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所谓学术批评，大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规范方面的，二是学术内容方面的。前者旨在捍卫学术规则，对种种学术不端行为加以揭露、谴责、鞭挞，以维系学术尊严；后者则是为求真达道而展开争论、辩难、质疑、商榷，以求得真理的开显。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前者也是为了后者。应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目前我们学术界都做得不能说已尽如人意。
学术批评是形成学术生态良序的须臾不可离的前提。就学术规范方面而言，健康的学术批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监督和制衡力量，是它的自身免疫系统，因此构成学术共同体达到自律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就潜在着走向腐败和自我塌陷的危险。就学术内容方面而言，批评意味着对话。对话导致真理的发生。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页）。这其实恰恰就是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本义。追求真理乃是学术的天职，这也正是学术的神圣性之所在，是学术之所以真正令人敬畏和向往的根本原因所在。离开了学术批评，就无法同“真理”照面。
从现状看，学术批评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解决的问题，笔者在这里仅提出以下数端略加申说，以与学界同仁商量：
第一，是对学术批评缺乏必要的热情。其原因安在？一是“多栽花、少栽刺”思想作祟，保持一团和气，和和稀泥，拿“表扬和自我表扬”代替“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乡愿”式做法。二是碍于利益关系、利害关系、人情关系、面子关系，讲究哥们义气，以至于学术规范的严肃性总是被偶然的“例外”所颠覆。这种江湖气同追求真理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三是怕引火烧身，批评别人，树敌过多，犯了众人怒，自己反而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这样的担心不能说多余，但真金不怕火炼，只有经得起批评，才与真理有缘。在批评中要么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要么放弃自己观点存在的权利。只要对学术保有一种真诚和虔敬，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才是。四是各种“潜规则”太多，下河蹚水的风险太大。与其赴汤蹈火，不如少说为佳，三缄其口，。以便规避风险，明哲保身。这种自私心理，从来就未曾超出那种把学术当作“敲门砖”的狭隘动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是认为学术批评与宽容会相互妨碍。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学术批评同宽容并不相悖。因为宽容仅仅意味着无条件地捍卫论敌存在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与对方的观点妥协或让步，不是那种乡愿式的和稀泥。眼下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两个极端，要么“捧杀”要么“棒杀”，这都不利于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和发展。多年以来，我提出的某些观点常常受到学界朋友们的批评，这本身十分正常，而且鄙人从中受益匪浅。我同我的同事之间也发生过正常的学术批评，但并未因此而有伤彼此的情谊；相反，通过批评，我们相互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但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有时候也会偶尔遭遇个别商榷者抛出的这类恶意字眼，诸如“制造了许多混乱”、“存在着许多谬见”、“一种主观的臆断”、“无端地揣度”、“制造一些噱头”、“盲目崇拜”、“横加指责”、“品头论足”、“简单粗暴的结论”、“极端荒谬的推论”、“庸俗之谬见”、“虚妄之论”、“踌躇满志地讨论”、“信誓旦旦地言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衣钵传人者”、“探密式地寻找”、“雄心勃勃地欲图”、“挥舞‘实践唯物主义’大棒”、“处心积虑地构造”等等，它所体现的着实不是平等讨论的态度。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种争论究竟是“意气之争”还是“是非之辨”？我们在指责别人时，是否首先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学术诚意究竟具备了几分？在学术争鸣中，最难以令人接受的，就是商榷文章中充斥的这种非学术的、不是与人为善的措辞。诸如此类的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批评”，很难说是一种善意的对话。它恐怕早已超出了正常批评的范围。鲁迅先生说得好：“恐吓和谩骂决不是战斗！”我的修养有所欠缺，尚未达到“耳顺”和“无可无不可”的境界，所以非常反感这样的语言和态度。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而且有足够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偏好，但有一个底线不可突破，即在探究真理时必须放弃对自己偏好的固执，尤有进者，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话语权，把学术偏好伪装成一种“公意”强加于他人。总之，我们必须时刻提防学术批评被滥用的危险。
第三，既然学术批评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真理，那么它就不应羼杂个人恩怨等非学术因素。这是维护健康学术批评的不可或缺的要求。应该提倡指名道姓，一是对被批评者的尊重，二是批评者磊落的表示。提倡就事论事，反对上纲上线；提倡彼此尊重，反对相互诋毁；提倡理性态度，反对感情用事；提倡以理服人，反对以势压人。这都是些老生常谈，但重申一下也似乎并非多余。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们能否走出这种陋习的阴影？
第四，学术批评的制度化努力，应该成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只有把学术规范变成一种制度安排，它才能够超出有良知的学者的个人偏好和个人行为的有限范围，变成一种涵盖学术共同体的契约性力量。仅仅诉诸学者的学术良心发现，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道德总是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良序建构尚未完备和成熟之时。这已经为学术界出现的种种失范现象所一再证明。道德失效之后，制度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偿。当前的学术批评，亟待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同时必须看到，即使有一打纸上的制度，也不如一次有效的判例。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如何增进制度的权威，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写于2011年1月19日—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