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的背景更为复杂

与20年前相比较，当前改革共识的背景更为复杂。美国“重返亚洲”等国际新形势引发国人的“受害者心理”，贫富分化和既得利益群体相映照引发人们的“弱势心态”，使人们心目中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渐模糊，多元思想让改革共识难以达成，多元利益使改革动力难以凝聚。从改革共识的价值源泉考察，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资本文明极限的超越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就不可避免地潜在地包含着资本文明的极限与矛盾，问题在于东方社会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既要利用资本文明所带来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又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原则，避免淹没在资本主义利己主义冰水之中的各种痛苦。当代中国人建设共同富裕的和谐中国，决不能没有马克思超越资本文明极限的思想理论指引，也不能不借鉴发达国家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和教训，更不能失却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勇气。

改革共识存在着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国际战略价值判断问题

从改革共识的价值源泉看，首先存在着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的价值判断问题。既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但是我们还未能养成大国思维意识和大国应有的战略心态，在内心深处，依然还有弱国、穷国受害者的心理和思维惯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的动作，国内媒体和学界纷纷呈现出比较悲观的论调，认为美国在加紧对我国的“围剿”，我国周边环境恶化，战略机遇期不再存在，甚至有人主张战略上采取过激措施予以回击。作者比较赞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的看法。张教授认为，过于悲观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担心，在势头上失去了主动;自信，就是要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当仁不让，该出手时就出手。否则，夸大美国的优势和能力，将周边和世界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西方叵测之心的表现，低估自己的能力，听风就是雨，过于敏感，意气用事，就产生了受害者心理，恰好陷入了别人的陷阱。国际形势正进行冷战以来最大的调整和重组，中国处于历史上少有的有利地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处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时候，只有不被西方政策牵着鼻子走，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改革共识还存在着一个“腐败与改革赛跑”的价值判断上的困惑

分配正义、清正廉洁和生态文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然而与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与社会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相比较，我们究竟如何作价值衡量与价值评判，这是关系到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的基本价值立足点问题。这里，我们必须承认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他弟弟邓垦谈话的极端重要性，就在那次谈话里他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强调富裕起来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他还认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的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而引发利益格局多样化，虽然不同的人们有时也会产生种种“弱势心态”，也会遭遇“不闹不解决”的非正常状况，遇到待遇不公时甚至有人也会上网宣泄“咆哮”。然而，30多年改革开放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同时，也普遍改善和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具备起码社会常识和基本良知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失却基本的政治共识，离不开柴米油盐物质需求的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发生根本利益上的迷茫困顿。特别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实践体验对照的我国人民群众不仅有着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且相信执政党有能力解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有现成的实例为证。亲身经历过日本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事件的旅日中国侨民，无不称颂国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抗震救灾以及对比之下凸显的种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对此，人民群众有着基本的政治共识：“风景这边独好。”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一基本价值判断决不能动摇，否则就会迷失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失误。对此，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同时他们的眼睛又是雪亮的。基本政治共识并不能解决改革共识缺失问题，也不能解决改革动力缺失的深层次问题。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寄希望于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自我建设，认真及时解决好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这就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坚信执政党是决不会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的。

改革共识的价值源泉关涉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普遍价值体系问题

所谓社会共识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大体一致的普遍认知，它既是社会整体存在的基础，也是人们判断与行动的价值载体。回溯老祖宗如何看待这类问题，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心态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虽然真理开始时是由少数人发现的，但真理要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需要一定的条件。当年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醒人们，只有把一个个由个人发现的问题提升到社会的高度，形成共同的社会问题，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重视，才有切实解决的可能，并且只有用“主义”才能使社会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从辩证思维的逻辑范畴分析，今天我们所要达成的改革共识背后的价值理念，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具体的普遍性”。列宁称赞这是一个“绝妙的公式”，因为这“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他还认为这“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完全正确地理解它的年轻人口中说出来时，总没有阅历极深的成年人心中所具有的那种含义和广度，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全部力量”。毛泽东当年一再期望实现的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整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是以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秩序。

从当前改革共识的价值源泉来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理性与公正理性的统一，就是发展不能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不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地区的发展，这恰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根本要求。只有当这种人们自己社会活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人们的支配时，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才能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