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堂哥萧功伟于2010年2月26日在南昌逝世。心中感慨万千，总觉得一言难尽，要写一点东西纪念他。

1973年那年，我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曾请假去大西北探望在敦煌的七哥萧默（功汉），再沿着南方铁路旅行到江西，我专门到江西分宜县下车，去看望大哥萧功伟，他正下放在那里的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我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小山丘的田边小路边，见到一个穿着十分破烂的人正在放牛。那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侧过身来看到我，说“是小秦吧”，我说，“大哥，我来看你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激动地拥抱着我，满脸流泪。

在那几天里，他向我倾诉了自己的科学抱负与不幸命运。当他谈到自己对门捷列夫周期律的新见解时，正走在我前方的田间小道上，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当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只想到了这一步，再下一步刚要迈出时，却突然转弯到那条路上去了，而我却向前走到这一步，于是我发现了费米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记得那几天我们两人躺在田野边的空草地上，他说，他那里下放了不少受监督改造处分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平反，他们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但是，只要一平反，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杀，前几天这里就有一个人跳了河。（“林彪事件”后，1973年后也有过平反落实工作）我听后觉得不可理解。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不到这一天他们就不甘心，但是等到了以后，又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以肯定，那么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与别人这样畅谈过，他太需要我这个弟弟在他身边听他倾诉了，但我当时已经超假多日，再也不能不走了，他一定要我多留一天，哪怕半天也好，但我执意要走，他几乎有点哀求我了，我在前面走，他一路跟在我后面，用哭一般的声音劝我留下来，须知他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我仍然不愿意回头，现在想来，我的心也实在太硬了，这是我终生后悔的事。其实，即使再留半天也还是可以的呵。他一定在我走后难过了好多天，不得不重新适应他那个孤寂无望的环境。

他是1948年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据他说，他那一届航空系毕业生总共只有七个人，本是天之骄子。1949年到了台湾后，又得到美国史坦福大学研究生入学邀请信，却为了爱情与报国之心，想方设法一定要回来，他告诉我，他在台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结盟兄弟，当时台湾的空军总参谋长刘国运。他说，刘伯伯问他，是不是不要回大陆了，就在台湾给他找个女朋友，成个家，更何况已经得到了美国入学信，前途无限得很。但他说，他离不开大陆的家，离不开他的女友，一定要回去。这位刘将军于是设法为他与二哥萧牧弄到两张从台北直飞贵阳的机票。据他说，这是台湾到大陆的最后一架飞机，此后两天，贵阳就解放了，从此台湾与大陆两地分隔成两个世界。

没有想到回到大陆后却是一辈子的苦难，一回来，女友就与他划清界线，与他分手了，他作为有严重嫌疑者，从东北航空工厂调到江西南昌航校，后来又只能在职工业余大学教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金属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江西农村监督劳动，他从江西写给上海亲人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乐观，他的坚强意志，令人不得不钦佩。他一定要等到平反那一天，“文革”中他多次来上海再转到北京去告状，每次他来我都与他谈得很深，帮他出主意，常常通宵达旦。每次上北京告状，我都送他在上海北站上火车。

“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平反了，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还当上了江西科学院的副院长，工作没多久却发了抑郁型精神病，也许支撑他的精神的东西与生命元气已经被苦难提前耗尽了，他的病二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真正好过。

也许他给我谈到的那些平反后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应验了。人们会百思不解，当命运开始根本转折时，他为什么会倒下，也许，科学就是他的宗教，他在常人难以坚持的极度艰难岁月中能乐观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这个宗教般的目标追求支撑着他，当他意识到这个殿堂离他越来越远，他的生命支柱就断裂了。

我深信，如果他在1950年没有从台湾回大陆，也许不会受到如此多的磨难，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本可能成为一流科学家的。他有十分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有一种对科学的如痴的热爱，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充满智慧与活力，他古诗写得很好，他甚至还能背诵数以百计的唐诗。这样优秀的有真性情的人，不但中国，就是世界上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一个杰出科学家在极“左”时代的不幸命运与苦难，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值得我们活着的人与后人去品读与追念。

如果不写下这些，也许以后没有人会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却又如同宇宙中的流星一样，离得越来越远的人，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真正有追求精神的科学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