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一项活动，陈若曦于2011年4月18日至24日应邀访问澳大利亚，本文为此访问而作，完成于她到达悉尼之日。全文得到她亲自审阅校正，特此感谢。
《尹县长》：“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被判决后，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架走……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
这是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的尾声。这篇作品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冤死者名叫尹飞龙，原型为一位雷姓人物，经历几乎末作改动。他是在国共内战中率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为共产党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时只是个小小的挂名的县长。这也罢了，他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
这篇作品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号（107期）。当时，陈若曦和他的夫婿段世尧刚离开中国大陆不久，暂住在香港。她回想起在大陆七年生活（北京两年，南京五年），不胜感慨。她开始写〈尹县长〉，而这竟然成了她文学创作中断十二年的再出发。此作发表后，她就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有〈耿尔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户口〉、〈任秀兰〉等篇什陆续发表，后集结成《尹县长》一书，于1976年3月在台湾出版，至1979年4月，三年间竟印刷了二十一版。1976年至1978年，陈若曦又在加拿大写作在台湾发表了〈老人〉等七个短篇小说，1978年4月，以《老人》为书名也结集出版了。此外陈若曦还写了长篇小说《归》以及其它一些作品。陈若曦这段创作可看为她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陈若曦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的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这一点，笔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在纽西兰奥克兰大学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也作了说明。论文题目为《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它的第二章是论述中国大陆文坛关于“伤痕文学”的经年不断的论争，其导言的注释指出：陈若曦于1974至1976年在香港发表的“文革”小说，标志“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伤痕文学”的诞生。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还是非常封闭，文学批评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陈若曦在香港发表的作品，即使知道了也不敢评论，都把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篇短篇小说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能够发表，多亏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讲了“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样一句话，最终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小说栏的头条位置。〈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栏上，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但要正式发表却命途多舛，周转于《文汇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好几个月，连发表过〈班主任〉的《人民文学》也不敢发表。庆幸的是，《文汇报》最后同意采用，1978年8月11日，〈伤痕〉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不管怎样，从时间来说，这两篇作品都比陈若曦的《尹县长》里的篇什特别是其首篇〈尹县长〉晚了好几年。
炼狱：没有在中国大陆的七年，就没有后来的陈若曦
就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来说，卢新华和刘心武能够率先于整个中国大陆文坛，写出〈伤痕〉和〈班主任〉，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局限环境局限，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浑身都被打上伤痕。就说〈伤痕〉吧，根据披露的资料，卢新华这位刚考上大学的小青年，为了求得发表，不得不按领导意图对稿子作修改，而修改意见竟有十六条之多。比如，小说一开头说除夕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也不行，说是有“影射”之嫌，要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还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遵嘱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在小说中一直关心主人公王晓华的“大伯大娘”，要改成“贫下中农”。小说的结尾，被认为太压抑，需要点亮色，于是最后一句改成了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至于〈班主任〉，当时比较敏锐先进的文学批评家如陈思和就指出，刘心武害怕他的作品被戴上“暴露黑暗”的帽子（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御制的可毁人一生帽子），尽量掩盖他的“解剖刀”，有意让他的人物“安全可靠”。时隔二十八年之后，刘心武在他的《心灵体操》一书中说：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于写了个谢慧敏，作为一种诉求的载体，她的存在非同小可，但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她的文学形象却极为苍白。刘心武还无可奈何地说，〈班主任〉遮蔽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创作成就，成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病。他对自己这部作品毫无兴趣，懒得再说。刘心武这个意思，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流露出来。
即使这样，卢新华和刘心武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各种攻击源源不断，整个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关于“社会主义悲剧”的大辩论，直到1984年末1985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伤痕文学”才得到官方正式的认可。
这样一比照，陈若曦的确“有福”——她在香港可以享受完全自由的另外一种写作和发表作品的环境。
说她“有福”，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陈若曦和段世尧自离开台湾在美国求学，多年来可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狂热崇拜者。陈若曦仔细读完《毛泽东选集》四卷后，觉得很能接受。而段世尧在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毛主席诗词》，每晚睡前必定摇头晃脑地朗诵两首，念得津津有味。他们坚决要回中国大陆工作，实现多年追求的美好梦想。1966年10月18日，他们终于从巴黎转折飞到上海，回到祖国怀抱。当时，“文革”的种种悲剧无日不在发生，民众已处在痛苦与恐惧的深渊之中，但他们两个，正可谓不见棺材不流泪，虽然在巴黎时已从报上得知老舍被政治迫害而投湖自尽，但居然能够不为所动。就这样，他们在大陆生活了七年，刚好经历了“文革”的疯狂、残酷和荒诞。最后，他们觉得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于1973年11月16日，带着两个出生不久的儿子黯然离开了原要满腔热情来报效的祖国。陈若曦这七年可以说是受罪，但作为一个作家，这又是炼狱，是达至思想升华的一种特别方式，犹如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成金睛火眼。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七年，就没有后来的陈若曦。
因为经过炼狱，陈若曦能够顽强不屈地坚持她以巨大的代价而获得的信念。〈尹县长〉等作品问世后，反响很大，赞美与诽谤并起，劝告与引诱齐来。特别因为她回归大陆复又出走，再写小说“揭大陆的短处”，这给一些左派人士很大打击，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他们施加压力，要陈若曦“不忘祖国”“不当汉奸”。段世尧也劝她说要写就写些风花雪月一类的东西，甚至威胁说如果她再写下去就分手。陈若曦连这也不怕，准备到加拿大后便离婚。幸好到加之后，段世尧的观点也改变了，特别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陈若曦写作了。
陈若曦的信念是：“正因为我太爱中国，看到她的缺点，我就要把它写出来，希望得到改正。”她完全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而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青史留名的优秀作家应有的基本见识基本立场。
深邃的思想与高明的艺术表达：选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尹县长》
陈若曦能够生发出她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当然也因为她有很不错的文学修养，能够以精确的艺术手法驾驭她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陈若曦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已尽显创作才能，并和白先勇等几位级友创办和编辑《现代文学》。她那时先后发表〈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收魂〉、〈乔琪〉、〈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短篇小说。在大多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她的民族情结，以及对贫苦弱者的同情和人生的渴望，精心包装在西方现代派的抽象和晦涩里，带着一种激动的情绪宣泄。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手法正在台湾流行，陈若曦也深受影响。
可是，到了《尹县长》集中的篇什，陈若曦的小说风格完全改变了，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主义，使用近乎完全客观的角度，基调是冷漠内敛，在一种沉潜的状态下，小说里的人物自己在思考乱世中的人生得失生命价值。
陈若曦这样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正是她高明之处。
例如，〈尹县长〉运用不动声色的回忆来编织故事的架构，而且特意安排一个没有立场的“我”，以让所述之事更合理和真实。这令叶维廉拍案叫绝，禁不住说：“这篇小说最独特的地方是叙述者的身份与立场的不确定。”其它几篇也是处理得极其冷静理性节制，欲语还休，点到为止，所有讥讽、怨怼都拐了好几个弯，但这样一来，正好营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正好让读者自己充分去感受去判断故事里的人物那种压抑的情感扭曲的心态。
也许因为陈若曦既生活其中但又是一个“外来者”，她对当时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细节非常敏感。在〈晶晶的生日〉里，晶晶的妈妈在听闻喊反动口号的不是自家的小孩时，竟是松了一口气；里面还有向四岁大的小孩逼供的叫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在〈查户口〉里，邻居们彼此窥探监视，深怕被对方揪住可以上纲上线的辫子。〈任秀兰〉中的任秀兰跳到粪坑自杀，形状极其恶心可怖，人们并不以为意，死后还要追加批判。〈值夜〉和〈尹县长〉中主要叙述者都是冷眼旁观。在〈耿尔在北京〉里，耿尔只在回忆中过活，种种细节活现了他的心灰意懒、早衰麻木、凡事毫不关心的冷漠。这些细节编织出文革中那些极其扭曲的心灵。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正如许多论者都发现，在《尹县长》小说集里，故事高潮几乎都发生在夜晚——夜色深沉，人物的思维和活动，都笼罩在一种浓重的压抑和悲凉中。这样烘托出故事发展的情节氛围，和整个凄冷色调极其相配，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笔者敢说陈若曦写《尹县长》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篇什对一个“伟大”的领袖所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完全否定的巨大的颠覆意义。也没有必要。她要反映人生，而不是宣讲个人的政治主张。她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她知道她不必大动肝火而只要以平实的手法写出真实就足够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其实都没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尹县长和他的雷姓原型的遭遇几乎一样，任秀兰连名字也没有改。其实，陈若曦的冷漠内敛的写实，是另一种更深层的控诉。这比过后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诉诸以大悲大喜的“伤痕文学”作品，显然更具艺术感力更震摄人心。正如白先勇说：“若曦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以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及写实的技巧，将‘文革’悲惨恐怖的经验，提炼升华，化成了艺术。《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导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
1999年6月，陈若曦的《尹县长》光荣地被《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的一部。
作家与社会担当：作为“政治动物”的陈若曦
陈若曦当年和夫婿毅然投身到“文革”恶浪滔天的中国大陆，后又以亲身经历写出《尹县长》《老人》等“文革”系列小说，显示出她和政治的不解之缘。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又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陈若曦也自认是“政治动物”，她在其长篇小说《远见》的〈自序〉中就是这么说的。当然，她不是一个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她是一位既希望避免大恶又追求至善的“政治动物”，把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苦难，化解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人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都视作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义，也成了自己以具体行动追求的目标。
陈若曦为“美丽岛事件”领头签名致函时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并亲自从美国返台求见蒋先生陈述台湾旅美知识分子的共同政见，就是其中一次为世瞩目的行动。2006年4月，笔者在台北“总统府”见到陈列的这封日期为民国69年（1980年）元月5日的信件，不禁为之肃然起敬。
本来，在1978年，陈若曦的《尹县长》获吴三连文艺奖后就被邀请返台领奖，但她怕见到她认定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只好忍痛拒绝。1979年12月，高雄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丽岛事件”，在美国的台湾知识分子群情激动，决意出手相救。但当时什么人可以把一封信或一个讯息带到蒋经国那里？只有一个人，就是陈若曦。他们觉得，陈若曦的背景充满社会主义色彩，两个人的经历有一点像。当时蒋经国还推荐每个人都应该要看陈若曦的《尹县长》这本书。所以大家认为，如果陈若曦返台，蒋经国一定会召见，这样陈若曦便可以直接向他表达海外华人的关切。于是，陈若曦同意代表台湾旅美知识分子回台伸张正义。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她发动美国知名华人共署一封陈情信，结果这封信得到二十七人签署，包括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系国、于梨华、庄因……等人。蒋经国在和陈若曦见面时，开始只提《尹县长》一书，陈便很不客气地岔到“美丽岛事件”，把陈情信交给蒋，明白地对他说，事件是未暴先镇、镇而后暴，现在人心惶惶，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军法审判，不要扩大打击面。陈若曦甚至像警告地说，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几天之后，在第二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陈若曦，他很重视这封陈情信，以及陈等人的海外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
陈若曦返美时，著名学者沈君山博士一路作陪，头一件事便是告诉陈若曦，在她和蒋经国见面时，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当场和事后如何愤怒。蒋彦士说，“陈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总统要用人格来保证自己说的话！” 蒋彦士这句话也证明了陈若曦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不负众望。
“美丽岛事件”为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台湾政府起先非常严厉，大肆逮捕和审判许多重要民主人士，甚至一度以叛乱罪问死，最后逼于压力皆以徒刑论处。事件的处理虽然在陈若曦等人看来还是非常不当，但是这竟然也成了台湾政局发展变化的契机。自此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台湾政府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逐渐放弃一党专政的路线，乃至于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社会因而得以成功转型。这一切当然首先得益于蒋经国了不起的政治家的眼光与胸怀，以及台湾民众多年来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作的奋斗与牺牲，其中也有像陈若曦这样敢于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贡献。
很有意思的是，陈若曦的《尹县长》《老人》那些“文革”系列小说，也受到胡耀邦的注意。1985年，贵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特别邀请陈若曦来看看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面貌，于是陈若曦以“加拿大籍华人作家”的身份重访中国大陆。是年4月30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陈若曦。胡总书记称赞陈若曦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欢迎她回来参观访问，希望以后还经常回来，加深相互了解。他们还谈论台湾和大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此后，陈若曦为台海两岸交流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陈若曦回忆说，胡耀邦是个很热情、很真诚的人，滔滔不绝。原本安排会见半个小时，但最后谈了一个多钟头。可惜胡耀邦这位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不久之后即在1987年初却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台，两年之后逝世并引发了“六四”这个惊天动地到现在还未能解结的大事件。
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从《尹县长》到《慧心莲》
当然，作为一名作家，陈若曦主要是以其作品关怀社会，关怀人生。
1979年，陈若曦由加拿大迁居美国旧金山，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城里城外》（1981）、《贵州女人》（1989）和《走出细雨濛濛》（1993）；长篇《突围》（1983）、《远见》（1984）、《二胡》（1985）及《纸婚》（1986）；散文集《文革杂忆》（1979）、《生活随笔》（1981）、《无聊才读书》（1983）、《天然生出的花枝》（1987）、《草原行》（1988）、《西藏行》（1989）、《青藏高原的》（1989）、《柏克莱传真》（1993）及《柏克莱邮简》（1993）等。
这个时期，陈若曦的写作在题材上告别了“文革”小说，而以美国华人社会和两岸三地的人情世故为题材。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作者）认为，她这个时期创作的“海外华人小说”，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突围》、《远见》和《纸婚》，与第二阶段的作品相比，它们在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程度及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拓出了新意，取得了新的成就，标志她的美学风格臻于成熟。赵联在谈陈若曦这些包括《突围》、《远见》的小说的美学风格时指出，陈若曦敏感的政治嗅觉和勇于涉笔社会问题的思想特质，决定了她的文学创作选取题材和提炼主题的特点，而这种选材、立意的特点，又强化了她的小说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为底蕴的悲剧性效果，从而奠定了冷峻沉郁的风格基础。
1995年，陈若曦返台定居。其后直到今天，她的创作又发生一个主要的变化。她对小说这种原来她最喜欢写作的文学体裁，兴趣大大减弱了，而对“短平快”的专栏写作情有独钟。她认为现今社会变化太快，以小说反映现实实在太不及时也太无力了，而且读者人数不多，远不如专栏文章有大量的读者群。她现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一定要创作鸿篇巨制作为传世之作才有价值；她要以专栏短文，与眼前现实息息相关，以“叩应”的方式与读者进行互动——她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论者都觉得，这倒颇有点像鲁迅当年写杂文的味道。
不过，陈若曦在世纪之交还是出版了一些小说。短篇小说集有：《女儿的家》（1998）、《清水婶回家》（1999）、《完美丈夫的秘密》（2000）等；长篇小说有《慧心莲》（2000）和《重返桃花源》（2001）。
这些小说都以反映台湾社会的妇女问题为主。代表陈若曦后期的小说特色的《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是两部佛教小说，同时表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其实，陈若曦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极其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论者如丁敏在其〈陈若曦佛教小说中女性形象与主题意识〉一文中就指出，把陈若曦只当成一个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是不够的，她同时也是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诚如有学者指出她的小说向来亦步亦趋地随着她所身处的现实政治社会局面而发展，反映出身处每一个阶段的各种人物正在酝酿或已展现的生命型态，她的女性意识也不例外，贯穿着以她个人生命历程、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分作的四个创作时期。例如在她的“海外华人小说”中，虽然出现各种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物，但这其中对女人主体性的省思仍是一个主要的关怀点。尽管小说涉及各式题材如离婚、外遇、婆媳之争，以及单亲家庭，乍看似乎不脱八十年代妇女问题范畴，但陈若曦涉及到新旧价值间的挣扎，一再指向女人主体性的省思，通过破碎婚姻或不美好的爱情，完成女性的成长、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独立自主。钱虹教授早在1995年就指出，从1957年的〈灰眼黑猫〉到1995年的〈第三者〉，陈若曦探讨女性命运写了数十篇短篇小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六年，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经历了从“不幸的夏娃”、到“落难的尤物”、再到“自在的女人”这样三个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女性心理的变化阶段。至于2000年出版的《慧心莲》这部主要探讨佛教与女性关系的长篇小说，更充分表现了陈若曦的“女性意识”——一种寻求宗教解脱的的女性意识。作品以杜美慧、杜美心姊妹，和他们的母亲杜阿春，以及杜美慧的女儿王慧莲四位女性主角，展开她们祖女孙、老中青三代的心路历程及她们和佛教相关的生命故事。这里显然有相当深刻的困惑需要解答：“她”为何要走入佛门？出家是否为女性的生命出口？小说揭示：四位女性互相扶持，在人生路上各自走過坎坷破碎的愛情、婚姻之路，而終在佛教的修行路上，共同開出慧心蓮。
陈若曦最近说，她自1995年返台定居以来，一直关心环保和妇女问题，也关注和研究佛教，因此写了《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两部佛教小说。她不无欣喜地说，“《尹县长》和《慧心莲》前后获中山文艺奖，我是该奖唯一的两次获奖者，恰巧我自己也偏爱它们。”
笔者认为，《尹县长》和《慧心莲》分别是陈若曦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共同参与构建她的文学世界。
坚持理想无怨无悔：陈若曦从寻找到打造她的桃花源
2006年3月，在澳门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笔者和陈若曦见面时获赠她一部《打造桃花源》的随笔集。这本书是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三老四壮”专栏和《自由时报》“大岛小调”专栏文章的结集。内容广泛，大到国家大事、国际时政，小到保健养生书法等等，其中有关宗教和环保的文章占了较多篇章。文章写得简洁明快，直抒胸臆，一针见血，读起来痛快淋漓。
2008年，刚满七十岁的陈若曦，出版了首部自传《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岁月如流水一般逝去，数十年往事仍然历历在目。陈若曦既平和质朴，又坦诚直率，目光犀利，文笔泼辣，敢怒敢言，仗义执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她的笔下，没有沉湎、耽溺或长吁短叹，大半生一幕幕跃上纸页，节奏明快，情节清晰。这是一部深入了解陈若曦的重要著作。
而最新一部随笔集是本月（2011年4月）继自传《坚持•无悔》后的《我乡与她乡》。在此书中，陈若曦再一次表明，她的创作“是在反映那一刻的社会现实”。“要我关起门来写一些脱离现实的故事，非我所愿，也非常不喜欢。”她这部作品，一如以往，充满现实色彩和感时忧民的情怀，言之有物，切中问题核心，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陈若曦似乎在为她的大半生作总结了。最近这些年她一再谈论“桃花源”。
“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是陶潜在他的名篇〈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桃花源入口处。在真实世上，不要说桃花源，就是寻找这个桃花源的入口处，也非易事。
陈若曦穷她大半生，就一直在苦苦寻找她的桃花源。
本名陈秀美的陈若曦，1938年出生于台北，小时候在乡下，家里来往的亲友不是务工便是务农，朴实无华。那时台湾流行一句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自己因为家贫，原本不打算出国留学。但她看到雷震被捕，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也受二十四小时监控，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为了体验自由世界，结果在一位前美国在台新闻处长的推荐下，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念书。陈若曦念美国文学，原本计划学成归国在台大开课，但学成后却做了一个震惊朋友的行动——和第一任丈夫段世尧到了“文革”恶浪滔天的中国大陆。结果，七年之后，原先对社会主义的期待只好以幻灭告终。1995年闰八月（某预言说台湾有难甚嚣尘上的时候），在加拿大和美国飘泊了二十年之后，已经五十七岁的陈若曦，又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重大决定——回归台湾，报效家乡，以圆渴望已久的返乡梦。她寻寻觅觅了一个甲子，绕了大半个地球，还是“九九归一”，回到了原始地点。她终于这样说：“此时方悟世上没有现成的桃花源，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而它的原型就是自己的家乡”。
陈若曦这大半生与政治牵扯，连婚姻都彷佛中了政治魔咒，其实她父亲很早就告诫她“不要碰政治”，她却完全反其言而行之，或者是要避也避不开，这是很奇特的事。
陈若曦留美时认识的第一任丈夫段世尧狂热信仰毛泽东，碰上对社会主义也怀抱幻想的陈若曦，于是两人政治志趣相投携手共赴中国大陆。三十年过去，到1995年，她兴冲冲回归台湾，然而老段却无法适应台湾的政治气氛与生活条件，最后，一对三十多年的夫妻终于分手。这是1998年秋天的事，离婚手续还是做律师的儿子办的！第二任丈夫是陈若曦在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陈明和，一听到陈离了婚，马上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来看她。他们拍拖一年多以后，在2001年8月办理了结婚登记。不料两任丈夫刚好站在政治光谱的两端。第二任丈夫主张台湾独立，陈若曦则觉得不台独，台湾人会安全幸福得多，两人愈吵愈凶，结果两年之后又走上离婚一途。为了政治理念两次离婚，陈若曦的确创下台湾纪录了！
陈若曦的宗教信仰变化，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她小时候家里信佛教，自己在中学时代却跑去听“基督福音”，在浸信会接受洗礼。她十三岁时花三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但心里有很多疑问，和牧师又难以沟通，逐渐信心减弱，对基督耶稣失去了信仰。她在大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无神论者。七年之后，她离开大陆时，身心俱疲，但觉浮生若梦。被问到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时，她回答是：“像一种宗教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仰。”陈若曦在“文革”中，幸而是回归的台籍海外学人，并未受到更惨烈的遭遇，但已够刻骨铭心了。她深有体会地说，“蒋介石时代的白色恐怖是很可怕，若与文革比较，则小巫见大巫。”1976年，陈若曦隔了十二年之后与白先勇相聚，有一天下午，在海滨聊天，陈若曦突然提到佛家哲学，有一切皆空的感觉。她黯然道：“我现在才了悟，佛家的大慈大悲，实在是很有道理的。”（见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她需要安抚心灵，很快又萌生了宗教信仰，再到美国后又开始上教堂，后来又开始想到佛教。她在八十年代曾两度去青藏高原，想探究“原始佛教”，但许多问题仍迷惑难解。她一直想着“什么宗教适合我呢？”以前是上帝选她，现在是她选上帝。回到台湾后，很多事情她都看淡看破，发觉提倡关怀社会、很现代化的“人间佛教”，符合她“先入世再出世”的想法。她提倡“宗教融合”，希望各种宗教不要太分界线，大家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最近这些年，陈若曦对基督教的信仰又重新燃起了兴趣，显然又回归了当年受洗的信念。晚年的她，在基督教的“博爱”中获得心灵的安息，堪称殊途同归。把她定位为一个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确很恰当。
陈若曦这个寻寻觅觅的大半生，生命足迹和生活内容色彩斑斓，潮起潮落，几度改变，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她最大的人生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她自己说的两个词：“坚持”与“无悔”。她因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所以无怨无悔。
她这大半生就是禀着知识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她知道她应该发扬中国文人的传统，不是只能坐而言，应该起而行。她指出，而且以自己的大半生证明了：知识分子就是天生可以关心时事，批评政治，拥抱社会；知识分子没有退休的权力，永远关怀这个社会爱自己生长的土地。这是她恒久不变的精神。
2005年3月，陈若曦为新版《尹县长》写下一个自序，其中说了如下这些话，证明她的社会责任感她的知识分子良知永不泯灭：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转眼将满四十年。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这场几乎革掉中华文化的政治运动，可能记忆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无论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为忽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悲剧可能一演再演。《尹县长》写作不够完美，却是那个荒谬、动乱时代的见证。读者若能从中有所体会，譬如一个民族不追求民主进步并自我反省的话，会有集体疯狂而堕落、沦亡之虞，作者将会感恩戴德，不虚此生矣。”
读了这一段话，笔者不禁觉得，我们每一个华人作家，都应该像陈若曦一样，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禀着知识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参与民族反思，推动民族进步；都应该像陈若曦一样感悟到：桃花源就在脚下，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