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1951年秋冬之际发起了一场对知识分子（主要涵盖面为原国统区内的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新的执政党认为，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地主及小资产阶级，这种“剥削阶级”的出身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思想言行上留下烙印，所以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

早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文件下发以前，就有许多知识分子主动表态，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适应新时代，为新中国和人民服务。冯友兰在1949年10月致毛泽东的信中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现在自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2]。朱光潜在1949年11月就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于成为一个无用的人”[3]。

等到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之时，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之类的文章便俯首皆是了。正式的思想改造通过开会方式进行，又称“洗澡”，小者数十人，大者数千人。被改造者先准备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在大会上宣读，接受群众批评，群众不满意，还得重新准备，直到过关为止。如此情况之下，只有把自己批判得一塌糊涂，声泪俱下，才能打动群众，使群众满意。数年后在“大鸣大放”之时，北京大学傅鹰教授曾对“洗澡”大会的氛围作了生动描述：“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4]。”

事后，知识分子们对这种群众运动的确是心存余悸，但为什么当时他们对此又是普遍沉默，直到“大鸣大放”的政策出台才敢放声抱怨？自古以来文人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气节，且在民国时代，教授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楷模，受众人景仰，现在却要他们“脱裤子，打屁股，割尾巴”，在全国人民面前集体自辱，又何以忍受？

难道他们已经不再是追求民主、为民请命的勇敢斗士了吗？公开辱骂蒋介石的豪迈慨然之气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殆尽了？这似乎不太可能，那又是什么使他们沉默如斯呢？简单一个政治高压显然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那他们是真的愿意接受思想改造么？的确有情真意切者如金岳霖，在八十年代写回忆文字时还责备自己“我又躺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窝里去了”[5]。当然，在运动中也有对此颇有微言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将思想改造比喻成“如耍猴戏，猴但畏场下幕后之鞭笞而已”[6]。

但如果是真心实意，那又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曾经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会接受在后人看来如此荒谬的要求，甚至是主动写文章进行自我反省？

本文即主要在于从这些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在逻辑中找出原因所在。而考察这些疑问是弄懂知识分子在新中国以后集体批判性为什么会丧失的开始，更是我们在未来前行路上必须吸取的教训。

二、正文

（一）、知识分子在大陆易手之际的打算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穷苦积弱，战祸不断，民不聊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凌辱，在有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传统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头，一直缠绕着这样的梦想：如何让“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并使祖国走向独立与繁荣。这个理想可以压倒一切，甚至是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即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

1949年前后，中国局势突变，大陆正处易手之际，对祖国充满如对母亲般挚爱的知识分子能有多少人愿意别离故土远扬他方！于国民党，他们已失望至极，储安平丢给国民党的评价是“一场烂污”、“一团糟”，毫不掩饰他对国民党的愤慨[7]。对当权者的绝望总难免对后来者报有些许期待，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8]的想法而留了下来，更有大批知识分子在1949年底在“建设祖国”的伟大号召下自海外经香港竞相归国。

也有比较悲观者如吴宓，从留下来之始便已决定主动将自己边缘化，“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9]。”将自己边缘化的吴宓打算闭门做学术研究，了此残生。

但选择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们大多还是怀着乐观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社会。费孝通没有乘飞机离开北平，他选择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他对当时在华访问的美国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还要批评共产党——在他觉得有必要提出批评的时候”[10]。但很快他就表示要“低头”，在1949年6月给RobertRedfield的夫人MargaretRedfield的信中说“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11]。

要“低头”，重“当学生”，接受“再教育”的费孝通怎能进行他的批评，那又是什么使他愿意“低头”呢？当时也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如此，知识分子普遍表示要向“人民认罪”，批判昨日之非，改造今日之我。是什么导致他们产生这样巨大的转变？

（二）、知识分子最初主动的表态

在思想改造运动正式的文件下达以前，的确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忏悔，向共产党表态，赶紧站到人民队伍中来。其中有政治压力，但强迫的成分并不大，多以知识分子们主动表态为主。有人会以为知识分子这种表态是“政治投机”，的确，不可否认某些人有投机之心，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真心诚意的自我批判与否定还是占了很多，那又是什么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呢？

费孝通1949年被中共邀请作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之行，在路上的一个深夜里，他看见迎面而来的老乡们没有枪兵看押点着灯笼赶着一队粮车，他从未见过如此景象，他感受到这些人的内心都有个“一致的目标：革命”，这种“内在自发的一致性”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因为他感受到了人民这个无比强大的力量，中国就是依靠这个力量赶走了拥有飞机大炮的敌人，将来还要靠这力量来建设新中国,并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缺乏信心，其实只是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无能罢了”，所以“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12]？

原来是他看见了内在的自发的集体的强大且浑厚的群众力量，这种显现出来的“大我”从未感受过，“小我”的他为这种力量所鼓舞、感动，他为祖国有这种力量而骄傲，更察觉到了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的渺小，多么不堪一击，祖国就是被这种力量所解放的，他能不低头吗？就在这一刹那，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开始在他心里发酵。

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长文，题目即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他看见了三年来中国的大转变，人心起了很大变化，他表示了自己的真心臣服：“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往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脚，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13]。

梁漱溟行事，“必本于自己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他一直不认为武力能解决中国问题，但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不得不信，很自然的就在给林伯渠的信中说“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14]。当梁漱溟看见共产党的做法实现了“大我”的解放时，倏然间发觉自己的那套原来一无是处，便立刻抛弃他原来的主张，转而奉中共的意识形态为真理，再说，为了“大我”国家前途的辉煌，抛弃“小我”个人的见解又有何妨，更何况这套主张的确是没有产生实效，于是他的转变便成水到渠成之势。

储安平在民国末年办《观察》杂志，呼吁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颇有影响力，他曾经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15]。这样一个储安平却转瞬在1949年10月《观察》复刊词中表示“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并且“今天中国的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今天的中国人民，都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16]。”

从后来他很快就离开复刊的《观察》来看，储安平对于新的工作环境还是多有不适应，可以推想这时候的些许字句难免受滔滔趋势之无形压力所影响，但不能说储安平的表态完全是虚与委蛇。

其实储安平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依旧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救国的工具，储安平在他创办的自由主义言论杂志《观察》的发刊词中就阐明，“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17]。发刊词通篇都洋溢着焦虑与道德激情，而这焦虑与道德激情则来源于对国家与“人民”的至诚，他之所以追求自由主义理想都是为谋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出于对个人自由价值观的信仰。这样，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体系里，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是低于“大我”之国家与“人民”的，知识分子亦普遍认为，“小我”之自由得服从“大我”，所以建国初其表态还是有衷心流露的成分。

大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多渴望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他们带着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来迎接新的开始。新社会里一切又是那么的生机盎然，充满活力，社会风气清新，道德水平大增，在这样的新环境里，谁又不为之感动呢？自由知识分子在土改中看见曾经的劳苦大众都分得田地，翻身做了主人，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工作又那么积极，且平易近人，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不少知识分子理解的“民主”像李公朴所理解的那样是“人民大众共同意志的实现”[18]，在知识分子眼里，当时的一切现象似乎表明中国已开始迈向民主的步伐，他们都从内心里感激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共领导，真心愿意改造自己这个“小我”，努力跟上时代，无怪乎萧乾会发出“我骄傲作毛泽东时代的北京人”的心声了[19]。

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以前，自我检讨以表态为主，当然也有人没作检讨，如吴宓等之缄默以对。等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文件下达之后，知识分子们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并且没有几人可以置身事外。

（三）、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之举措

不可否认，知识分子是有用之才，自抗日战争起，就一直是共产党团结争取的对象。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綫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就特别强调：“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在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要的政策[20]。”知识分子在国共内战时期的确为“倒蒋”出过不少力气，功不可没。建国初期，共产党在生活上也没有亏待知识分子，对他们采取了全包下来的政策，高薪以待，使他们免除了生活之忧，很多知识分子对此心存感激，死心塌地，知遇之恩溢于言表。朱光潜曾担心过共产党把他关进监狱甚至砍头，他回忆道：“我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常委，这是尽人皆知的……北京解放，我呆在北大宿舍里怀着焦急的心情坐待处理。其实，并非如此，解放后，共产党不但让我留在北京任教，而且还给我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从此我逐渐向共产党靠拢[21]。”

同时，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很多人在民国时期是民主自由的斗士，个人自由主义倾向极为严重，像储安平这类人绝不在少数，他们过去的个人自由主义习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尝言：“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22]。”所以，“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23]。

至于中共为何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主要是为了发动抗美援朝运动而清理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更重要的则是为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而清洗掉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习气、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观念[24]，于风政先生在他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已经阐释的非常详细，在此不赘。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早在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就创造出了这套思想改造的方法，既不同于中共早期的“肃反”，也不同于苏联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我们可以看出，这套方法背后的潜在涵义是认为人可以通过改造达到一个完善的思想境界，而为某个政治目标服务的，中共领袖对此自是深信不疑，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所达到的效果显而易见[25]。并且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也一直渴望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以实现国富民强的夙愿。五四运动中“精神改造论”的倾向在知识分子思想中相当浓厚[26]，林毓生对此也有相关的论述，在他的那本《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27]这个概括便包含了这层涵义。

当中共在50年代掀起对“旧社会”全面改造的同时，还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其实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的话语，与自承五四传统的知识份子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暗合的，这也是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改造的要求时很少有人对这套方法提出反对的原因之一。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启动前，由周恩来亲自示范，在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28]。周恩来的报告长达五个小时，“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惫”[29]，周恩来在报告中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屈一国总理之尊，在公众面前作检讨，解剖自己，与会者深受感动，有人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30]？”

正式启动后的思想改造运动前期还算是和风细雨，循序渐进，但在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及紧接着的“五反”结合起来后，形势就不那么乐观了，尤其是在1952年5月，中央下达〈关于在高等学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题目忽由前面的“改造”变为“批判”，思想改造运动便成疾风骤雨之势，此前主要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主动局面变为受群众批判的被动形势，且“长期的工作”转为求速效之功，强度亦随之加大[31]。

运动又主要由三个单元组成，一、动员学习；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组织清理总结[32]。形式特征便是“要求知识分子根据他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做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评，‘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是否过关”[33]。

随着中共中央政策的几番变化，知识分子们在思想改造中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但到最后，这场运动总的来说还算是凯旋而终，在建国后的历次大小运动中，这次算是非常顺利的。

（四）、知识分子在正式运动中的无奈

当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初来乍到之时，知识分子们也是相当配合，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34]，目不暇接，其他报刊见此亦开始纷纷仿效。其中自然不乏某些投机分子急于认错，以投当权者所好，也有见众人纷纷表态，大势所趋,无形中压力倍增，便胡乱模仿一通，以求早过早省心者，但仍有很大一部份知识份子是怀着真心诚意的态度。

当然,思想改造并非一件容易之事,有许多人都为改造自己而彷徨、苦恼，费孝通就因为无法改造自己而处于茫然、困顿之中，一方面“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笔刷在黑板上檫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另一方面却认为“要知识分子像农夫一样按着自然规律去耕耘真不容易”[35]。过去养成的习性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所以“顿悟”是不可能的，又看不到改造的出路而显得烦躁。幸而共产党在改造运动之初也没有操之过急，给了他们一段过渡时间。

可是后来，中共急欲完成全国之思想改造运动，便加大了强度，下面的干部又没有比较新式的办法，只有把严峻的战争时期用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方法搬过来，把群众运动的方式、一刀切的方法用于思想改造运动中。

这时候知识分子要过关，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费孝通曾写过为新中国欢呼，为民主实现心悦诚服的文章，也曾在清华的政治课堂上用马列主义观点教育别人，但这些都不是过关的资本，唯有对自己进行无情的否定、猛烈的攻击、彻底的批判才能让群众满意。当他作了两次检讨之后，看见自己的老师潘光旦连作了三次检讨都未能通过，他的思想压力便不难想象，“软弱、狼狈、悲伤、哀鸣、求饶”充斥着他的心灵，第三次检讨终于获得了通过，可是写出来的检讨文字却是沉重不堪：“我深刻反省，发现我的进步面貌只是一件外衣，外衣里面是丑恶的、肮脏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我感谢这次三反运动，把我震醒，使我反省。……我必须下决心，否定过去，……我必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6]。

一方面他在真心忏悔，渴望改造自己，融入新社会，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外在的和内在的强大压力，使他产生“软弱、狼狈、悲伤、哀鸣、求饶”的心理。已经认罪、忏悔的费孝通只能为了尽快“过关”，向更深处挖掘自己的“罪恶”。

群众运动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往往成为强有力的道德批判武器，人民大学在“三反”运动时，“校长们检查完毕，接下来就是校部各单位做检查了。想不到尹达（历史学家，时任校研部部长）很快就沉不住气了，没有和我们通气就‘贸然引火烧身’，想赶快闯关过去。结果，会场上七嘴八舌的质问，他很快就顶不住了。当一个服务员质问他，一次招待苏联专家时，他把桌上剩下的烟卷、糖果拿走自用，这是什么行为时，他当即手脚抽筋、缩倒在讲台下面[37]。”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的指责把一切问题都上升为道德问题，上纲上线，在我们这个道德极致文化的国度里，面对如此指责，实乃无话可说，只能俯首帖耳，把自己批判的一塌糊涂以求过关。你若稍有辩解，便有“不老实”，“反苏反共反人民”等凡是能想到的罪名扣到你头上，令你不知所措，除了低头认罪，别无选择。也难怪顾颉刚会发出“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得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诚也”[38]的感叹了。

一边打你“屁股”，并叫你自己“脱裤子割尾巴”，让你的精神承受难以负重的压力,同时又不对你作出惩罚，教授高薪依旧，实在受不了只能自寻短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就感到压力太大，一时想不通便跳了黄浦江（遇救）[39]。

头脑比较清醒者如吴宓，在1951年4月11日他的日记中就写道：“今则对国中所有男女老少之生活嗜好，处处干涉，事事定制，不许稍有自由，不许暂得静息，专制已极，疲苦难胜。现犹为作始之期，若法令久行，真不知众生成何相，人生是和况味[40]。”但早经将自己边缘化，选择做“中共的顺民”的他，只能决定“依样葫芦，随众敷衍，以为应世悦人、避祸全生之具而已”[41]。吴宓也并非全无原则之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学习会邀请他去作启发报告，以身示范，他当即拒绝：“……且人之性情各异，宓最畏作旧文人学者之典型，倘必用宓献身说法，宓视为奇痛大辱，只有一死而已[42]。”

后来得知当局已将他的思想改造文译成英文，对美国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使他感到“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首诗：

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资。

恋旧从新法，逢人效鬼辞。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43]。

（五）、对知识分子主动性原因的分析

从全文所叙述的几个阶段来看，我们了解了“大我”之“人民”与国家是知识分子主动检讨且心甘情愿接受改造最为关键的出发点，但从信仰国家与“人民”到否定自我，改造自我这一段过程还有着非常复杂且不容忽视的具体环节，我们还需要做更为详细的分析。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检讨文字里，大部分都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其一是“大我”之“人民”与国家上升到了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单就“人民”二字便随处可见，如马寅初强调要“从个人立场出发”变为“从人民立场出发”[44]，梁思成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始终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一切为了个人，看不见人民”[45]，陈垣庆幸自己“没有离开北京，有了向人民赎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然我就会永远作了人民的罪人，背叛人民到底了”[46]，华罗庚更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47]，如此表示“为人民服务”的话语林兰满目，表态向祖国效忠的誓言也是例不胜擧，不赘。

其二则是阶级分析法，知识分子用这套方法将自己定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层面上，再用建立在“人民”名义上的中共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标准来对自己所带有的自由倾向、轻视体力劳动、渐进改良、出人头地、亲美、超政治等思想进行审视与批判。正是凭藉了阶级分析法，知识分子才能按照中共的要求先把自己批判成“人民”的对立面，再将自己改造过来，站进“人民”的队伍里。如梁思成在1951年底作的一篇检讨文字里回忆民囯时期，朱家骅欲以“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义为蒋介石建造纪念建筑，希望他能出面设计，“那时全国已对蒋匪愤慨万分，我觉得朱匪奴颜奉承之可耻，因而感到自己清高之被沾辱，有啼笑皆非之感，便以小资产阶级虚伪的本事，婉言谢绝[48]。”这篇文章还不算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时隔数月后即1952年4月18日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9]。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在检讨里批判自己的“科学救国”、“看不起劳动人民”，并认为自己找出了“错误的根源——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50]。类似对自己的批判不胜枚举，如金岳霖的〈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51]，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蔡翘的〈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52]西北农学院园艺系主任孙华的〈批判我着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53]……

其实，“人民”与阶级分析法，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算陌生。新中国成立以前，很多知识分子便已经开始用“人民”与阶级分析法来批判国民党了。如闻一多在1945年把自己早期信奉的“国家主义”作了调整，以求同他反对的国民党政府划清界限，便提出了“人民至上”的口号，认为“国家不等于人民”[54]，当然，如果国家成了“人民”的国家则可以等同了。“人民”一词充斥在当时知识分子讨论时政的文章中，既成了最高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也是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为民请命的动力所在。

对于阶级分析法，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后，不少知识分子也是相当认同的，尤其是在国共内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时便用上了这一套方法。譬如抗战胜利后论述“中间势力”最为得力的施复亮便认为：“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和贫农利益的革命集团”，而国民党“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别是大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55]”。知识分子将自己划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建国后才有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人民”这个“大我”的信仰并非突如其来，对阶级分析法也早已熟悉。当然，还有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即是出现了“人民”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当被知识分子深深感激着的中共用“人民”的名义宣布他们的阶级成分决定了他们有“原罪”，并要求他们改造思想时，原本就因为没有参加革命，对“人民”没什么贡献而产生了愧疚感、自卑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道德上就已经丧失了抵抗力[56]。

而同时，知识份子对思想改造这套方法本身之荒谬并未加以清醒认识。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知识份子对中共进行的社会改造普遍持赞赏态度。如萧乾晚年回忆起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主动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动力便是“来自客观世界改造的参与”，他参与了不少斗争会、诉苦会，亲历土改运动，并亲眼见到对妓女、乞丐的改造，这些使他深受震动[57]。当中共进行与社会改造同步的思想改造时，矛头便对准了知识份子。而由参与社会改造所产生的对中共的感激，对人民的愧疚，以及走进人民队伍的渴望，促发了知识份子的主动接受思想改造，以为这样才能走进他们心目中多年来一直渴望的道德理想国度与社会，五四以来精神改造论的思维方式更使得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思想改造来跟上人民的步伐。但他们却没料到这种思想改造到最后是逼迫人抛弃自我与天性，与原来的社会伦理道德割离开来，强行进入由中共意识形态所从新组织起来的社会。

虽然也有人抵制思想改造，但仅是不认为自己需要改造罢了。如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崔之兰在他的检讨书里就说过：“我最痛恨共产党提知识分子改造，认为即使要改造，至多是那些同国民党鬼混过的知识分子，我的身家清白，教学胜任，怎么同那些人一概而论[58]？”周培源也在检讨文字里记下了他曾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而搞通思想”[59]。

并且知识分子早已做好了在新中国牺牲个人自由的准备，储安平明知道在新中国自由是一个有无德问题还选择留在大陆；曾经被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的萧乾也担心“回大陆做共产党的干部，前途危机四伏”，但他依然选择北上[60]；张东荪也劝告“恐怕我们在心理上应得准备自愿牺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好”[61]。因此，原本就缺乏思想抵抗力的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也就更为轻而易举。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没有有效的思想、道德资源来与之对抗，当然也就无法在知识分子中间凝聚成一股像他们过去与国民党对抗时所产生的那种精神力量，批判性的丧失亦由此开始。

综全文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如何一步一步地丧失了他们的批判性。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大我”之国家与“人民”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和归宿，一切理想主张皆是救国救民之工具，都要为这个“大我”服务。而建国后所发生的新变化在知识分子眼里，“人民”真的摆脱了悲惨的压迫，翻身做了主人，国家实实在在成了“人民”的国家。并且中共在建国之初，于社会、政治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也是符合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路綫、精神，饱受困苦的中国人对中共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同时中共高举着“一切为人民服务”旗帜，在道德上占据了制高点，对中共怀有感激心态的知识分子在道德上便丧失了曾经面对国民党时的话语权，集体失语的局面由此形成。

而就在同时，仿佛成了“人民”“代理人”的中共以“人民”的名义宣布知识分子有“原罪”，并为信仰“人民”的知识分子营造出一种愧对“人民”的“忏悔”心态，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清洗掉身上的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站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因为没有对人民革命做出贡献而产生愧疚感，且早已做好牺牲个人自由的准备，更看见了新社会的种种新气象而对中共心存感激的知识分子便接受了共产党的改造要求。同时也相信人可以通过改造进入新社会，而对思想改造的方法本身并不存疑惑，便运用起并不陌生的阶级分析法，以建立在“人民”名义上的中共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标准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

奈何与群众大会结合起来的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由“人民”组织起来的批判大会竟如滔滔洪流，道德话语权早已丧失的知识分子更是无可阻挡，尊严尽失，于是一幕又一幕的“如耍猴戏”般的闹剧便接连上演了。曾经的道德优越感瞬间崩塌，跌入深渊之中，此后更是受尽嘲讽，而由道德优越感所激发的社会批判意识也就荡然无存。

三、结语

在古代的传统社会里，士大夫也有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亦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然而“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2]。”钱穆先生对此亦有专门的论述[63]，“道”是客观的，人仅能“弘道”，而不能宣称他即是“道”的“代理人”，并且围绕着这个“道”有一整套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等准则，如“三纲五常”，一切言行都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否则便是“不道”了，这由上至下的一整套体系犹如一个宗教一样规范着人们的言行。

而自五四运动以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已不再信奉传统意义上的“道”，但自古以来士大夫对天下与百姓的忧虑情怀为近现代知识份子所继承。而他们对未来理想国家与社会的期待却不像传统士大夫心中渴望的“道统”那样明确，参杂了太多的成份，既期待一个国富民强的中国，又渴望没有压迫、腐化与黑暗，全民平等的道德理想国，还夹杂着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心仪，甚至掺有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俨然成为一种新的“道统”，但很显然无法成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及初期认清中共的标尺。

传统的“道统”观念崩溃后，知识份子把“人民”与国家提升到最高的价值层面，并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国家的强盛苦苦求索了数十年，魂牵梦绕，集结心头。当自诩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工农群众联盟）利益的共产党赢得政权，使处于底层的“人民”摆脱了贫苦、压迫的生活，国家再也不被战乱所缠绕，帝国主义长达百年的欺凌也终得解脱。知识份子心中渴望的理想国度似乎已经实现，而作为知识分子最高价值评判标准的国家与“人民”忽然之间变得不再那么“客观”了，知识分子对建立在“人民”名义基础上的中共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体系丧失了抵抗力，他们的独立人格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及至后来他们清醒过来时，悔之晚矣，知识分子的尊严早已被打翻在地，而这又为沦为“臭老九”埋好了伏笔。

陈寅恪曾经写诗嘲讽那些向中共投诚的知识分子：“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64]。陈寅恪对这些“媚时”的学人深恶痛绝，以为他们这么快就向新朝示好是“无气节”、“可耻”，把他们当成了投机取巧之人。陈寅恪并非不爱国，也“绝不反对现政权”，只是“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他并不因一姓或一党之兴衰而改变，所以他没去台湾，还应允做了新中国的政协委员，但他也不满意中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国家苏俄化的趋势，“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65]。

陈寅恪之所以能清醒看清当时所谓的思想改造之荒谬，是因为他将传统士大夫心中的“道”转化为已存在数千年的华夏民族文化，传承，守卫这种文化是陈寅恪最高的理想与追求，也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66]，如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尊奉与求实直书，书法不隐的着史传统便使得他不认同中共将国家与社会及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中共供奉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不正是他为王国维作的悼文里所说到的“俗谛之桎梏”么？所以陈寅恪不随大流，便像“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67]的吴宓那样将自己边缘化，心存浩然之气，继续坚守着承续华夏民族文化的理想。

而被他斥为“投机取巧”的知识分子却没这么幸运了。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自不用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合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68]。思想改造运动到底将多少知识分子真正改造过来，我们无从确定，但不管结果如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尊严却已尽失，此点无疑，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历史代价。

痛定思痛，我们在反思这一切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一种简单的道德评判之中。从全文所分析的思想改造过程来看，知识分子自愿接受改造的条件，其实很大部分在中共执政以前就已经具备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中共，并且知识分子身陷其中亦不自觉，当然无法推测思想改造会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等到醒悟之时，奈何为时已晚。所以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鄙薄还是对执政党的责骂，单纯地将感情倾泻而出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真正之所在，反而会导致我们不自觉地重蹈历史恶性循环的覆辙。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现今的中国，国家与人民依然是谁都可以借用来压倒一切的口号，知识份子应吸取历史教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任何看似崇高的符号面前丧失自己的独立批判精神。

[1]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147（2002年8月）。

[2]田文军：《冯友兰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227。

[3]朱光潜：《朱光潜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页200。

[4]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147（2002年8月）。

[5]刘培育：《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页62。

[6]吴宓：《吴宓日记续编Ⅰ1949-195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页35。

[7]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页19。

[8]荣毅仁：〈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3，9，8）。

[9]吴宓：《吴宓日记续编Ⅰ1949-195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页112。

[10]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页275。

[11]傅国勇：《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页159。

[12]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页276—277。

[13]梁漱溟：《梁漱溟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页139。

[1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7。

[15]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35。

[16]张新颖：《储安平文集》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页284-286。

[17]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页134。

[18]李公朴：《李公朴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977。

[19]李辉：《萧乾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页291。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751。

[21]朱光潜：《朱光潜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页218。

[22]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410。

[23]杨风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248。

[24]于风政：《改造—1947-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58-72。

[25]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384，385。

[26]彭景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神改造论及其发展趋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2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页43。

[28]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147（2002，8）。

[29]张舒屏：〈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11）。

[30]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147（2002，8）。

[31]张舒屏：〈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11）。

[32]郑惠、林蕴晖、赵火：《五十年国史纪要》，文化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71。

[33]于风政：《改造—1947-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208。

[34]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147，（2002，8）。

[35]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页298。

[36]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页314—325。

[37]李新：〈人民大学三反记〉，《百年潮》，1998年第一期。

[38]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页248。

[39]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10月版，页198。

[40]吴宓：《吴宓日记续编Ⅰ1949-195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页107。

[41]吴宓：《吴宓日记续编Ⅰ1949-195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页278—279。

[42]吴宓：《吴宓日记续编Ⅰ1949-195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页407。

[43]吴宓：《吴宓日记续编Ⅰ1949-195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页432。

[44]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思想改造文选》，第一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7。

[45]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思想改造文选》，第二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37。

[46]陈垣：〈自我检讨〉，《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26。

[47]华罗庚：〈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思想改造文选》，第一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22。

[48]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思想改造文选》，第二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37。

[49]梁思成：〈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66。

[50]周培源：〈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38—48。

[51]金岳霖：〈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49。

[52]蔡翘：〈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思想改造文选》，第五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13。

[53]孙华：〈批判我着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改造文选》，第五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29。

[54]孙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页442。

[55]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298，302，303。

[56]于风政：《改造—1947-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22-28。

[57]萧乾：《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页444-445。

[58]于风政：《改造—1947-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37。

[59]周培源：〈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52），页44。

[60]李辉：《萧乾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页279，285，287。

[61]张东荪：《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页253。

[62]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574。

[63]銭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1-18

[6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页107。

[65]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页110。

[66]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519。

[6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37。

[68]《复旦大学校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