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有位哲学界的朋友问我，你认为你自己的哪本书或哪几本书写得最好？我当时笑笑说，都不错啊。我这样说，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难就难在“写得好”这个提法本身是不太清楚的，它可以指文字写得好，可以指思想体系表达得清晰，也可以指研究的成果达到很高水平。而且，由于书的性质不同，评价的标准不可能是单一的，每部书需要把它放在它所属的那类性质的书中来评价。我的学术专著，如《朱子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等，在写作的时候，想象的读者是本行的专家，所以从来不把文字写得流畅优美作为追求，而是把作出本领域最好的研究作为自己的要求。我当作教材来写的书，如《宋明理学》，则把叙述简明，介绍准确，分析清楚，体系完整，表达规范作为目标，并不追求研究本身的细致和深度。而我表达自己思想文化观念的书，如《人文主义的视界》，则强调问题的澄清、批判的思考，力求在学术论辩中把自己的文化观念明确表达出来。有的书处理的历史时段长，比较容易大开大合地加以展开，叙述的理论性也比较突显，如《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有的书则因研究对象语言的限制，力求体现文本解读的功力和哲学分析的严谨，从而不可能把论述的流畅作为追求，如《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而总的来说，我确实认为我写的书在各自的领域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当然，以上的这些说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敝帚自珍式的辩解。不过，这个问题如果换个方式来问：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书？那么我会说，虽然我在朱子学研究上下的功夫最久，对我自己的朱子学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珍视，但《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在我的诸多著作中，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在这个新版后记里，我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写作，即回顾本书初版以来的各个记序，以作为叙述的方便法门。
一、
1990年5月，我为本书的初版写了后记：
盖余留意于阳明之学，亦有年矣。往者朱子二书完成之后，即欲转写阳明，窃谓非如此不足与论理学之全体也。方略着手，而忽有美洲之行，乃喜曰：“彼之开平陈先生（荣捷）与西樵杜氏（维明）者，皆治阳明之专家，又当世大儒，此请益之良机也。”及往，所携书亦惟《明儒学案》《阳明全书》二帙耳。哈佛二年，西樵子相处甚款，余所得益，非止于王学，于其传统之现代转化诸论，极深契之。中间谒开平先生，已而每承赐书论学，启示甚多，恨未能朝夕相处而亲炙之。惟时客居异乡，游历散漫，于史料故籍虽尝略事考察整顿之功，而终未能专心学问，著书尤未暇也。还家之后，始定纲例，着笔则自八八年秋。明年初，有五四纪念之风，索文颇急，用是中辍。至秋初始复写，而今春乃告成焉。今以是书付梓，其间疏遗未尽之病，岂所敢辞，而于好学深思、有得于心者，妄意其庶几焉。得失利病，惟高明君子之玄览云尔。
人民出版社欣然接受此书，哲学编辑室于出版诸事多所帮助，责任编辑王粤同志为此书之编辑加工及出版，尤付心力，谨此一并致谢之。陈来1990年5月于北京大学。
此记杂用文言，按文言的文体很多，此记的文体近于宋明人的书札体，这是因为我以往颇用功于朱子书信的编年考证，受此影响较深。
1986年春，我把研究朱熹的两本书交稿给出版社之后，开始准备研究王阳明，所以这年赴美访学的时候，只带了《明儒学案》和《阳明全书》。1987年初春的时候，在哈佛的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写了论儒家神秘主义的论文，自觉有所收获；曾寄给傅伟勋教授，承他大力肯定。这年盛夏的时候，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地方志，又写了阳明洞的考证论文；写好后先寄给陈荣捷先生，老先生回信亦颇加赞赏。这两篇论文都在1988年发表，是我作阳明哲学研究的基础。1988年回国后，便正式开始写书。1989年底基本写完，又加了两月誊写之功，这便到了1990年的3月。书稿写成后，即携带绪言和目录到人民出版社接洽。人民出版社对这一选题和书稿的接受，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编辑室的王粤女士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我一直对她心怀谢意。哲学编辑室主任田士章先生在审读意见中写了“印象颇佳”等好话，在他的支持下书出得很顺利，所以后记的原稿中也对他表示了感谢。但田先生自己把后记原稿中对他的感谢改成了对“哲学编辑室”的感谢，他的为人之谦和可敬，于此可见。本书在1991年3月出版，第二年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二等奖，对这一获奖，也应当感谢出版社和哲学编辑室。
本来我是请冯友兰先生为此书作序的，因为此书最后归结到精神境界上讲，而冯先生是最重视精神境界的。但冯先生1990年上半年总是住院，夏天平稳了一段的时候，我跟冯先生说了，老先生也答应了。当时我想先不忙，等清样来了，送老先生看两章以后再写。但老先生暑假过了又住进医院，直至冬初不起。1990年秋冬间我到医院看他时，他还说：“也没法看你的书了。”这对本书和我自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书出版时，扉页题有“敬以此书献给：冯友兰先生、陈荣捷先生”，这个献辞事先得到了两位老先生的允可。本书出版时冯先生已经在数月前去世，本书出版的三年之后陈荣捷先生亦在1994年去世，但在扉页上铭刻的对于他们的献辞，包涵着我对他们的深切感念，直到今天对于我和本书仍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二、
本书出版一年多后，1992年11月我写了“台版后记” ：
本书去春在北京出版后，反映颇佳。现在计划在台出版繁体字本，借机将此书未尽之意略为表出。
本书的研究是以《阳明全书》为基础，但全书之外尚有阳明文字未收入者。从前日本学者对此用力颇勤，杜维明教授亦曾将天理大学所藏阳明与周道通书整理发表。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在本书的最后应当有一阳明佚文的辑录。动手之初，曾就《明儒学案》辑出若干。1988年春曾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的东亚图书馆略作检查，惟因回国在即，未能继续用力。归国之后，图书借阅条件颇多不便，原计划未能完成。去年春上在日本京都大学访问，有复旦大学吴震先生在彼攻读博士，告以发现嘉靖十二年黄绾序刊的《阳明文录》，其中比《全书》所收《阳明文录》多出十三封书信。欣喜之余，即促请其撰成论文介绍，后发表于《学人》集刊第一辑。今年又承日本友人吉田公平教授、难波征男教授影印日本东北大学所藏《阳明先生遗言录》和《稽山承语》相赠，其中若干《全书》所无的材料尤可注意。对中日学者在辑录阳明佚文方面已开展的有效工作，我是十分高兴的，而我自己在阳明思想和材料的研究亦可告一段落。这不是说今后我不再研究这些问题，而是说我确实可以把重要精力从几年前的阳明学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的研究上来。
关于《遗言录》和《稽山承语》中新发现的材料，与本书所论相关者试举一二：
《遗言录》下第四十九条：“先生曰：某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筮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几至不起。乃疑圣人之道恐非吾分所及，且随时去学科举之业。既后心不自已，略要起思，旧病又发。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觉得二氏之学比之吾儒反觉径捷，遂欣然去究竟其说。后至龙场，又觉二氏之学未尽，履险处危，困心衡虑，又豁然见出这个头脑来，真是痛快，不知手舞足蹈。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天机到此也须发明出来了，此必非某之思虑所能及也。”本书尝谓弘治壬子阳明在越服丧，不可能在京师格竹，而断以为若在京师，必在其十七岁前。《遗言录》此条所载，与本书可互相发明。
《稽山承语》第二十四条：“杨文澄问：意有善恶，诚之将何稽？师曰：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本书曾拈出王龙溪语“先生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教法”，以四句教为阳明居越后经过斟酌而确立的教法。但四句教在《传习录》中仅一见，与“每提”之说有所不合，使人不能无疑。而《稽山承语》此条所录，约在丙戌年，即阳明晚年，则可证明阳明晚年确曾与诸门人提四句教，非独语钱绪山、王龙溪也。
两书所存全部材料，尚须详加讨论，此处不过提示一二，以见其价值，及与本书所论可以相发明者。
此书在台出版，友人杨祖汉教授助力最多，某某某先生慨然允印，亦难得也，在此一并致谢。陈来1992年11月20于北大蔚秀园。
本书在内地一出，反应颇好，甚至有深圳书商打电话给我询问批量购书的事宜。无论如何，在1990年代初，本书确实可以说在文化上、学术上都是比较突出的一本书，引起关注也是自然的。
但本书在台湾的命运却很无奈。由于本书刚一出版，即受学界关注，所以很快就在台湾被盗印。1992年9月我到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访问，在友人家作客时，友人拿出一家出版社的广告给我看，其中就有该社出版的《有无之境》。友人告诉我，这家出版社在台大对面，他们盗印出版的大陆学术书，都有台大的博士生为之谋划。几天过后我便去此家出版社一游，买了几本书；也买了《有无之境》，目的是作为凭据，以便日后交涉。此书盗印本的方法是影印，封面也照印人民出版社的封面，只是开本略大。如果未经作者许可，以繁体竖排排版印行，这种书对我至少还有收藏价值；但这种影印的盗版书，对我来说，除了气愤，就毫无意义了。我交完钱刚刚走出店门几步，卖书的小姐便追上来问“你是不是陈来先生？”她大概也是台大的研究生，看过《二十一世纪》杂志前一期上我的照片，“我们老板不在，您要不要进来等一等？”正说着，她的老板骑个摩托车来了。此人自知理亏，故表示影印书虽未得到我的许可，但可以正式排版出版作为补救。我和友人多方商讨后，觉得这家出版社的盗印本已经流行甚广，影响了市场，恐怕其他好的出版社也已无法接受此书在台正式出版。最后，不得已接受了对方的提议，由杨祖汉教授陪我再去，与之签约。我回北京后不久，就写了上面这个“台版后记”，寄给了杨教授。但是，数年之间，都未见出版，显然该出版社本来就没有诚意正式地予以排版印行。于是，1996年在中央研究院开会的时候，我在会场上手写了一份解除合约的信，交杨教授转给此家出版社。而这篇“台版后记”也就一直无缘和读者见面，沉睡书箧之中了。所以，这家出版社及其老板，我在这里都以某某称之，以免帮他们再作宣传。
三、
佛教在台湾蓬勃发展，台湾的佛教文化事业亦颇为兴盛，盗版书对市场的影响，我想只有佛教背景的出版社才会不为所动，而本书所论，也确与佛教有一定关系。1998年我写信给佛光出版社，联系此书的在台出版，立即得到吉广舆先生的接受，并在2000年顺利出版。2000年3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写了新的“台版自序”，回顾了此书完成十年以来我的后续工作，全文如下：
这本书1990年三月定稿誊清，并交付出版简体字本，至今已经十年。此书出版之后，颇得学界好评，不仅在阳明学方面，而且在整个宋明理学研究的领域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我深感欣慰的。而这次能在台湾印行，更是我心求已久的事，特向佛光文化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这本书写完之后的十年间，我的研究逐渐转向上古宗教与文化，但也间或从事一些阳明学研究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着阳明学史料的辑佚而展开的。在这里，有必要吧这些工作向读者略作交代。
1992年，日本广岛大学吉田公平先生寄赠其新著《陆象山与王阳明》，我翻阅之下，发现其书中所用一条阳明语录，从未见过，断定其为《阳明全书》中所未有。而此条语录注明引自《遗言录》，此书亦不见於国内图书馆馆藏，是故颇为留意。是年春夏间，福冈女子大学难波征男教授由在北大留学的永富青地君陪同，到寒舍造访，我即托其向吉田先生询问《遗言录》一书之情况。未久，难波先生寄来影印的《遗言录》。九月，吉田先生来华，访予于寒舍，复以一册装订好的《遗言录》相赠。此两本同出一源，为东北大学藏本，旧为狞野亨吉氏所藏，并附有《稽山承语》。
我翻阅之下，立即发现《遗言录》和《稽山承语》中有大量的阳明语录佚文，而日本学者并未注意；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佚文全部辑出。又因《遗言录》之内容，引起有关《传习录》历史的问题，更增进了我的研究兴趣。1993年3月，浙江社会科学院在宁波召开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地阳明学学者亦多参加，如小野和子教授，难波征男先生，钟彩均先生等。我在首场发表“《遗言录》与《传习录》”的论文，介绍了我在《遗言录》中发现大量佚文的情况，并对《传习录》的形成史重加检讨。我首先对吉田先生和难波先生表达了感谢，并说明《遗言录》有十分之四不见于阳明全书，《稽山承语》几乎全部不见于阳明全书，且应允将所辑出的佚文另文发表。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文化》1994年2月第九期。浙江归来之后，我请我的研究生把我所辑出的王阳明语录佚文八十余条复加勘校，于1993年4月交由《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刊出，题为“王阳明语录佚文辑校”，并冠以我所写的《关于遗言录、稽山承语与王阳明语录佚文》的长序。该文之所以在《清华汉学研究》发表，是因为该刊原定以繁体字印行。新发现的古代文献资料，为与原文一致，当然最好以繁体发表，可是后来出刊，却仍是简体字，亦无可奈何。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曾问我何以不以繁体字发表此文，他不知我的初衷本亦如此，其实，如果当初在台湾发表，一切问题就不会有了。1995年我在东京大学授课，即讲读在《清华汉学研究》所发表的这些佚文。
此外，我以前早亦注意到在《明儒学案》中有不少阳明语录的佚文，所以在《遗言录》和《稽山承语》的辑佚完成后，我又指导几位研究生，将《明儒学案》中的阳明语录佚文辑出，共七十余条，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十七辑。1995年我在日本讲学期间，还把《王龙溪文集》等文献中的王阳明语录佚文辑出，共七十条。
此三部分的佚文，已达近二百三十条；而旧本《传习录》的语录，上卷一二九条，下卷一四一条，一共也只有二百七十条。所以，这些材料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收获。上述这些工作推进了世界阳明学文献资料的研究，也体现了中日学术交流的成果。比如日本学者早就使用过《遗言录》，但并未发现其中有大量佚文。但如果不是日本学者将材料相赠，中国学者也无从研究。在我们的工作公诸学界之后，日本学者进一步对这些佚文做了详细的注释，为利用这些材料，提供了方便。同时，这也引起了日本学界对日本保存(而中国无存)的阳明学文献的重新调查，并且还因此发现了阳明文集公移部分的佚文。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电脑网络时代和文献电子化的时代，与以前我们用人脑的记忆来作古文献的辑佚相比，这一类的工作应当可以更加快捷方便。所以，我期望有关阳明学文献的收集、辑佚、整理，会因此取得更多的收获。以上略述了本书完成之后，我所作的有关阳明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印本书篇幅已经不短，故不能将上述研究成果补入本书，一并印行。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将上述研究和我所作的其他明代思想的研究，结集出版，献给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陈来2000年3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繁体本，共628页。本书在初版的十年之后终于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算是了结了一桩心愿。在这十年中，特别是1990年代后半期，电脑和网络技术发展很快，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王阳明文献的辑佚，可以由一般学者去完成。所以我这篇自序意在表明，把已有的成果结集出版，我自己今后则不必再从事此项工作，而可专心于思想文化的研究。这里所说的把我在本书之外的阳明学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计划，在几年后实现了，这就是200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我所作的王阳明思想资料的辑佚及相关研究，都已收在其中。因为已经有了《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所以此次本书的新本就不增补《有无之境》初版以后的相关研究了。
四、
此书在台湾出版的曲折已如上述，韩文译本的完成亦经历颇久。此书初版不久，韩国西江大学的郑仁在教授即来联系要翻译此书。郑教授译作不少，我当然很高兴由他来翻译此书，据说在他的博士班上也分了工进行翻译，惜乎多年未见完成。后来高丽大学的田炳郁君到北京大学作高级进修生，在他的认真努力下，把全部翻译完成了， 2002年11月我为此书的韩译本写了自序：
正如我在拙著《宋明理学》中所表示的，中国学术界习惯称之为“理学”的思想体系，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中心，虽然源出中国，但若置之于整个东亚文化史来看，则其思想体系在空间上并不仅限于中国大陆，在时间上也不限止于明朝结束的十七世纪中叶。在近世的文化传播中，这一思想体系已成为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或普遍形态，正如希腊与希伯莱文化之于欧洲一样。因此，朝鲜时代的朱子学在哲学论辩方面的发展，江户时代的阳明学在实践方面的发展，都是广义的“理学”（即西文所谓Neo-Confucianism）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理学”是东亚文化圈的共同精神遗产。
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对理解理学的整体和研究中国明代的思想，以及研究韩国、日本的阳明学，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就韩国而言，虽然在韩国思想史上阳明学远不如朱子学影响来得大，但郑霞谷等学者发展的韩国阳明学仍是韩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东亚阳明学的一部分，需要结合阳明本人的思想加以分析。而且，阳明学的研究将有助于对朱子哲学以及韩国朱子学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正是在与阳明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朱子哲学及朱子学派的理论特质。
本书所说的“有无之境”是指“有”的境界与“无“的境界的合而为一，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融合、亦即“有善有恶”的境界和“无善无恶”的境界的融合。
关于理学，我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已经出版了四部研究著作，这就是：《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其中《朱熹哲学研究》的增订本《朱子哲学研究》也在三年前出版。这几部书中，《有无之境》曾获得“中国图书奖”，《朱子哲学研究》曾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现在，这几部书中的三本，即《宋明理学》、《朱熹哲学研究》和《有无之境》的韩文译本都由在汉城的艺文书院出版，对艺文书院的内行的学术眼光，对他们在学术出版方面的慷慨，和对拙著的厚爱，我要表达深深的感谢。借此机会，我也愿向所有参加翻译拙著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希望我的有关理学的这些研究，能在推进中国—韩国的学术交流方面，在推进中国思想与韩国思想的研究方面，略尽微薄之力。陈来 2002年11月8日于北京大学
本书在国外的影响我本有所留意。本书出版后不久，已故日本著名儒学研究家冈田武彦先生便在他的新书王阳明传中吸收了本书的研究成果。1995年冬我在日本九州大学讲演后，前往日本著名的阳明学权威、当时已年近80的荒木见悟先生家拜访，荒木先生拿出《有无之境》打开，上面都是用红笔划的道道，与我讨论，使我亲身感受到日本学者对此书的重视。不过，我仍然担心，本书的论述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对于一般的外国学者而言，并不容易完全理解，除非有较好的译本。所以，我一直关注韩文翻译的情况。2003年韩文译本终于在汉城的艺文书院出版，此书译成韩文有750页，对于田君卓越的工作，我由衷地表示感谢。韩译本更在2004年被评获大韩民国学术院优秀图书奖，这不仅是对作者的鼓舞，更是对译者最好的回报。
在本书初版十几年后的今天，书籍出版的形式与质量已经全然改观。因此，重新印制此书来满足今天读者的需求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过去的几年中，曾有几家出版社向我表示希望重新出版此书，但我一直出于念旧而辞谢了他们的美意。可是原出版社在此书已出版了十几年后，直至今年，仍然没有意愿把此书重新包装印制出版。这使我终于下决心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建议而另谋途径。现在，本书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本，而北京大学是我所服务的单位，这在我当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本书的新版，在内容上一仍其旧，并无增删改动，只在最后附加了征引书目和索引，以方便读者。
最后，对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凤珠女士的费心安排与大力协助，谨表示真诚的感谢。
陈 来
2005年7月19日于蓝旗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