不是专制制度。如果他认为那不是专制制度，得用证据说话，而不能用这种含糊其词的方式说话。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秦以来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为虐神州，至明代达于造极。暴君、昏君行残酷统治，武力争天下血雨腥风，外戚、宦官之祸连连，使百姓生灵涂炭，社会周期性动荡，反复破坏，发展停滞。早在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就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指其违反儒家之民本理念，要害是变“公天下”为“私天下”。方教授称颂明代名相方孝儒不惜以身死维护王位继承制，殊不知方氏思想表面观之有似尊君，骨子里坚持的却是孟子贵民之教。他认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他甚至说“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对人民的反暴君斗争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反对君主专制的论说就更加鲜明。他们抨击秦以后的帝王皆是“视天下为己有”的盗贼，“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坚决否定“君为臣纲”，宣称“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及至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中国进步思想界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本弊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邹容说：“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要救国必须彻底根除“奴隶根性”。梁启超说：“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谭嗣同说，“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名教既立，虽身受荼毒，亦俯首帖耳，无敢呻吟，致人伦失其平等，社会趋于腐败。故今日倘欲变法，非先变三纲五常之名教不可。他提出要使国民精神“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可以说，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它并非如方教授所言，是什么“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觉醒觉悟，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一源流直通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事业。记得30年前，正是黎澍等一批史学家以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檄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我们现在提倡继承传统文化也好，振兴国学也罢，总不能精华与糟粕混淆，黑白与是非颠倒吧？
方教授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一句话里连用两个“特定”，意在强调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中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前面关于君主制的说法一样，方教授所谓“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其时空同样延至当今世界。这种观点，出于一位经常到国外讲学、见多识广的学者之口，着实令人诧异。不错，民主政治的最初形态仅诞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同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准则一样，终于被国际大家庭所普遍接受，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早在191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著名题词。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是高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建立新中国的。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目前有192个成员国（我国既是发起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成员国一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对《宪章》作进一步权威性解释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认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不就是民主政治吗？它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意，怎么能说没有普遍性呢？需要指出，在当代，民主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而不仅仅是具体文化的范畴。以特定文化的概念来偷换基本人权的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的。方教授还说，“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是事实吗？所谓从东亚到南亚，不知是指日本、韩国，抑或中国台湾，还是印度？这些地方民主政治是否成功，应该由当地人民说了算数，别人给他们下结论似乎武断了一点。至于方教授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法官要你死，你不得不亡”拉在一起说事，抹杀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的根本区别，就显得很欠专业了，如果拿这种东西去教学，是会误人子弟的。
方教授在对君主制和民主政治作了一番褒贬之后，亮出了自己的主张：推崇“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作为“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这肯定会吊起他的学生们求知的欲望，遗憾的是，方教授就此打住了，没有做深入、展开的说明。笔者只好再请教几问：这种“儒家式的贤能政治”要不要权力制约？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果要的话，它与民主政治有何区别？如果不要的话，它又如何“贤能”？韩昌黎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还请方教授指教。
（原载于2010年3月10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