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法国通讯社、英国广播公司等欧洲媒体相继报道了有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重新倡导网络自由的消息。此前一天，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提出，美国政府将以一种“风险投资的方式”，即投资2500万美元以撬动更多私人资本的方式，“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希拉里曾宣布，要把“毫无控制的网络进入”作为一项最高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法通社认为，希拉里已经将“网络进入”变成了“克林顿新教条”。
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中可以听出，希拉里在宣布美国国务院的决定时使用的是一种宣战式的语言。她宣称，要让压制网络活动的国家付出经济代价，并且面临像埃及和突尼斯一样的动乱威胁。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希拉里公开点名中国、古巴、伊朗、缅甸、叙利亚和越南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她说，美国政府将支持“网上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继续向处于“压制网络环境”的人民提供可以绕开网络检查的技术，继启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推特”(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之后，宣布启动中文、俄文、印度文的“推特”计划，等等。
希拉里的战书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推特”的创始人之一和主席阿列克·罗斯说：“政府对促进技术国际化的参与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个人民主论坛”(有关技术和政策的年会)的创始人安德烈·拉西耶说，希拉里对网络自由化的提升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性转型。“从20世纪的世界观转移到21世纪的现实”。支持伊朗反政府的组织欢呼这一新动向，AccessNow.org(一个帮助反政府力量把录像和信息传输到伊朗网络封锁线以外的机构)的执行主任布赖特·所罗门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它加强了改变政治议程的新技术的力量”。希拉里也认为这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转型。她说，这是美国政府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做出的关键性选择。
希拉里的上述宣示，包括2009年她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的确道出了美国外交的新方略：在美国硬实力的世界地位明显下降的时代，更多地动用软实力，巧用软实力，以达到美国的外交目的。这就是被希拉里称为“网络自由化”和跨国界“社会网络化”的方略。
其所以说美国是在“巧用”软实力，是因为美国一方面高调宣示致力于网络自由化，把握时代特点，抢占舆论道德制高点，例如美国国务院宣布资助网络技术开发项目，使公民能把他们的政府服务像餐馆服务一样贴到网上，在网上给政府打分，以促进政府透明化。另一方面又把网络自由化作为一种世俗圣战工具，如美国国务院计划向世界各地推动网络自由化的基层组织提供财政支持，作为美国绕过国家主权壁垒，在海外长期推动民主化的关键一环。在主权国家政府试图限制抗议者的网络沟通时，美国国务院的目标就是为抗议者提供绕过数码围堵，把相关录像和“推特”信息发送出去的技术。可以说，在网际领域里，美国要打一场无国界战争。
在这场“巧实力”战争中，美国目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说服力和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这种软实力的使用对外是不要边界的，提倡跨国界的自由网络进入，对内则是有界限的。比如众所周知的维基解密事件，希拉里称维基解密披露美国秘密外交电报是“偷盗行为”，高调主张网络进入自由化似乎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获取与维基解密连接的推特账号所有者的信息。甚至有美国参议员表示，应将维基解密网站认定为“恐怖组织”，美国的网络公司亚马逊停止向维基解密提供服务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竟因涉嫌在瑞典实施“性骚扰和强奸”而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全球“红色”通缉令。阿桑奇称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是“奥巴马政府对‘推特’美国顾客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权利的不可容忍的攻击”。当美国国务卿呼吁“信息自由流通”之际，可否反观一下自己对维基解密的态度？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网民3.84亿人，网站达百万之多，博客2亿多，网民每天发布博文超过400万篇，互联网普及率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尊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有充分表达观点的自由。网络议政、网络问政在中国已成为风尚。
众所周知，维护信息安全依法流动是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对于网上有违公共道德、有害世道人心的不良信息，对于捕风捉影、造谣惑众、蓄意对政府和个人污蔑谩骂的言论，对于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恶意煽动群众情绪的言论，对于宣扬腐化堕落生活方式、淫秽色情、低级下流等有害信息，都应依法管制并及时删除，这是国际通例，是各国或地区监管互联网的普遍做法。网络管理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护网络安全和网上信息安全。
希拉里的宣战促使我们全面评估21世纪我国外交面临的社会挑战。毫无疑问，我国的外交同样面临着从传统的部门外交向社会化外交的转型。新的社会化外交包括众多的交往渠道和交往主体。网络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通过网络以及其他社会渠道，讲述能够让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信服的“中国式故事”，成为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