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总是很有争议。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对立的国度，政权是压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权力不放，而民众则在异见人士领导下进行着抗争。一些欧洲人，例如在奥斯陆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
这种观点使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信地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他们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但最后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没有崩溃，而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
这种反复的预测失灵使我们有必要学会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也许可以像17世纪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或者像他同时代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那样，把重点放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自然的宗教”上：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如何采用了世俗的、比较贴近自然的方法，而非当时欧洲盛行的神学方法，来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我们会发现，过去3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和社会变革：约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场变革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也高于不少发达国家，中国今天的发达版块人口约3亿，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总体繁荣程度已不亚于南欧发达国家，而像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纽约，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城市治安这样的“软件”，上海均好于纽约。
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但中国的总体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释这种成功？有人说这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资的数量来看，东欧国家吸引的外资比中国多得多。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很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威权政府的作用，在亚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许多威权政府，但他们无法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如果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中国模式”。在解释中国模式之前，我想先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
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罗斯，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这样性质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我可以打一个不很准确的比方：这就好像古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持续至今日，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现代经济，融各种传统文化于一身，还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语。
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这“四超”特征，中国的崛起必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经历的“春运”，客运量至少为2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都挪动一下。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与无穷机遇。
中国有超广阔的疆土，中国是一个包含了巨大地域差异的大陆。中国在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内，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哲学、经济、医学、军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还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建筑艺术，中国菜肴之丰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大的菜系有8个，每个菜系都包含了无数的子菜系。我个人认为中国8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大于法国菜系，尽管这个观点在这里可能会有争议。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中国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整合而形成的。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现在再来谈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个特点：
第一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提出了这个观念。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中国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是民生为大。这也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务实政策。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涌现了无数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又为中国后来制造业的崛起和外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民生为大”这一特点也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某种偏见，即公民政治权利总是高于其他权利。中国模式的这个特点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命运。
第三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比谁都更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将近一个半世纪中，我们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8到9年，我们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从外国入侵、农民起义到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疯狂使中国没有多少持续的太平年景。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第四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他鼓励各种改革的试验，我们的经济特区就是进行改革试验的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这个特点使中国避免了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瘫痪和解体。
第五是顺序差异。中国改革的总体顺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下一阶段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的传统。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为中国制定了把中国建设成发达国家的70年大战略。直至今天，我们还在执行这个战略。这种跨长度的整体思维能力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内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盛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六是混合经济。中国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中国的经济体制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释放出了巨大市场力量的同时，国家努力保证宏观环境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成功度过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对外开放。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是有很强的学习传统。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中国保持了有选择地汲取别人长处的传统。我们甚至从有争议的“华盛顿共识”中学了不少东西，如企业家精神和外向型经济，但中国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中国政府能够推动形成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广泛共识，能够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如推动中国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刺激经济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特点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强势政府观，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组成的基础是“选贤任能”，毕竟中国在上千年前就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虽有不足，但不大会产生低能的领导人。
从根本上讲，一个政治体制的品质，包括其合法性来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确，而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正确，这个内容就是要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并要以人民的满意度来检验。“良政还是劣政”远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谓“多党竞选制度”的话。我们强调内容正确高于程序正确，这本身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良政为导向的实践来创建和完善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各种程序。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中国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勾勒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径，即通过渐进、试验和积累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理念和做法。
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自然出现了各种问题，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消除腐败、缩小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等。但中国还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战乱和革命，又经历了30多年相当成功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中国人愿意继续走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之路。这个模式有自己的缺点，但可以不断完善，因为它已经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国经历了20多个朝代，其中至少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经验本质上是中国自己国情的产物，其他国家难于模仿。但是，中国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实践，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国际影响，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不断试验、“良政还是劣政”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种变革，从一种纵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转向一种横向的世界秩序。纵向秩序的特点是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和实践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横向秩序的特点是各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竞争。这将是一种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欧洲哲学家朋友告诉我的故事：1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专程来到这里，来到海牙，偷偷地会晤了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为什么要偷偷地会见？因为当时斯宾诺萨是一个被教会除名的异教徒。两人一起探讨了一些奇异的思想，包括中国那种世俗的、非神权的治国方法。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复兴的背后还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治国理念。莱布尼茨见了斯宾诺萨之后，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
叙述这个故事，并不是要建议荷兰参议院建立一个中国处，因为荷兰有举世闻名的中国学和中国研究传统。但我还是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欧洲启蒙时代那些知识巨人的精神，特别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寻求新知的勇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荷兰人的精神。我们有必要以这样的精神和勇气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国之道，无论这一切乍看上去是多么异样。
如果这样去行事，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意识形态驱使而误判中国，我们也能因此而丰富我们集体的智慧，从而更好地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消除贫困，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文明冲突等。
（此文是张维为教授在荷兰参议院的演讲，发表时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