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中国现代学术中“专精”的传统，是因为看见三联新印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陈垣早年给蔡尚思的一封信。信中所传授的是一点治学方法，或者说也是对青年蔡尚思的一点学术忠告。
“往来书信”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必读史料，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的繁荣，即指出当时学者在书信往来中讨论学术是一个习惯，在现代大学和职业研究机关出现前，这是学术交流的基本方式。现代学术制度形成以后，学者间的书信交流为报章杂志及相关的学术会议取代，依赖书信交流学术的方式基本式微了，但在胡适、陈垣、陈寅恪他们那一辈学者中，这个方式还基本保留，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喜读“往来书信”的原因。中国现代学者间的往来书信，现在比较普及的就是胡适的往来书信和陈垣的往来书信了。一般来说，重要学者本人的书信，我们还不难见到，而普通学者的书信，完整见到相对不易，就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某一问题，集中见到相关书信往来，只能在“往来书信集”中看到，所以“往来书信集”以后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史料文献形式，因为同样的书信，如果分别独立出现在各个学者的文集中与同时出现在“往来书信”集中有不同的学术史意义，它反映的学者间的情感和对某一事务的判断可能更丰富，也更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往来书信集”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好材料，《陈垣来往书信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价值也就自不待言了。
蔡尚思的学术经历，在中国现代学术上是非常独特的，和他同辈的学者，基本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而蔡尚思则是自由求学，没有受过现代大学的完整教育，但却较早回到了现代大学中，他二十多岁就做大学教授，可见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自由学术风气。蔡尚思早年向陈垣求学，陈垣也非常赏识他。但蔡尚思一生的学术道路，却和陈垣不同，陈垣完全是“专精”的路子，而蔡尚思后来的学术却慢慢走向思想史、文化史一路。对这种学术走向，陈垣当年是很不以为然的。1933年6月，辅仁大学史学系缺中国断代史方面的教员，陈垣想起了远在南方的蔡尚思，想让他来辅仁教书。陈垣可能是感觉到了蔡尚思的治学方向有往思想史、文化史方面发展的苗头，所以在给蔡尚思的信中顺便谈到了治学方向问题。陈垣说：“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集》第383页）
蔡尚思显然没有接受陈垣的意见，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作了辨解。陈垣在同年稍后给蔡尚思的另一信中说：“关于治学问题，前函不过偶而论及，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且仆所反对者，系‘空泛弘廓’之理论，未尝反对‘博’，更未尝反对‘无博之精’也。来示先博后精之论，仆岂敢有异同。”陈垣在过去给蔡尚思的信中也曾说过：“吾之念念不忘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绝之词源也。”
“先博后精”，现在也常被认为是“专精”的前提，其实这也是一句空话。我们只见“博而不精”，很少见“先博后精”，其实“专精”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博”上，哪有无“博”的“专精”？
1949年后，陈垣和蔡尚思都留在了中国大陆，蔡尚思没有走陈垣的治学方向，越来越往思想、哲学一路发展，虽然也是一代学术的代表性人物，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他的影响可能远不及陈垣。观察中国现代学术史，凡走“专精”一路的学者，多数留下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个特点在1949年后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明显，凡走思想、哲学一路的学者，比如杨荣国、胡绳、陈伯达、关锋等，都不幸被陈垣早年言中：“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然而“三五年间即归消灭。”这不仅是学术经验，更可认为是人生智慧。
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方面。所谓“专精”，其实还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的“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窄而深”的判断中包含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把握。傅斯年著《战国子家叙论》，开篇讲“哲学是语言的副产品”时，即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近化的语言，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求接近逻辑的要求。他提出汉语“是一个实是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文法上既没有那么多的无意识，名词上又没有那么多的玄虚，则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发生是很自然的了。（《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253页》
傅斯年的意思是说，凡能想清楚的东西，汉语就能表达清楚，凡“玄虚”的空论，多数是原本就没有想清楚。
傅斯年的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早期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工作以及网罗的人才，基本是以“窄而深”为原则的。这个传统体现在具体方法上，即是傅斯年所强调的“史学即是史料学”，就是“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1页）也是胡适经常说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不愿治经学，而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页）他提到的“解释有所限制”其实就是反对玄虚、空论。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所写发刊词中也强调：“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
周传儒后来总结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第1页）。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兴起并最终一度成为史学主流，成为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方向，有大时代的原因，但也有学术自身的问题。“窄而深”的研究，以史料发现和积累为基本原则，在学术自身来讲，确有相当艰辛，很难空论，而思想理论，常常可以信口开河。当年胡适批评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判断为他对这种史学方法的警惕。胡适在1936年7月18日的日记中说：“读冀朝鼎的‘KeyEconomicAreainChineseHistory’，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也幼稚的可笑。”
胡适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了他一生思想中的某种直觉，这种直觉看似针对学术研究方法，更是对一种抽象思维方式的警觉。陈垣、陈寅恪、傅斯年他们也有这种敏感，他们重史料，走“专精”的路，绝对不是个人简单的学术习惯，而是自觉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