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一股强劲的拆迁风从城市刮向乡村，无数地方在农村进行大拆大建，强迫农民集中居住，通常是住进高楼。在此过程中，农民普遍遭到忽视。针对这种情况，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高层多次发出严厉警告。最近，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再度为这股政府违法经营农民土地之风刹车。

从根本上说，目前这股地方政府经营农民土地的风气，从整体上说是违法的。尽管现有土地管理法规关于城镇土地的规定不甚合理，但它至少规定了，农民对于自己土地享有所有权，这种权利在法律上与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土地的权力是同等的。因而，农村土地，惟有农民可以作为产权主体进行处理。法律允许地方政府经营城镇土地，但绝未允许地方政府经营乡村土地。国务院为农村集中居住再三刹车，不过是劝地方政府回到法律轨道而已。

如果地方政府不回到法律轨道，后果将会十分严重。这不仅意味着，乡村社会将因为土地纠纷而陷入不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文明将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对此，国务院通知已有暗示：通知提到保持农村特色和风貌，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传统建筑。

今人总会以为，文明就在城市中。这样的看法实在是非常偏颇的。现代文化、技术固然主要生长于城市，这一点，在当代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现代社会绝不只是由现代构成的。单纯的现代性不足以支持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秩序。这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却是个基本事实。现实的、稳定的现代社会，一定是古典与现代的混合。这个古典，从地域上看，通常就寄存于乡村。

如《周易·系辞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城市是阳，乡村是阴。乡村的文化当然比较滞后，但也因此，农民的气质通常是沉着而刚健质朴的。城市具有创造性，但是，人的精神也容易趋向于柔弱无力。独阴固然不成物，独阳同样不成物。听凭城、乡单独一种气质自然生长，必会造成严重的精神与社会问题，进而导致文明演进无力，乃至于退化。而两者的恰当混合，则可以互补互利，让文明既具有创造性，又异常结实饱满。

这就是大国文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是一个大国，相对于城市型国家，享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大国总是有一个深厚的乡村文明传统。它可以与城市文明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城市的现代文明固然可以创造出种种新观念、新技术，它们可以让人向上飘浮。乡村文明则似乎是拉住气球的绳子，让城市不至于虚浮无根。城市文明向上，乡村文明则向下，两个之间的张力，让人不断向上，又固定于坚实的大地。

也许可以美国为例来说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代表着两组各不相同的价值：在美国，城市人口倾向于自由主义，乡村人口倾向于保守主义；城市人口的世俗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宗教热情较低，乡村人口的宗教信仰比较虔诚；城市人口通常倾向于大政府理念，依赖政府的福利，乡村人口则因为其特殊的经营与生活形态，更相信个人对自己的幸福承担全部责任。在美国，虽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乡村文明依然维持其相当完整的形态，因而，上述两组理念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让美国社会既具有高度的现代性，又不乏古典性。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现代化绝不等于消灭农村、消灭乡村的生活方式、消灭乡村的生活形态。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当然会逐渐集中到城镇，但绝不可能全部人口集中到城镇。即便再多人口集中到城镇，也绝不妨碍乡村保持其原有的生活形态。这不仅在很多国家是一个事实，更应当成为当下中国决策层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因为，唯有保持乡村生活形态，乡村式理念、价值、生活方式才有其制度依托，才能够保持生命力，而这，对于保持生命力健全的大国文明而言，价值是无量的。

而乡村生活形态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农户的院落式居住模式。哪怕一个城镇人口，如果长期生活于这样的居住形态，也会程度不等地具有乡村人口的价值、生活方式。而这种价值和生活方式，对于日趋城市化的社会而言是珍贵的。

应当说，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都在衰败。但无论如何，乡村的基本形态还在。而伴随着人口的逆向流动，也即从城市流向乡村，乡村文明是有可能重获生机的。而现在，各地政府成片拆毁农村，强迫农民集中居住，已经延续几千年的居住形态将毁于一旦，寄存于其中的文明也必然化为废墟。如此现代化，其实是野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