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蒋介石则死死扭住中共的军队和地盘问题不放，非欲除之才能心安。这使得国共和谈反反复复，极为艰难，形成了一个“怪圈”：和谈的目的是取消武力，但和谈的本身却又是武力的派生物。于是和谈双方便“绕这个圈子不休”。
作为和谈调停者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怎么也搞不明白：国共两党既然在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异议，何以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按照马氏的理念，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他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然而，马氏的设想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眼中，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像民盟那样的非武装党派，其反对党的地位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在中国则必须拥有武装。
那么，按照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不是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枪杆子就可以得天下呢？不尽然；还有一条更深刻的政治古训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对此，国共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是知道的。然而，谁能真正得到人心，则要看各自政治能力的高下了。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并非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他在内部会议上解释说，抗战八年，劳者思息，“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戡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于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了。”可是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恰为民国政治的逻辑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如蒋介石所说，本党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既然不愿与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其实，“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氏自己大肆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批了共产主义，又批民主主义，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的这种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的说辞，引起国内各界的普遍不满和批评。
与国民党比起来，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则要高明得多。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准确把握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人心，并且满足了人民大众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在政治上，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设为民主政治和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进而中共把“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毛泽东语）作为自己的斗争方针，在国内外舆论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中国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但近代以来，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被国人作为一种普世的进步价值观所接受，国民党搞专制独裁是很不得人心的。而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腐败成风，用不受制约的权力胡作非为，更为百姓大众所不齿。中共高张反专制、争民主的大旗，具有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周恩来说：“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的提问，以用“民主新路”走出腐败政治“周期率”的高见，如一股清风扑面，给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著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看清楚了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所谓中间势力，除了资产阶级，实际还包括大多数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对社会民意的判断与把握，往往愚蠢错误。1946年二三月间，因对占领东北的苏军逾期未撤、中方接收代表张莘夫不明被害和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烈不满，国内一些城市发生学生抗议游行事件，许多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也卷入其中。国民党对此竟判断为是社会民意对它内外政策的支持，加之四平战役一时得手，于是发动内战的决心大增。殊不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孪生兄弟。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满，并不等于就赞同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武力伐异。事实是，内战爆发后不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就席卷各地，“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响彻全国，国民党最终完全失掉了民心。194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内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后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不远的事情了。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政治历史中，很值得记述的一节。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又是需要不断温习的课。
《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